流感一直是人类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百年间，人类对流感病毒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仍然有许多未知，仍然无法阻止和战胜这个“连环杀手”。
为了抗击流感，人类试过哪些奇葩疗法？
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发生。经验和教训，也许是人类唯一拥有的可以与之抗争的免疫力。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二）
□ 杰里米·布朗
几个世纪以来，鸡汤被认为是治疗咳嗽、感冒、发烧、寒战的土方——这些都是流感的症状。母亲总是提醒我要把汤喝完，这样整个冬天就不会生病了。鸡汤是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最鲜美的预防性药物。
许多年后，我在伦敦的一所医学院校看到了一项研究，说鸡汤可能真的有用。这篇文章发表在1978 年的《胸科学》（Chest ）杂志上，文章的标题就像鸡汤那样鲜美：《饮用热水、冷水和鸡汤对鼻腔黏液流速和鼻腔气流阻力的影响》。
在此项研究中，肺病专家让健康志愿者选择喝热水、冷水或热鸡汤，继而检测鼻腔阻塞程度的变化。研究者总结道，热水有助于疏通堵塞的鼻子，鸡汤含有“一种额外的物质”可以使通畅程度更好。没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是什么神秘成分，但研究者推测鸡汤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蔬菜和鸡肉的营养搭配。
有时候，古老的经验会带来临床上的成功。对于其他曾被用于治疗流感的方案或药物，我也希望如此。
灌肠疗法、水银疗法、树皮疗法、放血疗法等，都是一些你想不到且让你恶心反胃的方法。值得庆幸的是，你不是出生在20世纪初。今天，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会给你用这些方法。但是就在100年前，它们却是当时最先进的方法。更让人震惊的是，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自认为最先进的方法也未必比过去那些显得粗鲁的方法高明多少。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总统后不到3年，就躺在了他的临终病床上。作为最后一种挽救他生命的方法，医生们切开了他的血管以阻止感染摧毁他的咽喉部位。华盛顿经历了4 次放血，最后一次是在他死前几个小时。
放血疗法就是把人体的血液、毒素和病原体排出体外，这是两千多年来主流的治疗方法。在任何有用的药物或治疗方法出现之前，放血疗法几乎是当时的全部了。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世纪。现在全球最著名的医学期刊之一《柳叶刀》（Lancet）就是以放血疗法的主要工具命名的。
放血疗法从未成功过。事实上，它极其危险——问问乔治·华盛顿就知道了。但是在20 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这种方法仍然被用于治疗流感，不仅限于非主流的医生，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军医也会推荐使用。而且，这些医生还在权威的医学期刊上撰写了他们放血的经历，包括激进的《柳叶刀》。
1916 年12月，3 位英国医生在法国北部服役，此时距离1918年流感大流行还有大约2 年时间。他们描述了一场席卷整个军营并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疾病。医生们确诊这次的疾病是由流感杆菌引起的。并将其命名为“化脓性支气管炎”，医生们还描述了他们如何努力治疗一个可怜的患病士兵的失败经历。
“迄今为止，”他们写道，“我们已经无法找出任何对疾病治疗起作用的疗法了。”然后还写道：“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并未对这名患者起作用，可能是因为我们没能早点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只是快速浏览了论文，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信息——英国医生试了静脉切开术，即“放血疗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未奏效——他们认为或许是因为他们试得太晚了。两年后，在流感大流行的高峰期，另有几位英国军医也报道了给病人放血的病例，只有这次，至少在某些病例中这种方法奏效了。
在20 世纪，并不是只有英国人还在坚持给病人进行放血治疗。1915年，海因里希·斯特恩（Heinrich Stern），纽约的一名医生，出版了他的著作《放血疗法的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Bloodletting ）。斯特恩反对将放血疗法用于大多数疾病，但他确信这种方法对某些疾病是有用的。
在将放血方法推荐为流感一线疗法的问题上，斯特恩是有点矛盾的。但就在差不多10 年后，在美国的顶级医学期刊上，医生们仍然支持用放血疗法治疗肺炎，而且他们深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当“我们更为保守的方法失败后”，放血疗法会成功。用放血疗法治疗流感最终在20世纪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他的野蛮且让人生疑的方法仍然是医学计划的一部分。
1914 年，一个名叫阿瑟·霍普柯克（Arthur Hopkirk）的医生出版了一本黑色封面、烫金书名的小书——《流感：历史、自然、起因和治疗》（Influenza: Its History，Nature，Cause and Treatment）。书里推荐了一系列怪诞的流感治疗方法。对于发烧，霍普柯克医生推荐了“大清洗”，即泻药，换个好听的名字叫“冒泡的氧化镁”。流感重症患者需要效用更强的泻药，如升汞，这是由氯化汞制成的。众所周知，汞是有剧毒的。
霍普柯克1914 年的著作里确实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在推荐升汞的同时，他还推荐了
阿司匹林——从柳树的树皮里提取出来的物质（当然今天阿司匹林仍然在使用，只不过你可能用的是泰诺或布洛芬）。即便这是个有价值的建议，但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别的医生并不知道如何安全地控制剂量。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很多人并非死于流感，还有些人死于阿司匹林服用过量。许多人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可能因服用了超高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因为流感本身而丧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但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健康的年轻人死去——这一人群在今天看来是很少会被严重的流感感染的。
霍普柯克，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也用奎宁（quinine）来治疗流感。奎宁提取自南美的金鸡纳树（the cinchonatree）的树皮。当地人用它来治疗疟疾。直到10年前，奎宁还是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现在它在根除疟疾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它又是怎么被用于治疗流感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像流感一样，疟疾也会引起发热，而奎宁可以减少发热频次，能有效缓解症状。如果奎宁可以治愈与疟疾相关的发热，为何不能将其用于治疗所有的发热呢？所以，奎宁就成了对抗流感的“武器库”里的标准化装备。
但是奎宁并不会像阿司匹林那样直接减少发热，所以它对于流感引起的发热起不到作用。更糟糕的是，服用高剂量的奎宁还会引起视力问题，甚至导致失明、耳鸣和心律不齐。总之，对于流感而言，奎宁是一种危险性高且毫无用处的药物。
关于我们如何与流感做斗争的，我最喜欢讲的例子就是1936 年一个流感病人的护理记录。这份记录被当成传家宝保存了下来，并在70 年后出版了。在3个星期的治疗里，这位病人经历了一连串惩罚性的安慰剂治疗：芥末石膏粉（一种民间偏方，涂在皮肤上）、阿司匹林（治疗发烧）、可待因（codeine，治疗咳嗽）、酚酞（phenolphthalein，一种会致癌的泻药）、其他咳嗽药、樟脑油、7 次灌肠（7次！）、直肠管（别问做什么用）、
镁乳（另一种泻药，求上帝快去帮帮他）、乌洛托品（urotropine，一种尿道抗菌药），以及安息香酊。这个病人至少服用了5 次处方剂量的威士忌和14 次蓖麻油。事实上，他的7 次灌肠从医学上讲是必须的，因为他至少服用了39 次可待因，虽然抑制了咳嗽，但也会引起便秘。当时距离流感大流行已经过去了近20 年，但仍然有病人在用修道士的香脂和蓖麻油进行治疗。我们可以从霍普柯克1914 年出版的书里和那个接受了过度治疗的可怜病人的护理记录里总结出来的是，医生用了许多民间偏方对付流感，这些偏方往好了说是没用，往坏了说就是有毒。
并非所有医生都会像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江湖郎中那样去给病人看病。詹姆斯·亨里克（James Herrick）是一名在芝加哥工作的医生，曾就读于伊利诺伊的拉什医学院（RushMedical College），被公认为是一位成功的医生。
亨里克是最早向神水和民间偏方发起挑战的人之一，这些东西确实让流感病人受到了伤害，甚至因此而丧命。亨里克经历了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是1890 年和1918 年。他的诉求很简单：在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起作用之前，医生们不能把能用的药都用上。
在1919 年夏天写下这篇文章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正从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中恢复过来。亨里克写道，“大多数治疗流感的医生都是基于‘肤浅的观察和有限的经验’而进行治疗的。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疾病是有自限性的，即它常常能够自愈。”
亨里克说：“让我们尝试一些更切合实际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不是开些毫无作用的药物。例如，隔离和戴口罩，以防止传染；让病人多喝水，以防止脱水；还要多休息，要好好地休息。”几周的卧床休息，少量户外活动，多呼吸新鲜空气，保持安静，多睡觉。他的治疗方案恰恰代表了保守派的主流意见。
当然，亨里克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他也赞成使用泻药，并坚持“在患病初期肠道必须彻底打开，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让肠道失去活力”。我们应该对他的这个观点表示宽容和理解，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其他超越时代局限的常识性观点：
在治疗严重的自限性传染病时，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要仅仅因为确诊了就开药。当想到流感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时，头脑再冷静的医生的自我约束也会被置之脑后。在流感肆虐的时候，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恐慌气氛在人群中蔓延扩散，医生过去形成的良好判断力也会变得找不着方向。医生会忘记其实大多数流感病人根本不需要服用什么药物。本来就不该有什么常规治疗方案规定了某些药物应该在某个时间段使用，而根本不考虑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用药指征。治疗方案应该给患者带来希望，根据患者的症状来确定，因人而异。
最后一句是金句。这句话值得每所医学院的每位医学生牢记。等一等，看一看会发生什么，针对病人的症状用药，看看病人的个人档案，考虑病人的情况，进行个性化治疗。
简直无法想象，我们曾经将放血、灌肠、香槟、毒气、蓖麻油视作治疗流感最先进的方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尽管现代医学显示出了种种优越性，但治愈流感仍然是我们未解决的难题。我们仍然受到流感病毒的威胁，担心1918 年流感大流行会卷土重来。要想知道为什么流感依然难以治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病毒本身。
文章内容节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书《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第一章，作者：[美]杰里米·布朗，译者：王晨瑜。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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