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愚民思想因其反智主義和精英主義，歷來受到公眾的反對。在近代思想變革過程中，古代愚民政策同樣受到了大量批判，以儒家為代表的封建思想，成了被抵制的主要對象。暫且不提儒家之中的其它糟粕思想，只說這愚民思想的內容，儒家可能是被“高估”了。相比於真正的法家“愚民思想”，儒家的“愚民”可謂是小巫見大巫。
在法家主導的秦國變法中，愚民思想“白紙黑字”的寫在法家典籍中，這是法家行“法治”的基礎。其典籍之上，存在相當多的“愚民”、“弱民”、“疲民”等內容，甚至有“民弱則國強”的論斷，這在我們看來是相當不合情理的。但就是這樣一個推行愚民政策的法家，卻造就了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
秦始皇
法家思想的人性觀
在戰國主流的法家思想中，“人性本惡”是其基本的人性觀，也是其愚民思想的來源之一。“性惡論”原本是大儒荀子提出的觀點，但無巧不成書，大儒的觀點被他的兩個學生繼承並“發揚光大”，就是法家的韓非與李斯。
法家思想認為，人性中“惡”的一面是其本能帶來的因素，這是後天無法改變的，如果不加以限制，那麼人性中“惡”的一面，就會膨脹、失控，做出許多惡的、自私自利的行為。《韓非子·心度》中說：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即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的，貪享安逸就會導致荒廢正業，國家就會出亂子，因此要用法律來約束民眾，施刑罰於民。
主導秦國變法的商鞅同樣認為民眾是“趨利畏罪” 的 ，同時還有“人性好爵祿而惡刑罰”、“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等觀點，因此商鞅主張重刑厚賞來治理民眾之所“惡”。
性惡論在名聲上自然沒有性善論顯得那麼悅耳，但“性惡論”並非一無是處，它以獨有的視角認識人性，強調人性需要約束，其目的仍是制定政策，穩定國家秩序。因此，法家並不排斥人性“惡”的一面，相反，他們認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既然天道授予民眾本性中有“惡”，那麼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國君在治政的時候需要接受這一性質，根據這種性質進行政策上的引導，讓這種性質為“我”所用。因此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
基於對“性惡論”的獨特認識，法家支持推行“愚民思想”，如《商君書》所言：民愚則易治也！愚民是限制人性的有效手段，在“愚民思想”的籠罩下，人性的“惡”被裹挾在國家政策當中，用法律進行控制，這就轉化成了國家可以利用的一種秩序。
商鞅變法
純粹的君主利益
愚民政策的推行與法家的服務對象有直接的關係。法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法制思想有本質區別，現代法律以人權及自由平等的思想為基礎，而法家的“法”是以君主利益為基礎的，君權處於法律之上。換句話說，法家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合法，其標準是是否符合君主的利益。比如：
- 商人經商和工匠制藝，在現代觀點看來，經商納稅和製造工具，這是於國有益的。法家卻認為商人經商發財，工匠有立身手藝，他們就有所依仗，這樣就弱化了君主權威，君權就無法讓他們敬畏。其結論就是：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堯、舜之所難也。因此法家認為經商和制藝是不合法的，商人和工匠都要被禁止。
- 儒家宣傳仁義道德，卻沒有使國家強大的辦法，只能讓人尋求名利，貪慕虛榮。民眾若是隻聽這些道理，就不會積極的耕種，作戰也不會盡力。在道德與法令相悖的時候，就不會完全遵循君主的法令，結果就是 ：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這種人多了，國家就會混亂，這對君主是不利的。因此，法家說“儒以文亂法”。
- 遊俠靠著充當刺客而得到豢養，他們做的事都是違背法令的，充當貴族謀私的工具。這種行為若是得逞，那麼君主代表的公，與遊俠代表的私就相互矛盾了。法令得不到貫徹，君主面臨的環境就危險了。因此又說“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
除此之外，標榜清高的人，隱居山林的人，花言巧語的人，施恩於下的人等等，在法家看來都是“不法分子”。原因就是他們的存在方式，不符合君主的利益，也就是不能使國家強大。在《韓非子·五蠹》之中，學（儒）者、遊俠、縱橫家、商賈、逃避公役的人這五大類人因為“非法存在”，都是君主需要剷除的對象。
法家思想的集中概括被稱為：“法術勢”，這是純粹的人主之道。如《定法》中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家有大量君主控制其臣民的理論，其理解的“國”實質上是廣義的君王利益。
在法家的標準下，不關注國內君主之外任何階層的利益，貴族、士人、平民都不能直接從法令中得到好處。想要過得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幫助君主實現國家強大，然後才能獲利。因此，法家的觀點是君主與民眾天生處於對立面，君主需要的是治理權，另一方則是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國君處於索取地位，民眾處於奉獻地位。所謂“奉獻”，要麼認知極高，行為出於公心，要麼認知極低，行為出於束縛。明顯，法家主導的是後者，愚民以法束之。
法術勢
明確的功利化主義
功利主義就是不考慮一個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行為的結果對最後目標的影響，所以功利主義往往是高效的，它還有一個相關的叫法是實用主義，注重實際功用和效果。法家就是典型的功利主義流派，它的最高目標就是幫助君主實現國家強大，有助於目標的就會去做，有礙於這個目標的就會捨去。
君主的目標是國家強大，具體到民眾生活中就是耕種保糧和為國作戰。在秦國的法令中，除了耕與戰的行業，大部分都被捨去了。為了最大程度的幫助君主整合國家力量，法家提出了“愚民觀點”，如《韓非子·六反》：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即法家認為君主對於民眾的作用，就是在危難時刻就要他們拼死作戰，平穩安定的時就要他們盡力耕作。這種功利化的觀念，明確而徹底 。民眾對於國家的作用僅此而已，開啟民智，仁義道德等等都是不需要的。
所謂“愚民政策”大體上是指封閉及傳播錯誤的知識，或者故意把知識複雜化，隱晦化，從而達到利用的目的。但法家從不跟你玩虛的，不是弱化知識，而是直接禁止知識和思想的傳播。如《商君書·賞刑》：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法家的做法是，在統一教化民眾時，把那些見聞廣博，聰慧而有辯才的人，誠實廉潔、精通禮樂、有道德修養、結成朋黨、保舉信譽、顛倒黑白的人，不能讓他們得到富貴，不能讓他們去評論法令刑罰，也不能獨自創立私人的學說，禁止他們用私人學說向君主陳述自己的思想，對付頑固不化的人要摧垮他，對那些鋒芒畢露的人要挫敗他。法家主張強力推行統一的思想，其氣魄是相當大的，頗有用一己之力“罷黜百家”的感覺。法家一到，諸門皆閉，天下雖大，富貴無門，唯存一路，戰矣！
正是由於這種強烈的功利性，法家總結出一個徹底的“有用論”，《韓非子》有言：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其目標就是，國家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切行動都必須有助於為國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須用到軍事戰爭上。這樣嚴苛的法令，已經不是愚民那麼簡單了，是把民眾的思想、肉體、行動都歸於在國家機器之下，一呼一吸都倍感束縛，民眾充當的是一個“有用”的零件。
強大的“虎狼之法”
秦國素有“虎狼之國”的說法，但說“虎狼之法”的國家可能更為合適，這套“理論”執行在其他國家，也有極大的成功率。孔子在遊歷泰山時曾說道“苛政猛於虎”，但齊魯兩國的變法，與秦國變法不可同日而語，基本是“成長期”的水準。
所謂的“虎狼之法”體現在秦法對民眾徹底的控制，可以隨意操縱民眾的生活狀態。《商君書·去強》說：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法家認為治國的方法如果能夠控制國民的貧弱狀態，這是國力強大的體現，就能稱王天下。如何控制民眾？商鞅認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意思簡潔明瞭，人在窮的時候，弱的時候，辱的時候最好控制，因為他們有基本的生存需求，有錢有勢的人，不會容易聽話的。窮困的人嚮往富貴官爵，這就是控制的有效辦法。
法家對國民的控制可以歸結為三點。
其一，鐵律治人。作為儒家的反叛者，法家是不信仁德能約束民眾的，能讓百姓畏服的只有嚴刑厲法，能夠強盛國家的也只有律法，這是由“人性”決定的。因此，法家以“酷法”聞名於世。所謂的“鐵律”，對於管理者而言，法家強烈排斥人的主觀因素對法律的影響。 如法家認為官吏不需要有德有才，只要在任的官吏按照法令執行即可，接任的官吏再學習法令，繼續執行。這樣就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客觀性，最大程度的保證公平，規範社會的統一標準。對於民眾，則是不需要接觸思想知識，不需要耕戰以外的社會活動，只要徹底的服從法律。
其二，舉國體制。秦國的變法，其目的是稱霸於諸侯之間，乃至最後的統一天下，這需要最大程度的調動國家的物力、財力、人力等。因此，商鞅變法的一條重要內容就是“編戶齊民”，這個措施能全面掌握國民的基本信息，根據政策統一調動民力。同時秦法主張儘量的分散家族戶口，父子分家也受律法管控，這有助於擴大服役人群及稅收範圍。其結果就是，秦國的法令能夠深入到每一位國民的生活，換句話說，秦法能夠讓每一位國民被動的，不自覺的就已經“為國效力”了。對於秦國來說，“皇權不下鄉”基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三，“賞善罰惡”。這個“善惡”不是道德上的善惡，是有關君王利益的善惡。即於國有益則為善，與國無益則為惡。“善民”的兩個基本任務，耕與戰。“軍功授爵”大都知道，但種田中的好的，也是有獎勵的，一樣可換官爵，可免除勞役。相反，不種田的或者種田種不好的，是要受罰的。
這種方式正是利用了人性中“趨利避害”的特點，建立了能正常運轉的國家秩序，國民若是脫離這套秩序，只能在“弱民”壞境中自生自滅。
綜述
其一，法家是專注於服務君王的思想流派，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發揮民眾力量幫助君主實現國家強大，繼而能夠在亂世之中建立功業。因此，有效的控制民眾就顯得十分重要，通過“愚民”“弱民”等手段，降低民眾的生活狀態，再以軍功授爵等方式，釋放民眾對私利的狂熱追求，把民眾對私利的追求綁架到國家利益的戰車上，由此達到了“萬眾一心”的效果。這種力量是肉眼可見的強大，國君能夠對這一力量如臂使指，所有強國政策貫行無阻，推崇戰功至上的秦軍，在戰場上能無情的碾壓六國軍隊。
其二，探討歷史不能脫離時代背景和社會發展水平。“暴秦”也好，“強秦”也罷，戰國七雄都有不同程度的變法，法家能夠從戰亂中脫穎而出，必是有其獨到之處的。法家固然有缺陷，其法律絕對主義及治民用奸等思想是其潛藏的危機，但法家的“不法古，不循今”的實踐改革等主張，的確是適合當時戰亂的強國之策，這是先秦四大顯學儒墨法道中，其他三派所不具備的特點。
其三，愚民政策在短時間內有助於秦國形成統一秩序，達到快速中央集權的目的。但無法解決國內存在的階級壓迫，百姓的戰爭怨言及六國遺民的不適應性等等矛盾，這些矛盾總有暴發的一天。有多大的剋制，就會有多大的破壞，當利益再次出現不均衡，衝突就不可避免，其不可持久性就是潛藏的巨大危機，這些也是需要理智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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