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大概成書於戰國中前期。西漢時期，《左傳》曾立為學官，後幾經廢立，成為“十三經”中的一部。作為儒家經典中的一部，過去常把它看成是經書。它記載了春秋時期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又是一部重要的史書。經書也好，史書也好，《左傳》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
承載著傳統文化中眾多價值觀的經典
《左傳》所記載的春秋時期，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時代。許多先進思想和價值觀，在《左傳》裡面得以體現。民本思想，《左傳》中最為鮮明。《尚書》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周書》）但是，到了春秋時期，全盛於殷商、西周時代的天道觀已經動搖，人們對“天”“人”關係作出新的解釋，從重視天道轉而重視人事，以民為本的思想越來越突出。桓公六年隨國大夫季梁說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就是突出的代表。雖然還有一個“神”在，但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實質是借“敬神”來表達他的“保民”理論。敬神告神，都離不開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豐、民心無違，才能取信於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祐。民心向背、得民與否也是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曹劌論戰揭示的就是這個道理。春秋中期以後，有關“保民”、“愛民”、“得民”、“恤民”、“成民”、“撫民”、“利民”的論述越來越多，哀公元年認為“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都說明民本思想越來越為統治者和進步思想家所重視，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觀念。今天我們提倡“以人為本”，正是對以民為本傳統思想極好的弘揚。
《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了晏子論“和同”的一段話。晏子所論之“和”“同”，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是具有樸素辯證法思想的一對範疇。晏子認為，“和”與“同”異。“和”是指眾多相異事物的相成相濟，即集合許多不同的對立因素而成的統一，譬如調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汲，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簡單相加，簡單的同一。所以“和”是對立統一，“同”則是單一。“和”就是要適中，要和諧。各種相異的對立的東西相成相濟，達到適中，才能和諧統一。晏子論“和”“同”，體現了對事物一與多、單純性與豐富性多樣性的統一認識。“和”“同”思想的提出，對於建構和諧社會，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左傳》還記載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所謂的“三不朽”說（襄公二十四年）。此說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其次倡導建功立業，為國家作出貢獻。再次是建言立說。“立言”之不朽，應該在“立德”、“立功”的基礎之上，“立言”與其時代價值和社會功利是緊密相連的。“立言”之不朽，顯示了人們對於言論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認識。
此外，還有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宣公十二年）、“多行不義必自斃”（隱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驕奢淫逸，所自邪也”（隱公三年）、“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公二十四年）、“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昭公五年）、“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公二十四年）等等，無不體現出傳統文化中影響深遠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與崇高的精神原動力。
開創了宏大歷史敘事的先河
朱自清說：“《左傳》不但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經典常談·春秋三傳第六》）“史學的權威”，在於《左傳》開創了宏大歷史敘事的先河。
首先，《左傳》是一部“言事相兼”（劉知幾語）的史著。《漢書·藝文志》說，古代“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尚書》重在記言，《春秋》專於記事，單一的記言或記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視了歷史發展的主體——人。而《左傳》卻擯棄了單一的記言或記事的“古法”，博考舊史，廣採佚聞，集記言記事於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嶄新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人是歷史實踐的主體，也是歷史認識的主體。《左傳》有意識地集中寫出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不但詳細地寫出這些人物的活動，而且揭示他們在春秋時期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賦予人物鮮明的歷史意義。《左傳》相對於“言事分紀”的《尚書》和《春秋》，在史學方法論上是一個質的飛躍。梁啟超稱讚說“左丘可謂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漢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在認識論上，它還可以給人們一個啟示，即文學是人學，史學也是人學。
我們說《左傳》開創了宏大歷史敘事的先河，還在於它全方位地展現了歷史。它把春秋時期從王綱解紐、諸侯蜂起，到大夫專權、陪臣執國命，直至家臣篡奪的整個過程都詳細描述出來，揭示了春秋時期權力下移思想觀念急劇變化的詳細過程。
春秋時期是諸侯爭霸的時代，因此戰爭不斷。《左傳》全書中共記錄了四百九十二起戰爭，寫得較詳細的大戰有十四次，如韓原之戰、泓之戰、城濮之戰等，詳細敘寫了戰爭中的奇計與謀略，這些奇計與謀略，可以成為孫子兵法的實踐註腳，有的在今天也有啟發意義。
《左傳》還展現了春秋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從《左傳》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周王室到諸侯宮廷中的日常生活、宮闈鬥爭，甚至夫妻密談、床笫之語。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外交頻繁，《左傳》對盟會制度，包括禮樂制度，外交中的賦詩用詩，都記載得詳細而生動有趣。此外，像婦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隸制度，坐賈行商，無不應有盡有。
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左傳》是一部儒家經典。《春秋》三傳之中，《左傳》開創了以史實解經的先河。《春秋》三傳，指的是《左傳》《公羊傳》與《穀梁傳》。《公》《穀》二傳，通篇設為問答體，著重開發《春秋》經文中的微言大義，不注重敘述史實。《左傳》解釋《春秋》，以敘事為主，通過歷史事實的記述，讓人們理解《春秋》的內涵。這種以史實說話的解經方式，對於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更有說服力。對後世的經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如南宋的呂祖謙，其研讀《左傳》，雖還恪守先經後史的原則，卻是更重視《左傳》中的史學價值。
文學的權威
說《左傳》是文學的權威，是說它同時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左傳》的文學價值，得到了多少後人的擊節讚賞。嚴復、夏曾佑曾說：“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就此而言，文學和史學找到了它們的契合點。
《左傳》是以人物、情節與細節來解繹歷史的。《左傳》作者記載歷史，非常注重情節。一個情節常常是一則有趣生動的小故事，眾多的情節構成了歷史事件，猶如花團錦簇，琳琅滿目，讀之趣味盎然。如晉文公重耳流亡這一春秋中前期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由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觀裸、過鄭、答楚、謝罪懷嬴、河邊誓舅、寺人披進見、介之推不言祿等一系列的情節構成。（《左傳》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儘管許多情節的敘述非常簡略，但是情節的鏈條卻非常清晰。這一連串的情節，還為日後晉文公的稱霸諸侯以及所採取的內政外交政策埋下伏筆。這些情節又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少的一環。於是情節成為解釋歷史運動過程的工具。
《左傳》敘事寫人的文學手法，可謂應有盡有。如文學手法中的細節描寫，善於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敘事寫人，白描手法，人物心理描寫，對比烘托，皆臻善境。《左傳》作為史傳文學中傑出的一部作品，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小說創作。
《左傳》中的外交辭令，歷來被人們所稱道，劉知幾說它是“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史通·申左》）又說是“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史通·雜說上》）《左傳》行人辭令之變化機巧，閎麗鉅衍，如修辭藝術中之委婉蘊藉，折之以理，懼之以勢，服之以巧，針鋒相對，綿裡藏針，乃至排比對偶，虛構誇張，鋪張揚厲，至戰國皆為縱橫之士所襲用，且有更大的發展。
清人章學誠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多種文章體裁的萌芽，可以在《左傳》中看到。據筆者統計，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體文章之始，舉《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之例者多達四十餘處，涉及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諧讔、史傳、諸子、論說、檄移、章表、議對、書記各體。其中舉《左傳》之例為最多。這些文體的萌芽，為後代文章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讀者研讀《左傳》，最權威的讀本是晉人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今天我們所說的“十三經”中的《春秋左傳正義》，就是在杜預的集解上再加上唐孔穎達的講疏，稱為《正義》。此外，今人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其註釋徵引豐富，最利於研讀。而一般讀者作為入門，則可讀王伯祥的《左傳讀本》或朱東潤的《左傳選》，雖是選本，乃是大家所選，卻是獨具慧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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