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魏碑是指南北朝（公元420-588年）北魏的碑刻，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刻石也通称为魏碑。南北朝是中国一个分裂的朝代，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分为南朝和北朝。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中华”和“衣冠南渡”，北方为胡人控制，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和中原政权南迁，中国历史中出现南北对峙，史称“南北朝”。南朝作为汉族政权和东晋的延续，依次是刘宋、萧齐、萧梁、南陈。由于南弱北强，疆域渐渐南移。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鲜卑族崛起，鲜卑族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乃至出身于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唐宗室也有鲜卑族血脉。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迁都洛阳，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其实所谓的“魏碑体”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反映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迁，社会风气的演变。它渗透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血脉，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与汉民族的内敛，北方书法的古朴浑厚与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隶书的笔势开张与楷书的结体严谨，给人以雄健开张的心理体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对后世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研究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载体。
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说“这类以‘斜划紧结’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书。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而施安昌则将其命名为“邙山体”。而多数人认为这类楷书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且在当时广为流行，故将其称为“魏碑体”。
事实上，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其实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造像记、碑刻、墓志、题记、明堂瓦文等。可以把魏碑分为主要四类：造像记、碑碣、摩崖、墓志铭。
龙门石窟有两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题记。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从此佛教兴盛。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像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造像记》
《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
《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记》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造像记》
《邑主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
《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
《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记》
《齐郡王元枯造像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比丘道匠造像记》
《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局部
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品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
若细分析，龙门二十品又可分为几类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康有为分之为四体，即，
深着劲重：《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
端方峻整：《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
峻骨妙气：《解伯达》、《齐郡王元枯》；
峻宕奇伟：《慈香》、《安定王元燮》。
如从结体、用笔等特点分析，《杨大眼》、《魏灵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贺兰汗》等品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无松散下垂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起落处犹如刀削，斩钉截铁，锋芒毕露。《尉迟》、《一弗》、《解伯达》、《高树》等品与上述各品风格基本相同，唯笔划较细，于稳重中又显俊秀爽利。以上诸品被书法家认为是龙门体书法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详》、《元燮》、《高太妃》、《马振拜》等品用笔趋于圆转，笔迹流畅，寓隶法笔意于楷书之中。《广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笔含蓄，锋芒内在，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唐楷无多区别。《慈香》一品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显得十分潇洒奇逸，在魏碑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风格。
此外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局部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局部
魏碑中著名碑碣除 《广武将军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华山庙碑》等为隶书外，其余都是楷书碑。著名的有《张猛龙碑》、《南石窟寺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莴高灵庙碑》、《晖福寺碑》、《吊比干碑》、《高庆碑》 、《贾思伯碑》、《根法师碑》、《高贞碑》、《元苌温泉颂》、《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赵君王修寺颂记》、《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张猛龙碑》，备受后人推崇。康有为说:“《张猛龙》犹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
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时名家，镌刻者亦非庸手，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的面貌，那么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魏书法的概貌。
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摩崖为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其中著名的有《石门铭》、《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
《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结体奇纵，字势飞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 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
《石门铭》局部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种，分布于山东天柱（平度）、云峰、太基（掖县）三山，其中云峰山有《郑文公碑》、《观海童诗》、《论经书诗》、《咏飞仙室诗》、《耿伏奴题字》。山顶有《云峰之山题字》、《九仙之名题字》，四周有《赤松子》、《王子晋》、《安期子》、《浮丘子》、《羡门子》5处题字。
《郑文公碑》、《观海童诗》、《论经书诗》相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遒劲雄强，冈中有方，结体宽博飘逸。“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包世 臣《艺舟双楫》)。诸刻石风格不尽相同，《郑》碑端穆严谨;《论经书诗》潇散跌宕；诸题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劲疏朗，无不与所书内容相吻合，充满“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的意趣。《郑文公碑》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郑文公碑》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的提出，突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郑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并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称道。清代包世臣谓此碑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为在看过《郑文公碑》后说，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有资格谈论书法。在清代，已成为“碑学”不可多得的珍宝。
康有为还认为郑道昭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钊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在他看来“书圣”之名应该给郑道昭，王羲之因为没有碑刻存世，所以不能称为“书圣”。有没有碑刻存世竟然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王羲之有点冤，因为不是他不想刻，而是不让刻啊。
《郑文公碑》局部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匡喆刻经颂》等意趣与 《瘗鹤铭》、云峰山刻石迥异，可谓是佛家书迹的代表。尤其是《金刚经》用笔浑厚丰满，结体端 庄宽博，浑穆简静，大有容天下万亊的雍容气度。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局部
《瘗鹤铭》局部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十六宗》又将诸刻石按其审美情调分为十六宗，今将其整理如下表：
宗派 刻石代表 同类刻石举例
上三宗 雄强茂美 《爨龙颜碑》 《灵庙碑阴》
飞逸浑穆 《石门铭》 《郑文公》、《瘗鹤铭》
瘦硬峻拔 《吊比干文》 《隽修罗》、《灵塔铭》
中四宗 正体变态 《张猛龙》 《贾思伯》、《杨》
峻美严整 《始兴王碑》 《李仲璇》
静穆茂密 《敬显》 《朱君山》、《龙藏寺》
丰厚茂密 《晖福寺》 《穆子容》、《梁石阙》、《温泉颂》
下六宗 质峻偏宕 《张玄》 《马鸣寺》
浑劲质拙 《高植》 《王偃》、《王僧》、《臧质》
体骨峻美 《李超》 《解伯达》、《皇甫麟》
峻健丰伟 《杨大眼》 《魏灵藏》、《广川王》、《曹子建》
虚和圆静 《刁遵》 《高湛》、《刘懿》
平整匀净 《吴平忠侯神道》 《苏慈》、《舍利塔》
外三宗 榜书 《经石峪》 《白驹谷》
篆书 《石鼓》 《琅琊台》、《开母庙》
西汉分书 《三公山》 《裴岑》、《郙阁》、《天发神谶》
前十三宗以审美风格划分，外三宗则以书体划分。
《爨龙颜碑》局部
沙孟海先生《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书法》指出：北碑结体大致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赖非先生在此基础上，翻阅大量出土资料，进一步提出：北朝早期的作品“斜画紧结”，晚期的作品则“平画宽结”， “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是北朝书法的两个阶段的特征。
北朝石刻书法艺术特色，康有为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概括，计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 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北碑“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 并说:“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 《广艺舟双楫》）。清人的实践证明了康氏所 言不诬。
北朝洛阳碑刻的书写者有不少当时的书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义章、萧显庆等人是龙门石窟一些造像题记的书写者，但史传无载，很可能是精于书法的普通人。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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