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研究和革命實踐中長期關注的國家。在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創立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在對中國社會情況的整體把握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和論述，集中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就中國問題所作的系列科學判斷和精闢論述，對於我們今天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認識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流和本質、經驗和教訓，從而全面理解中國人民在艱辛探索中所作的歷史選擇，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形成發展的時空境遇
理論來源於現實。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和研究處於遙遠東方的中國，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他們所擔當的歷史使命是分不開的。
中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世界市場的最後一塊拼圖。自18世紀60年代始，西方國家相繼進行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及其發展過程就是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開闢新的原料市場和商品市場、逐步奪取世界殖民霸權的過程。發展落後的亞非拉廣大地區被強行納入資本主義體系，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中國成為殖民者侵略與掠奪的對象，也是自己難以主宰和無法避免的。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英國殖民者利用中國人民發明的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而將中國強行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自此，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定規則的“朋友圈”中，多了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尚處於日益衰微的封建制度的大國，這就是中國。為了滿足西方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加緊對海外原料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強佔和掠奪，1851—1864年發動了規模更大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讓這個曾經以地域廣闊、物產豐富、人口眾多、文明璀璨著稱的東方大國，進一步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走向日暮途窮的崩潰邊緣。
中國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理論和實踐需求的組成部分。從19世紀20年代、3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革命運動匯聚成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1831年和1834年發生的法國里昂工人起義，1836年開始的英國憲章運動，1844年爆發的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標誌著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始顯示出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作用。無產階級提出了自己獨立的政治經濟要求，衝擊著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是這三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均以失敗而告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革命理論指導。1849年8月至11月，馬克思、恩格斯相繼離開歐洲大陸來到倫敦。他們總結革命的經驗和教訓，豐富和發展他們創立的科學理論，為迎接新的鬥爭高潮進行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鑑於歐洲革命的失敗、工人運動陷入低潮這一客觀實際，在研究制定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和原則的過程中，將目光更多地投向東方，關注被壓迫民族的命運，希望從中找到革命的希望和曙光。
中國是作為特約通訊員所必須觀察和研究的重要焦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與他們謀求生計的機緣也是分不開的。1849年，馬克思離開巴黎到達倫敦，開始了他研究生涯和革命歲月中的“倫敦時期”。因為生活窘迫，馬克思應邀成為《紐約每日論壇報》駐倫敦的特約通訊員，以獲取相對穩定的收入來維持家用。由於工作性質和報紙發行的需要，報社要求馬克思多寫作一些時事政論性的文章。這一時段兩次鴉片戰爭相繼爆發，加之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中國自然而然就成為了馬克思重點關注的對象之一。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這一時期仍然時常陷入英文不好的苦惱，所以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許多文章大多是由恩格斯幫助翻譯完成的，這裡面當然也包括一些恩格斯個人的作品。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及中國問題的深刻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就中國問題所作的系列科學判斷和精闢論述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具體社會歷史事件、特定民族地區歷史命運的光輝典範。
關於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研判。馬克思指出，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是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首先是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徵。人們通過自己勞動生產，生產自己所需要的農產品和大部分手工業品，這就決定了以勞動產品交換為主要特徵的商品經濟在近代中國社會是沒有生存空間的，能夠適應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只能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次是專制集權制度的經濟土壤。馬克思認為，“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係”。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發展中，基於以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孕育形成了以家長制、宗法制和中央集權制為主要標誌的專制集權制度。最後是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加之與之相對應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這一上層建築，推動或者確保了中國封建社會綿延長達2000多年，鮮明地表現出來內在的穩定性。但是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根本變化時，中國就成為了西方列強競相掠奪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正如馬克思所說，“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
關於對華鴉片貿易罪惡實質的披露。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馬克思援引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的話說，“‘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一是從無到有、由少及多，鴉片貿易的無恥和殘酷盡顯無疑。馬克思對中外鴉片貿易史作了詳細考察研究，從1767年以前的不超過200箱，到1800年已達到2000箱，進而到1834年驚人地高達21785箱。馬克思寫道，“這種貿易，無論就可以說是構成其軸心的那些悲慘衝突而言，還是就其對東西方之間一切關係所發生的影響而言，在人類歷史記錄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二是偽善面孔、標榜文明，鴉片貿易是英國謀求鉅額利潤的真實野心。英國政府壟斷對華鴉片貿易，不惜以各種手段擴大自己的貿易收益，滿足自己對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它嚴密地壟斷了這種毒品的全部生產，藉助大批官方偵探來監視一切：種植罌粟，把罌粟交到指定地點，按照中國吸食者的口味提煉和調製鴉片，把鴉片打成便於運輸的貨包，最後運往加爾各答，由政府拍賣，國家官吏把鴉片移交給投機商人，然後又轉到走私商人手裡，由他們運往中國。”三是難以彌補、無法癒合，鴉片貿易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巨大歷史傷痕。大量的鴉片輸入毒害了中國人民的身體，消磨了中國人民的意志，在腐朽的封建統治和殘暴的列強侵略面前，他們麻木、庸怠，甚至墮落。同時也使得白銀不斷外流，國庫虛空，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
關於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行徑的論析。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海盜式”侵略的戰爭實質。其一，亞羅號事件為英國發動戰爭提供“引信”。中國水師在一艘航行執照已過期的懸掛英國國旗的船上對涉嫌走私的12名中國人進行抓捕，但遭到了英國領事的挑釁，其給出的理由是中國無權在英國船隻上抓人。他們的另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是英國國旗被扯下了。就這樣英國侵略者發動了對廣州的攻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火也隨之愈燃愈旺。其二，“換約”幌子難掩英法列強蓄謀已久的侵略行為的事實真相。在天津條約簽訂一年之後，英法兩國公使打著“換約”的幌子，在英國遠征軍的“護送”下朝著北京的方向逼近。在天津大沽炮臺處，這支遠征軍動用武力向著白河方向強行登陸。但是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蒙古軍隊對其進行毀滅性轟擊。遭到重創的英國方面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侵略行徑也就隨之而爆發。其三，將俄國在西方列強炮火刺激下的侵略野心展現得淋漓盡致。俄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炮火中趁火打劫，攫取了較之於英法美等直接發動者都要多的利益。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從目前同中國人發生的衝突中，俄國不要花費一個錢，不用出動一兵一卒，到頭來能比任何一個參戰國都得到更多的好處”。
關於中國人民反抗侵略戰爭的論述。恩格斯表示：“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一場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其一，西方列強的炮火摧毀天朝上國的迷夢。西方列強通過鴉片戰爭等侵略行徑，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由一個龐大獨立的封建主義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其二，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外國侵略者的侵略和掠奪。中國人民不再屈於忍受西方列強殘忍的殺害和腐敗軟弱的清政府的無情鎮壓，不斷地開始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搏鬥。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和人民革命給予高度關注，他們指出：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壓抑著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其三，中國農民起義將搖搖欲墜的中國社會危機加速引爆。西方列強和清政府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雙重壓迫，並且在1840年英國大炮的轟擊下得到充分發展，革命的爆發自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馬克思、恩格斯密切關注中國各地發生的反抗風潮，特別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的崛起與發展，並稱“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
關於中國革命及其前途命運的預測。恩格斯指出，“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其一，中國必將在徹底的社會變革中獲得新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發生並完成工業革命，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逐步發生變化，直至實現徹底的變革。恩格斯直接斷言：“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將完全崩潰。在那裡，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通過無情排斥一切干擾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其二，中國將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新影響。一方面，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出現，中國最初無產階級的孕育，為加速舊社會的解體和新制度的誕生創造了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國社會的變化也必然對資本主義國家、世界文明進程產生影響。其三，中國人民終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在對中國必將出現徹底社會變革預判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斷中國人民終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儘管這種道路的開闢和實現的進程是艱難曲折的，但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在垂死掙扎後一定會走向光輝的未來。
在把握馬克思恩格斯中國觀的基礎上讀懂當代中國
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不僅對我們正確認識近代中國歷史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勢中，瞭解世界、讀懂中國。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打破各民族各地區的原始封閉狀態，一切民族都會被納入到世界歷史之中，世界歷史的形成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所以，瞭解世界、讀懂中國，必須將中國置於整個世界的發展格局之中，在世界歷史中觀察和研究中國和世界問題。一方面，需要在大變局中把握中國發展的“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協力、不懈奮進，促使曾經貧弱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實現重大突破，並且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們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這是當代中國在世界發展大勢與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新的歷史方位，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大變局中把握中國發展的“不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應該在世界範圍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大環境下，立足於中國基本國情，深刻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向世界展現一個負責任的中國形象，為世界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期，順勢而為、主動推進。馬克思、恩格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適應的角度，認為近代中國失敗的根源在於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未能及時改革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新中國70多年來，中國已經不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落後的中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家實力極大提升，我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但是也面臨著很多突出矛盾和挑戰，解決這些中國社會問題，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其一，正確把握改革開放的方向、立場和原則。我國推進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是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是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其二，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要根據社會基本矛盾運行的現實情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從而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其三，聚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和正確方法論。我們國家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一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是幾個領域的改革，而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總體推進多領域改革，在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和協同推進中，不斷爬坡過坎、攻堅克難。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積極融入、互利共贏。面對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大勢，我們應該秉持馬克思、恩格斯抨擊侵略行徑、同情反抗鬥爭、主張和平公正的國際關係的原則立場，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其一，告別過去，擁抱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裡，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世界各國都應該向這種“停留在過去”的想法和做法說再見，同舟共濟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其二，展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願望。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經驗和智慧，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擴張，在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關係中做負責任的大國。其三，警惕西方一些勢力的干擾和破壞。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當然是西方一些勢力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儘管世界正在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但也需要我們高度警惕西方一些勢力會以各種藉口來阻礙破壞這一可能的出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王易，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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