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孝廷
按照科學史的解讀，現代科學的源始地在希臘。
而科學在誕生之初本來也是作為人文成就傲立於世的，東西方莫不如此。
當柏拉圖在其學園門口釘上“不懂幾何者勿入”的牌子時，他也是把幾何（數學）當作人文和教養知識來看的。
科學之初的這種現象至少說明了兩個道理：一是人文文化特別是希臘神話是科學的源始母體，愛因斯坦就把宗教和哲學都看作是科學之母；二是科學本身就內蘊著人文的本性。
今年是斯諾關於“兩種文化”演講60週年。
回首當代半個多世紀的探索歷程，同樣可以發現兩個現象：一是以斯諾的演講為標誌，科學與人文之間確實出現了重大裂痕；二是雖經人們一再努力，但歷史發展到今天，科學與人文的裂痕不是日漸彌合，而是越來越擴大化。
作為科學與人文割裂與衝突的一個直接體現，地球資源與環境狀況的日益惡化早已有目共睹，這種現象甚至使許多悲觀主義者直接懷疑人類的自理能力和文明的根本前景。
可惜直至今天，我們比來比去，所能想到的各種措施依然都不過如杯水車薪、難有作為。
究竟如何才能使人類扼住瘋狂的失控之車而不至自我毀滅呢？
古人警示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又言“欲速則不達”，也就是要充分估計到問題的難度和所需時程。
故而，當此歷史和文明轉型之機，哲學這種追本溯源的“軟”途徑，或許能於人們慣常視野之外尋找到原初癥結和病根，而其他學科或領域則可長袖善舞，藉此再找出對症下藥的硬措施。
一
從哲學視角看，無論哪一種文化都和人攸關。
就科學與人的關係而言，源初的科學是有人的、有情的，因為那時主要是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常識和地方性知識而存在，所有被言說的內容也都非常具體。
但是，近代以來，科學由於實驗手段的成熟和理論逐漸數學化而脫離日常生活和常識，越來越“客觀化”、去主體化，雖其終極目的也是為了人類的利益，卻主要是使人從自然力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由於科學突顯了外在的求利特性，因此很快成為資本的寵兒，成為被資本所驅動的求利運動，其在給人類帶來更大福祉的同時，也染上資本的特性，並直接加深了社會貧富的鴻溝與衝突。
當代法國青年經濟學家皮凱蒂廣有影響的《21世紀資本論》，就直接指明馬克思的這個擔憂不但沒有過時，而且不斷被推展。
但是，皮凱蒂也沒能從根本上給出化解之路。其實，資本背後起作用的是數理形而上學，是這種哲學支撐著資本邏輯的合法性。
故而，其破解之道也只能是超越這種哲學，走向一種多元共生的博物論的哲學，然後再立足於此建立謀求人類根本福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
就科學家與科學的關係而言，知識原本是附帶美德的，科學作為科學家追尋自由和真理的事業，作為崇敬大自然的行動和人文理想是祛利的。
但如今的大多數人都把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謀利的職業和行為，古雅而崇高的理想幾乎蕩然無存，類似於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那種給任何榮譽和獎金都不要的學者，可謂獨步學林，在全世界很難找到第二人。
從祛利到趨利的狀況顯示，科學家作為科學文化的主要承擔者已經極端世俗化、功利化了，於是科學被連根拔起，很快就走到了人文精神與文化的對面。
就科學家與人文的關係而言，人文本來是很具體現實的，人類之所以講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就是基於人文的理想。
所不同的是中國人一直在追尋集體的自由，而希臘以降的歐洲人發現了個體也是不可或缺的，啟蒙運動的根本就是明確個體神聖性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宣言》也鮮明地指出未來社會一定要把“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當作“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條件。
然而，資本主義雖然是在個體人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它只把人當作理性人，也就是經濟人，也就是追逐利益的動物。
這只是肯定了人最低層次的東西，而人本身是豐富、具體、完整的。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個體雖然是堅實的單子，卻是失去豐富性和具體性而只有抽象人格的實體。
這種對個體真實性和具體性泯滅的做法，就使得真實的個體被忽略和壓制，人們只關注那些可以進行程序加工和外向傳輸的模塊化知識或曰公共知識，而對個體肉身性、難言性、不可傳遞性的知識一概忽略或視而不見。
可見，兩種文化割裂所反映的最後實質，是人自身被撕裂的狀況。這樣，科學家在科學中的融入感與心靈歷練就都被拋棄了。
科學原初那種神聖的人文光環也蛻去了，結果，科學家走進科學的殿堂遠不如信徒走進教堂或寺廟那樣神聖。
二
從知識的角度看，兩種文化的割裂也是兩種知識觀的分野，後者甚至又反向加劇了前者。
就人的歷史生存進程而言，人類始終是在自然和人工的兩種維度中生活。
科學凸顯和推進了人工的維度，更與所謂客觀知識靠近，近代以來的知識論形而上學也極力倚重科學，推崇普遍理性與經驗，致使生活化的生存化的經驗維度被壓抑，導致真正的人文即關注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知識的傾向被貶抑。
而起步於古希臘的原初哲學卻是更加註重私人化的經驗和體會，它既直指星空，又叩問人的內心，因而將星空和道德律統一起來。
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哲學再次感受到希臘思想的魅力，開始挖掘和凸顯這方面的特性，不但提升了心靈和價值在哲學中的地位，也在知識劃分和語言探究方面找到了線索和根基。
20世紀由英國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提出的個人知識，就批駁了以往的科學對緘默的內隱的難言的知識的壓制和遮蔽，因為後者是不能脫離個體的肉身而獨立存在的，但卻具有與個體自我身心一體的屬己性，是個體創造力和外向的可交流的公共知識形成的溫床與孵化器。
所以，為彌合兩種文化的分裂，除人文學家的鼓與呼外，科學家也要學習更多的人文知識特別是新哲學，而不只是停留在舊的哲學界面止步不前，以使科學向具體的人文和私人知識靠近，實現兩種知識與情懷的統一。
此外，就科學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科學家作為一個現實的、具體的人，也有其公共性和個體性的兩面，而且兩個方面互為表裡彼此支撐。
公共性和公共知識是科學家的外相與表現，個體性和個體知識是科學家的內在涵蘊。如果人們只關注科學家的外相與表現，丟失其內在之涵蘊，則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就只能成物卻不能實現自我的精神提升和進階，當然也就不容易秉持或掌控內在的法度，於是具有極大影響力甚至破壞力的科學技術掌握在科學家手裡，就成了十分危險乃至可怕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關於科學道德或科技倫理的討論和呼聲也越來越高。
但是，在一個以法制為主的時代，倫理道德究竟能有多大作為，是很值得深思的。
因為不超越表層的規範要求，不關注科學活動作為科學家的個體生存的維度和生命修煉的特定形式，則無論倫理道德的呼聲有多大，也仍不過是表象性的，只及皮毛，難求正果。
或許，會有人不同意筆者的看法，那請看一下當今社會任何重大事故背後都少不了科學家參與這一事實，就清楚巨量風險的主角是何人。
而現實例證和邏輯推衍的一個統一結論是，對未來和風險滿懷敬畏與憂慮不但在境界和道德上令人崇敬，而且在總的現實利益方面也是損失最小的。這就是人文的力量和價值！
三
最後，就科學本身作為一種文化而言，它既是一種理論存在，也是一種實踐活動；既是一種社會力能，也是一種個體的精神生活；既有公共的一面，也有私人的一面；既有客觀的一面，也有主觀的一面；既有外顯的一面，也有內向的一面；既有事功的一面，也有境界提升的一面；既有成物的一面，也有成己的一面。
只不過其他行業的人過其他行業的生活，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過科學家的生活。
當歷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科學家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主人而備受推崇時，人們有理由對科學家提出一些特殊要求。
而按照馬克思的論斷，如果科學家只把科學當作一種謀生的職業和手段，忽視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的人文向度，則他也是異化的存在和異化的人。
所以，在今天科學加速背離其源初的人文屬性時，人們應該設法修復科學復歸人文之路的援引機制。
或許，這樣的力量和效益依然很弱很軟，但卻是持久而根本的自救之道。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科史哲研究所所長）
《中國科學報》 (2019-09-27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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