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走进中国历史:明“梃击案”中的大荔人

中国历史上擅演宫廷谜剧,像众所周知的清宫四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乾隆身世”,当然也有人所鲜闻的,如晚明三大疑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后三起相互关联、颇有顶针续麻意味的事件扑朔迷离,直接为大明王朝的纷乱与衰亡埋下了伏笔,而果敢刚直的王之寀则在智断“梃击案”中留下史上一抹靓丽的“大荔色”。

走进中国历史:明“梃击案”中的大荔人
走进中国历史:明“梃击案”中的大荔人

梃击案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一场有关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政治事件。明代关于储君的册立顺序和大多数朝代一样,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万历即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其老师便是明代关中入阁第一人马自强(大荔人)。正室皇后无子,按说庶长子朱常洛理应为皇太子,可神宗却因宠爱郑贵妃欲越次册立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神宗的想法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朝臣死谏遵祖训立长子,皇太后和皇后也予以全力支持,神宗被逼急了采取拖延战术,长达十五年不肯立太子。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长子已经二十岁时才无可奈何下诏确认了他的储君地位,可神宗心里一直挂念对三儿的亏欠,“既然不能给爱子足够的权力,就给他足够的荣华吧”,于是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而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按道理应该尽快到属地洛阳就任,但却迟迟没有离京伺机而动。因此,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并不稳固,双方势力明争暗斗之下爆发了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走进中国历史:明“梃击案”中的大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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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黄昏,有一男子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手持木棍击伤宫内多人并欲刺杀太子,内侍闻讯赶来逮捕该男子并马上报告万历神宗。法司提审问罪,男子自称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再没说上几句就开始装疯卖傻。案件移交刑部定论,本来刑部想顺着“上边意思”把这个敏感的案件大事化小,以犯罪嫌疑人是疯子糊里糊涂结案,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偏偏遇到个有正义感、不怕事奓的大荔后生——六品小官、刑部主事王之寀。王之寀虽职位不高但办案经验老道,对惊天动地的“梃击案”很留心,一个农民如何能闯进慈庆宫?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不简单!于是在五月十一日值班分发囚饭时故意刁难张差“吐实与饭,否则饿死”。这招果然厉害,饥肠辘辘受不了饭菜诱惑,张坦白一个月前在济州赌钱输后遇上个太监,这人说按他的要求办事就给30亩土地,于是随其进京入宫,又在事发之日被劝喝酒和递木棒,怂恿冲进慈庆宫见一个打一个,尤其是打死穿黄袍者(太子朱常洛)重重有赏。王之寀循着口供一查,郑贵妃身边的太监庞保、刘成便露出来马脚。朝臣们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指责郑贵妃谋害太子意图不轨,一方是太子,一方是宠妃,既是国事,又是家事,弄得神宗左右为难。尴尬之下朱翊钧朱常洛父子达成心照不宣的政治协议,儿子表明“此事纯属意外,与他人无关!”老子确认“皇太子皇位无虞!”也就不再继续追查郑贵妃了,张差和庞保、刘成倒是没有逃脱身首异处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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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历史疑案的真相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定郑贵妃在为儿子清理上位太子之路,也有人怀疑是太子自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以至于神宗也有了逃不脱干系的种种说法,倒是对查明案件“真相”的王之寀,历史公论却是一致的好,当然这是有深层原因的。王之寀,字心一,同州朝邑县杨昌村(今大荔县韦林镇阳昌村)人,睿智才干,著有《光宗实录》四卷。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先授河北清苑知县,史载“刚毅有大节”,在大清河流域凿井千余口灌溉农田,又教乡民植桑载柳,百姓感恩戴德。后来升任刑部主事,在审理张差“挺击案”中建树奇功。福兮祸兮,当初王之寀认为张差并不疯颠要求深究案情,已经招引了神宗及郑贵妃的极大反感。连续25年不上朝的神宗碍于王之寀揭发庞保、刘成,只得上朝以释群臣疑虑,并强忍心中不满没有立即加罪王之寀,但在两年后(1617)“秋后算账”,将王之寀以“贪污”之名革职回乡。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同为1620年),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一个月内先后驾崩,朱由校(明熹宗)即位改元天启,宦官魏忠贤也由此逐渐得势。就晚明三大疑案而言,看似案子已经盖棺定论收场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在有心人操作下走进聚光灯的中心,随着东林党与阉党的权力博弈经历惊心动魄的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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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1621),朝中大臣为王之寀鸣冤叫屈,熹宗起用官复原职。次年(1622),执拗的王之寀旧事重提,上《复仇疏》抨击“三案”(指晚明三大疑案)查处的不清不白,唤起皇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觉醒的本意没有达到,反而激起了“认定张差是疯颠入宫者”群体的强烈不满,他们认定王之寀是东林党的代言人,恨之入骨欲除为快。后来,王之寀虽屡升尚宝少卿、太仆少卿、太仆寺卿乃至刑部右侍郎,但与结党营私、气焰嚣张的魏忠贤比起来,深陷派系之争的他还相当弱势。当初,朝臣争论“三案”魏忠贤本没有参与,但架不住党羽借势排挤正直之士的多番蛊惑,终在天启五年(1625)二月,“阉党”杨维垣竭力推翻“梃击案”,诋毁王之寀为幕后推手,王旋即被革职查办。时年三月,又将王之寀划入汪文言冤狱案,诬陷收受“奸党”二万金,将其与东林党六子共同下狱,不久便迫害惨死在狱中。难能可贵和值得赞叹的是,魏忠贤腥风血雨陷害王之寀期间,曾下令时任朝邑知县王乔栋(字弱侯,号北愚,今雄安新区雄县人)“罗列王之寀在朝邑的贪污罪证”。王乔栋素知王之寀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不忍心加害于他,于是将县官印信封存在府衙官库之中扬长而去,“这个昧心的官我不当了”。王乔栋的离任虽然没有让王之寀幸免于难,但在1628年新皇登基自己复出后,依然仗义执言为王之寀鸣冤,最终崇祯皇帝给王之寀平反昭雪,其家属也得到朝廷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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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王之寀传》载:“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近四百年过去了,王之寀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于跟“宅男”皇帝叫板的凛然正气着实可嘉,其不畏强权、肝胆为国的传奇故事名垂青史,可谓“大荔直男”“同朝硬人”!

-作者-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王小民

审核:康华

监制: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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