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瀏覽一下中國古代王朝興亡、農民起義，會發現一個詭異的現象，作為地處四戰之地的傳統人口大省，河南出現的農民起義軍非常非常少。
如亡秦之楚、亂漢之赤眉、綠林、黃巾；魏晉禍患起自塞北，隋末大亂首倡山東；唐朝中衰於齊人黃巢，滅亡於皖人朱溫；宋朝江淮有宋江，浙西有方臘、洞庭有楊么；元時紅巾起自淮泗，明末流賊肇於陝西；清末大亂四起，川陝白蓮教、廣西太平軍、山東義和團，豫皖蘇魯之捻軍，陝甘秦隴之回亂，此起彼伏。
綜而述之，跟河南有關的，主要也就綠林軍和瓦崗軍。這與河南數千年經濟重心、人口重心、政治重地的地位極不匹配。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瞭如此怪異的現象呢？
1.鬧心的地理形勢
河南自古號稱“四戰之地”，大概是說，從各個方向都可以進攻河南，幾乎沒有什麼可作屏障的地形地貌。
河南西北部安陽、新鄉、焦作一帶有太行山餘脈，僅能屏蔽西北一隅。豫西崤函一帶山河交錯，豫西南則是熊耳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等，但西部與西南部有一個極大的缺口——南陽盆地，這使得所謂的連綿山脈也失去了屏障意義。
河南省地形略圖
河南省地形略圖，除了西部為山區外，基本是處於無險可守的平原地形
河流方面，黃河自三門峽入豫，徑流雖然較大，但支流極其稀少。自西向東，支流有洛水、伊水（黃河的二級支流，匯入洛水）、沁水、金堤河，其中洛水較小的支流又有瀍河、校水、澗水等。
豫北則是海河流域的衛河、安陽河、漳河，以及其他細小支流。這些大河沒有形成密集的水網，因而河流對陸地交通的阻礙功能也十分有限，關於這一點，將在下文介紹“黃河四鎮”時詳細地分析。
淮河流域河流稍多，在豫東南一帶稍可作為地理上的隔斷，但是由其徑流多東西向而少南北向，故而用兵於此又有機可乘，可以循淮河的流向，從陸路直插豫省腹地，當年劉裕北伐後秦，其中一路部隊正是循此路線。這亦是地理特點上一大劣勢。
唯一徑流面積大、河流走向複雜的，當屬豫西南的漢水流域，但因地處河南西南一隅，對阻擋外敵、遮蔽省內作用不大。
此外，河南省便是自貫穿南北的千里黃淮大平原，一馬平川，一望無際，一無阻礙。地處九州之中，擁有如此之地形，從軍事上來說無疑是個災難。
鄭州黃河灘區
對比其他省份，河南所謂的“要衝”、“咽喉”、“要塞”特別多，出現這一現象，正是因為無險可守，故而只能採取逐城逐地防守、彼此呼應的辦法，勉強作為阻擋。河南比較著名的、較大的軍事重鎮，大約有洛陽、鄭州、安陽、開封、商丘、南陽、周口、許昌、信陽等。
以洛陽為例，該城不僅是古都，更是北控山西、西阻陝西的樞紐重鎮。因其水系較發達，處於河洛交匯口，四周又有崤山、伊闕山等可供扼守的地形，故而凡論河南之戰守，洛陽必是首選。又因洛陽在五代以前長時間是首都或副都，班固雲：“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裡。”是為國家的政治中心，但凡發生戰爭，洛陽必罹兵禍。
秦末大亂時，劉邦兵過洛陽之南，東漢時洛陽遭董卓之亂被焚為丘墟，西晉洛陽被匈奴人攻陷，十六國時二趙爭鋒、秦燕爭霸，洛陽成為東西對峙的前線，數度易手。其後東晉桓溫、劉裕北伐亦屢破洛陽，南北朝時洛陽及其外圍爆發十餘次大戰，洛陽故城被東魏高歡摧毀，只留下金墉城作為堅守的據點。周隋唐三代洛陽數度被重修，成為東都、神京，但無論是隋末義軍、安史亂軍、唐之藩鎮，所在皆以洛陽為首要攻擊目標。宋以後洛陽政治中心的地位逐漸喪失，特別是開封地位提升後，圍繞洛陽發生的大戰頻度降低，但仍保留著一省都會的傳統影響力。宋元之際有著名的“端平入洛”，明末李自成攻略河南之地，洛陽與開封併為河南兩大重鎮，李自成以拿下洛陽為重要戰略目標。
《讀史方輿紀要》引李文叔雲：“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阻，當秦、隴之噤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基本上準確地概括了洛陽的危險形勢。
洛陽地形圖
安陽是豫北中心，商丘扼豫皖蘇魯四省交會之地，周口是為東入江淮腹地的要衝，信陽南壓大別山，是鄂豫皖交通要道，南陽則是漢水流域北部重鎮，由河漢而入荊江，作為南北轉接的杻紐，宛葉鄧唐無一不是兵家必爭之地。鄭州、許昌、開封雖在腹地，但處在東西南北交通的中心地位，從任意一方攻來的軍隊，都必須經過此地，故而所謂的虎牢關之戰（今屬鄭州）、潁川之戰（今屬許昌）、水淹大梁之戰不絕於史。
以上只是稍舉史實大略，戰爭波及的城市，現河南18個地市已涉其9。
次一級戰略要點，如濮陽為冀魯豫之要衝，新鄉為豫北豫中交通要衝，焦作、濟源為晉豫孔道，三門峽為分陝重地，駐馬店為豫南傳統重鎮（即古豫州汝南所在地），地理位置稍弱者，只鶴壁、漯河、平頂山等二三城，但其中之浚縣（古黎陽）、郾城、魯山、寶豐等縣級單位，在一些特定歷史時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樞機之地，單是黎陽一城，就爆發過白馬津之戰、枋頭之戰、楊玄感之亂等大戰。
所謂的“黃河四鎮”更是其中的經典案例。“黃河四鎮”即洛陽、虎牢關（今滎陽）、滑臺（今滑縣）、碻磝津（今山東茌平），前三座都在河南黃河沿線。這四座鎮城之所以能組合起來成為所謂的“四鎮”，主要是針對其扼守黃河防線。南北朝時劉宋與北魏在此四鎮爆發過規模空前的爭奪戰，主旨即爭奪河南的控制權。黃河下游流域面積不大，水系單薄，故而劉宋勢力擴張至黃河沿線時，無法沿用守淮與守江時的成例，採取多城聯防、水陸並舉的辦法進行防禦，而只能依靠這四個孤立的點進行河防。南軍孤注一擲，北軍也志在必得，故而一旦爆發大戰，對當地的人口、生產帶來的影響都是毀滅性的。
即如滑臺爭奪戰，宋魏交爭時曾經爆發過兩次激烈的戰鬥。第一次發生在宋元嘉七年（430年），宋軍攻佔滑臺後留後據守，北魏旋舉重兵圍攻，由於滑臺城四面全是平原，無任何地形可利用，宋軍只得集中全力守城。圍城大戰持續二百餘天，宋軍既不敢棄城而走，也無法出城反擊，城外兵糧亦全告斷絕，兵士陣亡大部，城中居民死傷餓斃者也不計其數。第二次發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將王玄謨率軍北伐，反主為客圍攻滑臺城，雙方又是硬拼死打，絲毫沒有折衝轉圜的餘地，後以魏軍主力來援、宋軍敗退而終。
滑縣城牆遺址
2.飽受戰爭折磨的河南人
長期頻繁的戰爭衝擊，對河南當地居民帶來深遠的影響，並從歷史的維度構建了河南人的政治心理。
一是不敢首事的恐懼心理。所有舉大事起義者，預先定下根據地是其要務。河南這種四戰之地，除了西部山區可資依憑，其餘地區全是無險可守、南北東西任敵來去的平川大道。而豫西洛陽一帶又是傳統的政治中心，經濟較為富裕，百姓教化程度高，不具備爆發農民起義的條件。唯一可以利用的山區，大概只有西南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等，歷史上唯一一次首義於河南、終結於河南、由河南人領導、主力全系河南人的農民起義——白朗起義（爆發於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統治時代），正是起自平頂山西部山區。
白朗死後，頭顱被放進木籠，掛在城牆上示眾，白朗的頭是右起第二個
當然有論者會引述瓦崗軍之事，誠然瓦崗軍首義者是韋城人（今滑縣）翟讓，但當隋末時天下瓦解，起義首倡于山東，瓦崗起義乃是踵其後塵。論其規模，山東人勢力北竄幽燕、南至江淮，可謂全國大亂之淵藪；論兵力強盛，起自山西的李唐，兩度波蔓河北的竇劉，稱雄代北數十年的梁師都，摧破瓦崗的江淮軍王世充，比諸瓦崗軍都不遑多讓。劉秀起兵建立東漢，他雖然是河南南陽人，但麾下主要將佐僚吏並非全系南陽帝鄉的舊人，出自陝西、河北的亦有不少人，至於軍隊更以漁陽突騎等河北人為主幹，要算作河南人起義實在有些牽強。
二是不知依違的迷茫心理。這種心理與來自各方勢力的爭奪與打擊有關。自東漢至魏晉隋唐五代北宋，河南始終是首都所在之地，中央控制力極強；元明清三朝河南又與直隸（今河北）緊鄰，屬於京師控制較嚴密的地區之一，河南有事，京師的騎兵最快一日內便可進駐黃河一線，所以稍有風吹草動，便會立即遭受雷霆萬鈞的打擊。民初白朗起義軍，戰略指導思想極其靈活，將河南本地駐軍打的暈頭轉向，一度逼得北洋頭號大將段祺瑞親自坐鎮河南指揮會剿，列強紛紛派出軍事觀察員進駐河南出謀畫策，仍然困不住白朗，竟使其跳出包圍，縱橫豫鄂皖陝甘諸省；白朗本人也具備進步的革命意識，放棄稱王稱帝的落後思想，與南方革命黨彼此呼應，幾乎要融入“二次革命”的大潮之中。但因為活動區域距離北京太近，北洋軍迅速調集數十萬大軍，合五省之力，以泰山壓頂之勢迅速將之撲滅，震懾反側的效果相當明顯。
除了中央控制之外，各方勢力爭奪河南，也令該省人民痛苦不堪。戰國七雄爭霸時，陝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湖南等省，多是比較完整的政治區域，唯獨河南處於列國分割的狀態，韓、魏、楚、衛等國都佔了一部分。秦末楚漢爭霸，最後幾年戰爭的主場地在河南。西漢末赤眉綠林大亂，河南還是主場地。東漢末群雄混戰，曹操是在河南殺出來一條血路。魏晉南北朝，或是南北對峙，或是東西對峙，河南就像夾在中間的受氣包，幾乎是無日不戰、無地不戰。隋末戰爭烈度最大的地方當屬洛陽黎陽一線，唐安史之亂洛陽更一度成為叛軍的統治中心，藩鎮割據時河南方鎮林立，五代梁晉爭霸你來我往於河南，直接催生出“朝梁暮晉”這個成語。宋金對峙時，黃河以南淪為南北緩衝地帶。明末楊嗣昌以四正六隅之計圍剿李自成張獻忠，李自成縱橫突圍的主戰場在河南。清軍入關進取中原，與大順軍、南明軍在河南大戰數場。到了清末民國，河南始終不敢領風氣之先，大概確因兩千年曆史之原因，被戰爭塑造出不願出頭冒尖的地域性格。
3.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動之痛
人口流動本是較常見的事，各個地理區域之間因天災戰禍或是農業、商業、交通等因素，經常出現小規模的人口流動，但多為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域範圍。河南的人口流移和遷入，實為全國各省最獨特的。
獨特性之一是規模特別大，其二是人口流動伴隨著文化重構。
歷史上河南人口流失的主因是戰亂。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遷出是永嘉南渡。西晉亡於匈奴人之手，五胡相繼入主中原，由於戰爭破壞和民族仇殺，河南地區的人口大批量逃亡江左、四川和隴西。
據葛劍雄先生統計，單是南遷入江左的人口就達90萬人，佔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原留下的人口真空，迅速被諸胡人口替代，起初匈奴諸部的主要勢力在山西、河北和關中，到了氐族、羌族、鮮卑統治北方時，分別採用不同的方式將本族人口遷入中原。氐族將本族人口集中屯駐於各地大邑，用來監視和控制地方。羌族則是舉族遷入內地，與漢民雜居，姚羌勢力進駐河南，屢屢與東晉在伊洛大戰。鮮卑拓跋部隨著元魏勃興與漢化，逐漸自代北遷至河北，又定鼎於洛陽，北魏孝文帝改鮮卑人郡望於中原洛陽、大梁等地，鮮卑胡遂與河南漢人雜居、融合。
五胡之亂
五胡之亂對河南人口特別是漢文化，帶來了歷史性的打擊。漢魏時北方豪強大體上一直在關中河南，潁川（今許昌）、陳郡（周口）、太康、弘農等地世家巨族不斷，袁、陳、楊、謝、荀等族姓是北代的典型代表。但五胡之亂後，河南世族從此中衰，關中、河東、河北的裴、韋、薛、盧、鄭、崔、李等族姓開始崛起。
唐代河南人口又迭遭大難。安史之亂期間，河南淪為主戰場，大批漢人四出流徙，主要方向仍是江南。其後藩鎮割據、黃巢之亂、五代十國，河南人持續外出避難。據張國雄先生統計，唐代南遷人口大概有400萬之多。乃至於有“中原八姓入閩”（陳、林、黃、鄭、何、詹、邱、胡）之說，至今閩臺兩省追溯始祖，多有稱其始祖是河南固始人。河南人口自有統計以來，漢、魏、晉、隋等各個時期，對比其他省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現省級行政區劃分），始終是戶口數最多的。但唐代河南人口降至第二，此後再也沒有回升至第一（宋時第六，元時第十二，明清都是第七）。
北宋靖康之難、女真入侵北方，河南首當其衝，戰亂之下河南人像永嘉之亂一樣再度南遷，規模也刷新了歷史紀錄。仍據張國雄先生統計，靖康之難到宋金對峙局面基本穩定期間，南遷人口達到600萬人。而隨著南方生產技術的提高、耕地面積增加等因素綜合發揮作用，南北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顛倒，南方人口歷史性地超過北方並一直保持了這個優勢。而作為歷代南遷的主體，河南人口無疑受到影響最大。
元末中原喪亂，河南人口再次遭到毀滅性打擊。史載明太祖在位時,“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洧川縣在洪武初年“百姓流移,存者十二、三”，延津縣明初“籍民佔田,而土著止數十家”，獲嘉縣洪武三年“戶口土著不滿百”。由於人口大量逃亡,許多州縣已不具備建置的條件,河南布政司就省廢了沈丘、長社、陝縣、襄邑、上蔡、穰縣等60個縣，州降為縣的12個。從縣份分佈來看，人口萎縮遍及河南大部。
4.“山西填河南”
明朝為了迅速恢復河南人口，採取了移民、鼓勵生育、招撫流亡等諸多措施。其中移民一項最令人矚目，明初移入河南的人口主要來自山西，移入範圍廣泛分佈於衛輝、懷慶（今沁陽）、開封府、南陽府、彰德府（今安陽）、河南府（今洛陽）的諸多州縣，至今河南許多地方民間還留存著所謂“老家是山西洪洞大槐樹下”的傳說。
山西洪洞大槐樹
歷史上循環往復的原住人口流失、外來人口填入，給河南地域文化帶來的傷害是相當深遠的。秦漢魏晉隋唐時河南一直是文化繁榮之地，但經過永嘉、靖康兩次深刻的傷害，優秀文化的精髓，隨著士族和知識分子群體大量南下而喪失殆盡。
從中華文明發展的大局上看，這固然加速了不同區域文化的融合和整體進步，但對河南一域來說，無疑傷根動本的大斷裂。永嘉之亂後迄至北魏南遷洛陽，魏晉時高度發達的玄學文化在中原突然死亡，儒學一度退回章句訓詁的老調門，一百餘年停滯不前。是後南方凡有士人出使北朝，都會引發北方文人的追捧。
北魏滅亡後，孝文帝苦心孤詣恢復起來的漢文化又經東西魏戰爭摧毀，中原再度陷入文化荒漠之中。以至於北周統一北方後，一個從南方俘回的庾信，如斷脊之犬一般的渣文人，居然也大受北人歡迎。一個歷史斷面便有如此恐怖的景象，何況河南人口遭受過數次大摧毀。明清以來，特別是有清一朝，河南文化更是遠遠遜色於江南諸省。清康熙朝60年河南進士共311人，僅列第五（前四分別為江蘇666人、浙江566人、河北505人、山東423人），雍正朝13年中河南進士總數進一步被南方甩開，退居第七，江西和福建超越了河南。乾隆朝60年後，河南又被山西超越，降至第八。到了嘉慶朝結束時又被安徽越過，退至第九。簡直令人不忍直視。相比鄰省山東，雖然也迭遭戰亂，但人口沒有出現過劇烈變化，文化傳承沒有打斷過進程，有清一代進士數量穩居四、五。科舉進士數量雖不能說明一省文化程度如何，但終究體現著教育、人才水平的高低。
而一旦文化根脈斷絕，地域文化重塑與再造，那便難上加難了。
而在近代軍閥混戰時期，1930年（民國十九年）5月至10月，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發生的一場新軍閥混戰，又稱蔣馮閻戰爭、蔣馮閻李戰爭、因為這次戰爭主要在中原地區進行，又稱為“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戰爭由中國國民黨內北伐戰爭。由中國國民黨內北伐戰爭後各派系因軍力編遣肇生不滿，失勢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國民黨軍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發起，意圖奪權挑戰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最終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
此次戰爭歷時7個月，結果是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戶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復”。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干人民，毀壞若干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結語：
艱難如此的河南人，危難時自保尚且不暇，要他們以頑強的地域精神，如古代秦齊之頑強武勇，或如近代湘鄂之自新自勵，奮起反抗暴政、倡引革命，真是難荷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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