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写汉匈关系，都会把“和亲”视为“白登之围”的直接后果，根据就是《史记·匈奴传》里写的：
（白登之围后）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问题是，这句后面，紧跟着是另一句话：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後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也就是说，在白登之围后，一直到陈豨反叛，樊哙平叛，收复代郡、雁门、云中之时，因为匈奴屡屡侵盗，汉高祖刘邦派遣刘敬奉宗室女公主和亲。
要知道，汉高帝讨伐韩王信在汉高帝七年秋，罢兵经东垣、邯郸、洛阳归长安，则在汉高帝七年二月（汉初以十月为岁首）。
而陈豨反叛，在汉高帝十年八月，战争一直延续到了汉高帝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於灵丘。（《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换句话说，差了3年有余。
“后”燕王卢绾反，又说明，和亲之约一定在上述时间区间内，那么，到底是哪个时候？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汉高祖到底是在平城被匈奴骑兵“吓怕了”，还是被匈奴频繁入塞掳掠“烦死了”。
很多人倾向于“吓怕了”，那么，刘邦应该越早向匈奴低头越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汉朝的和亲使者刘敬在汉高帝七年冬，被刘邦关进了广武的监狱，在他的《列传》里，又有这么一句话：
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
这句颇具战国纵横家色彩的话，看起来好像刘邦在平城战败后，立刻直奔广武，赦免了刘敬，并采纳了他的策略。
但是，我们知道，在白登之围后，刘邦的退兵路线是代郡—曲逆—东垣，然后又经邯郸，过洛阳，至长安，正好赶上长乐宫落成。
而这句话里，也没有任何任命刘敬为和亲使者的信息，再往下看，才是戏肉：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彊，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敬从匈奴来……“臣原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
终于有了一个刘敬完成使命回国的时间参考了，就是迁徙六国豪杰名家的时间，《汉书·高帝纪》记载是：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不过要注意，这个活儿有一个筹备、操作期，不是你提了就能办，所以，《史记·高祖本纪》将这个事儿写作“是岁”，也就是当年办的，开始时间，又安排了一个顶头的参考，就是：
废赵王敖为宣平侯。
这个事儿，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平侯国建立，在高帝九年四月。
也就是说，刘敬从匈奴回朝，至少应在高帝九年四月之前，此时的单于廷当雁门、云中之北，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中部，走得再慢，仨月也够一个来回了，也就是高帝九年正月，实实在在讲，白登之围在高帝七年冬，就算是正月，接近整2年的时间，汉高祖的反射弧实在有点长，对不对？
要说直接原因，更大的可能反倒是代王刘仲，也就是刘邦的亲二哥，吴王刘濞的亲爸爸，在高帝八年九月丙子（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面对匈奴入侵，弃国而逃，废为合阳侯。
对于代地三郡，由于百姓人心不附，怀念赵国的统治，汉王朝处于异姓王靠不住，同姓王守不住的窘境，可不只能是：
数苦北边，上患之。
现实情况是， 代地三郡，在匈奴频频入塞的情况下，对于刘邦而言，属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长期驻军则得不偿失，若弃之不顾则北方防线存在巨大的缺口，无论是太原，还是常山、邯郸，都会随时处于军事威胁之下，新生的汉帝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来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所以，在亲哥哥弃国而逃的情况下，刘邦甚至有将亲生嫡女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单于的计划，这种“和亲”的“诚意”，让后人不得不理解为他被冒顿单于在白登揍怕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战败而“震怖”，恐怕也不会等2年之后才提出和亲之议，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对于北方日益强大的陈豨势力有所警觉，进行的“伐交”战略，在一连串政治手段解决掉赵王张敖，稳固邯郸基地的同时，以外交手段收买匈奴，使其短暂“中立”，才有了之后对陈豨势力讨伐的胜利。
要知道， 哪怕如此，对陈豨的平叛战争，也从高帝十年持续到了高帝十二年，蔓延至常山、代郡、雁门、云中等四郡，甚至连汉高祖自己都庆幸陈豨没有先拿下邯郸，也就意味着，这场北方战争实在算不得轻而易举。
这种情况，与我们读史书时普遍感觉到的，好像项羽死后，刘邦的天下唾手而得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之所以有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因为史书记载的详略，缺少故事，但历史真实的惨烈，却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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