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孝廷
按照科学史的解读，现代科学的源始地在希腊。
而科学在诞生之初本来也是作为人文成就傲立于世的，东西方莫不如此。
当柏拉图在其学园门口钉上“不懂几何者勿入”的牌子时，他也是把几何（数学）当作人文和教养知识来看的。
科学之初的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人文文化特别是希腊神话是科学的源始母体，爱因斯坦就把宗教和哲学都看作是科学之母；二是科学本身就内蕴着人文的本性。
今年是斯诺关于“两种文化”演讲60周年。
回首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历程，同样可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以斯诺的演讲为标志，科学与人文之间确实出现了重大裂痕；二是虽经人们一再努力，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与人文的裂痕不是日渐弥合，而是越来越扩大化。
作为科学与人文割裂与冲突的一个直接体现，地球资源与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早已有目共睹，这种现象甚至使许多悲观主义者直接怀疑人类的自理能力和文明的根本前景。
可惜直至今天，我们比来比去，所能想到的各种措施依然都不过如杯水车薪、难有作为。
究竟如何才能使人类扼住疯狂的失控之车而不至自我毁灭呢？
古人警示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言“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要充分估计到问题的难度和所需时程。
故而，当此历史和文明转型之机，哲学这种追本溯源的“软”途径，或许能于人们惯常视野之外寻找到原初症结和病根，而其他学科或领域则可长袖善舞，借此再找出对症下药的硬措施。
一
从哲学视角看，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和人攸关。
就科学与人的关系而言，源初的科学是有人的、有情的，因为那时主要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常识和地方性知识而存在，所有被言说的内容也都非常具体。
但是，近代以来，科学由于实验手段的成熟和理论逐渐数学化而脱离日常生活和常识，越来越“客观化”、去主体化，虽其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却主要是使人从自然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由于科学突显了外在的求利特性，因此很快成为资本的宠儿，成为被资本所驱动的求利运动，其在给人类带来更大福祉的同时，也染上资本的特性，并直接加深了社会贫富的鸿沟与冲突。
当代法国青年经济学家皮凯蒂广有影响的《21世纪资本论》，就直接指明马克思的这个担忧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不断被推展。
但是，皮凯蒂也没能从根本上给出化解之路。其实，资本背后起作用的是数理形而上学，是这种哲学支撑着资本逻辑的合法性。
故而，其破解之道也只能是超越这种哲学，走向一种多元共生的博物论的哲学，然后再立足于此建立谋求人类根本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
就科学家与科学的关系而言，知识原本是附带美德的，科学作为科学家追寻自由和真理的事业，作为崇敬大自然的行动和人文理想是祛利的。
但如今的大多数人都把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谋利的职业和行为，古雅而崇高的理想几乎荡然无存，类似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那种给任何荣誉和奖金都不要的学者，可谓独步学林，在全世界很难找到第二人。
从祛利到趋利的状况显示，科学家作为科学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已经极端世俗化、功利化了，于是科学被连根拔起，很快就走到了人文精神与文化的对面。
就科学家与人文的关系而言，人文本来是很具体现实的，人类之所以讲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就是基于人文的理想。
所不同的是中国人一直在追寻集体的自由，而希腊以降的欧洲人发现了个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启蒙运动的根本就是明确个体神圣性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宣言》也鲜明地指出未来社会一定要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然而，资本主义虽然是在个体人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它只把人当作理性人，也就是经济人，也就是追逐利益的动物。
这只是肯定了人最低层次的东西，而人本身是丰富、具体、完整的。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虽然是坚实的单子，却是失去丰富性和具体性而只有抽象人格的实体。
这种对个体真实性和具体性泯灭的做法，就使得真实的个体被忽略和压制，人们只关注那些可以进行程序加工和外向传输的模块化知识或曰公共知识，而对个体肉身性、难言性、不可传递性的知识一概忽略或视而不见。
可见，两种文化割裂所反映的最后实质，是人自身被撕裂的状况。这样，科学家在科学中的融入感与心灵历练就都被抛弃了。
科学原初那种神圣的人文光环也蜕去了，结果，科学家走进科学的殿堂远不如信徒走进教堂或寺庙那样神圣。
二
从知识的角度看，两种文化的割裂也是两种知识观的分野，后者甚至又反向加剧了前者。
就人的历史生存进程而言，人类始终是在自然和人工的两种维度中生活。
科学凸显和推进了人工的维度，更与所谓客观知识靠近，近代以来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也极力倚重科学，推崇普遍理性与经验，致使生活化的生存化的经验维度被压抑，导致真正的人文即关注人的私人生活和私人知识的倾向被贬抑。
而起步于古希腊的原初哲学却是更加注重私人化的经验和体会，它既直指星空，又叩问人的内心，因而将星空和道德律统一起来。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再次感受到希腊思想的魅力，开始挖掘和凸显这方面的特性，不但提升了心灵和价值在哲学中的地位，也在知识划分和语言探究方面找到了线索和根基。
20世纪由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就批驳了以往的科学对缄默的内隐的难言的知识的压制和遮蔽，因为后者是不能脱离个体的肉身而独立存在的，但却具有与个体自我身心一体的属己性，是个体创造力和外向的可交流的公共知识形成的温床与孵化器。
所以，为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除人文学家的鼓与呼外，科学家也要学习更多的人文知识特别是新哲学，而不只是停留在旧的哲学界面止步不前，以使科学向具体的人文和私人知识靠近，实现两种知识与情怀的统一。
此外，就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科学家作为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也有其公共性和个体性的两面，而且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彼此支撑。
公共性和公共知识是科学家的外相与表现，个体性和个体知识是科学家的内在涵蕴。如果人们只关注科学家的外相与表现，丢失其内在之涵蕴，则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就只能成物却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提升和进阶，当然也就不容易秉持或掌控内在的法度，于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甚至破坏力的科学技术掌握在科学家手里，就成了十分危险乃至可怕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科学道德或科技伦理的讨论和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在一个以法制为主的时代，伦理道德究竟能有多大作为，是很值得深思的。
因为不超越表层的规范要求，不关注科学活动作为科学家的个体生存的维度和生命修炼的特定形式，则无论伦理道德的呼声有多大，也仍不过是表象性的，只及皮毛，难求正果。
或许，会有人不同意笔者的看法，那请看一下当今社会任何重大事故背后都少不了科学家参与这一事实，就清楚巨量风险的主角是何人。
而现实例证和逻辑推衍的一个统一结论是，对未来和风险满怀敬畏与忧虑不但在境界和道德上令人崇敬，而且在总的现实利益方面也是损失最小的。这就是人文的力量和价值！
三
最后，就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而言，它既是一种理论存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既是一种社会力能，也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生活；既有公共的一面，也有私人的一面；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既有外显的一面，也有内向的一面；既有事功的一面，也有境界提升的一面；既有成物的一面，也有成己的一面。
只不过其他行业的人过其他行业的生活，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过科学家的生活。
当历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家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人而备受推崇时，人们有理由对科学家提出一些特殊要求。
而按照马克思的论断，如果科学家只把科学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和手段，忽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人文向度，则他也是异化的存在和异化的人。
所以，在今天科学加速背离其源初的人文属性时，人们应该设法修复科学复归人文之路的援引机制。
或许，这样的力量和效益依然很弱很软，但却是持久而根本的自救之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科史哲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报》 (2019-09-27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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