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西水坡遗址简介
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文物部门配合引黄调节池工程队，在濮阳县城西南隅西水坡，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三组蚌砌龙虎图案。
第一组45号墓穴中有一男性骨架，身长1.84米 ，仰卧，头南足北。其右由蚌壳摆塑一龙，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遨游苍海。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龇牙，如猛虎下山。此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在此墓东、西、北三小龛内各葬一少年，其西龛人骨长1.15米，似女性，年约十二岁，头有刃伤，系非常死亡，像殉葬者。
遗址简介
距45号墓南20米外第二组地穴中，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和蜘蛛图案，龙虎呈首尾南北相反的蝉联体，鹿则卧于虎背上，蜘蛛位于虎头部，在鹿与蜘蛛之间有一精制石斧。再南25米处第三组是一条灰坑，呈东北至西南方向，内有人骑龙、人骑虎图案。这与传说“黄帝骑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相符。另外，飞禽、蚌堆和零星蚌壳散布其间，似日月银河繁星。其人乘龙虎腾空奔驰，非常形象生动，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另外，在三组蚌砌图案周围，还发掘出仰韶时期房基和大量墓葬、器皿及圆雕石刻人像残块，内含十分丰富。
龙的传说很久，是古代人崇拜的由多种动物特征组成的图腾，几千年来，人们把它视为权势与威严的象征，雕于梁柱，塑于墙壁，绣成龙袍，成了真善美的统一体，故有“真龙天子”、“乘龙快婿”、“望子成龙”诸多称谓，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1987年，濮阳县西水坡出土的龙虎图案，目前在全国考古发现的龙图案中年代最早，据科学测定在距今6460±135年前，故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此次重大发现，轰动了全国新闻界和史学界。1988年《人民画报》曾用19种文版发行120个国家。国内主要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文物》、《华夏考古》等都先后作了报道。
发现意义
西水坡位于濮阳县城老城墙的北侧，这儿原是濮阳老城内的一块低洼地带，在这样的地方建水库，文物部门自然是要“跟进”的。
1987年4月1日水库工程动土后，挖土机在前面轰鸣，文物部门的人员就紧跟在后面寻找“宝贝”。“那情景惨极了，尘土满天飞，我们只好用毛巾把头包起来，露着眼睛满地找文物，看到什么砖头瓦块碎瓶烂罐的，就叫挖土机停下，然后在这儿插个我们从附近柳树上砍下来的小棍儿，把其列为挖土机的禁区。
后来，整个工地都插满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柳棍，一算有5万多平方米，挖土机简直就寸土难挖了。”李文颖说，“然后我们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出30多个普通墓葬后，并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文物，这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不期而至了。
无奈之下，领导决定集中发掘一下，就此准备草草收场。当时考古工地上有100多号人，再说考古发掘也是个很细致的活儿，不是赶大集，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从探方里撂出来的土都没地方搁，还咋干活？尽管有人吆喝，我就是不想和大家挤在一起干，偏在我原先开挖的探方附近开了新方。大约挖了1米多深的时候，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来到工地，通知我离开工地，第二天到局里上班，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2号。”
8月17日一早，在李文颖搭乘市文化局副局长、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的便车去局里上班时，孙德萱对李文颖说：“听说工地上挖出来个蚌壳摆塑的东西，有人说是狗，有人说是虎，有人说是龙，争论不休，要不，咱们去看看？”到工地后，李文颖看到东西就说：“这是龙，不是别的！”看看探方，正是自己坚持要开挖的那个。
据在该探方挖土的民工舒金梅回忆，当时他们4人在清理中发现有蚌壳后，就马上叫来了李金堂师傅。“李师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的技工，解放前曾跟李济、董作宾在小屯搞殷墟发掘，很有经验。”
孙德萱对记者说。李师傅首先清出来了个尾巴，然后顺着尾巴继续向北清理，“越看越像个蛤蚌（河蚌）壳摆的东西，用了几个小时，整个东西才弄出来！”另一个在此挖土的民工张二旗说。
孙德萱当即决定自龙向西继续清理，之后发现人的骨架，再向西清理，又挖出一条虎来。“虎出来后，前面的那个东西就肯定是龙了！”李文颖说，“多亏坚持开了这个探方，不然我们收兵后，挖土机轰隆而过，还不知道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子，搞不好整体一掀，七零八散，什么都没有了！不就是蚌壳和人骨头，也没有棺材，更没有盆盆罐罐，开挖土机的师傅是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水库工程施工单位正嫌我们碍手碍脚，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后，能向我们文物部门报告吗？很难说呀！”
该墓葬是西水坡考古工地发现的第45个古墓，所以它被命名为西水坡45号墓
所以濮阳被誉为---中华龙乡
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龙的起源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美学史、宗教史、天文历法等都有重要意义。考古学家邹衡题词：“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对此作了高度评价。1995年10月中旬，“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濮阳举办，在这次会议上，濮阳市被命名为“龙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把刻有“龙乡”二字的铜匾赠送给濮阳市。从此，“龙乡”就成了濮阳的代称。
6500年前的祭祀——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地下星图之谜
人们了解中国早期的天文学，是从《尚书》开始的，在这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的开篇中记载的便是三皇五帝与天文历法的故事，但三皇五帝毕竟是传说时代的人物，这一时期的遗址或实物，在考古学上还一直得不到证明。
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帝星（北极星）地位极为重要，但与帝星密切相关的北斗七星，却终年不没入地平线，它“斗转星移”，犹如挂在北天的钟表，北斗斗杓就是那指示时间的表针。在古代，北斗七星一直被作为时间的指示之星。以帝星和北斗星为基础，古人把浩瀚的星空划为五个宫，就是中宫和东、南、西、北四宫。中宫的主要星象是北斗七星（也称极星），东西南北四个宫则管辖着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星座”。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四宫分别想像为一种动物，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二十八宿在天文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学术界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巴比伦、印度等，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的特产。夏鼐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六到八世纪的中国，但由于缺乏出土实物的证明，一直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难以取得共识。难道“四象”真的是汉儒的附会？难道中国二十八宿最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六到八世纪？
1977年，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5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的，外表髹漆。在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漆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字，四周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画中的“斗”字代表了北斗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古人崇拜北斗的一种表现。二十八宿的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这是所见年代最早的将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关于二十八宿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证明了“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但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
如果说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的发现，划定了二十八宿与四象在中国出现的年代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可以断在什么年代呢？就在曾侯乙墓发现的10年后，考古学家在濮阳西水坡的一次偶然发现，不仅震惊了世界，也回答了这一切。
1987年盛夏，豫北平原的濮阳市正在老城西南角的荒地西水坡修建一座引黄供水调节池，在配合施工的考古调查中，于调节池的西南部发现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当叠压在最深处的文化层被清理出来之后，人们惊呆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出现在眼前。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它奇特异常，南边圆曲，北边方正，东西两侧尚有一对弧形小龛，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这座墓葬的现象新奇独特，前所未见，简直就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教授，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未解之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专程赶到濮阳，与当年发掘现场的负责人孙德萱一起，将那些错综杂陈的蚌壳图形和人体碎骨重新检视整合在一起，还原出墓中的本来面貌——冯时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北斗的图形。
如果承认它是北斗，那么这个北斗的斗柄为什么不用蚌壳去堆塑却特意选配人的腿骨来表示呢？这种耐人寻味的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早期天文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极为重视观测终年可见的北斗星，并以北斗作为决定时间的标准星象。但是，北斗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如果人们需要了解白天时间的早晚，那就必须创立一种新的计时方法，通过对太阳和人影的仔细观察，古人学会了立表测影。最早的表正是模仿人体来设计的，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人体测影到立表测影的一种转变，因为人体测影不方便，人必须要制造出一种模仿人体的天文仪器，这就是表。在被列为中国古文献算学之首的《周髀算经》中可见，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还曾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根据这些可知，古人把表叫做髀，它是早期测量日影的工具，它的本义就是人骨。而墓中的这一北斗，则形象完美地体现了“立表测影”的含义。北斗通过蚌塑摆放一部分，然后又用人骨来摆放它的斗杓，这种特殊的图形恰恰显示了古人测量日影与观测北斗的综合关系，它是古人创造出利用太阳和北斗决定时间方法的结果。
经过认真地观察、比较后，冯时教授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在这个45号墓蚌虎的腹部下边有一堆散乱的蚌壳，但是在这个墓的其他位置没有任何零乱的蚌壳。联想到曾候乙墓漆箱盖的虎腹部下边也有一个类似于火型的图象，这两个线索说明西水坡45号墓的图形和曾候乙墓漆箱盖的图形，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不大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因此学者们确定它应该是一个星图。那么，蚌塑龙、虎与北斗摆放在一起，也就直接决定了龙虎图像的星象意义。
古墓群的殉人位置摆放再现了《尚书·尧典》所谓的“分至四神”，意味着中国的早期星象在6000年前已形成体系。在西水坡45号墓墓主的周围，除去摆放的蚌塑龙、虎星象之外，还有三具殉人。三具殉人摆放的位置也很特别，他们分置于东、西、北三处，特意斜置，形成一定角度。经过骨架鉴定，他们都属于12至16岁的男女少年，而且他们的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均属非正常死亡。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不得不将墓穴表现的这种奇异现象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加以联系，在这部书里，古人当时已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化观念，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由四位天文官分别掌管着，即所谓的“分至四神”。
2015年濮阳西水坡墓主伏羲文化论坛达成共识：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就是中华第一龙主人
首届濮阳西水坡墓主伏羲文化论坛达成共识：
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就是中华第一龙主人
资料图
11月20日，“首届濮阳西水坡墓主伏羲文化论坛”在县政协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达成共识：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就是中华第一龙主人。
论坛由县政协主席杨理跃主持。这次文化、学术研究活动到会代表52人，提交学术论文14篇，市政协原秘书长刘巧云、濮阳日报原社长张满飙、市龙文化研究会会长吉耀波、副会长史国强等7位领导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1987年在县城西水坡出土了距今6500多年的蚌塑龙虎图案，被誉为 “中华第一龙”。然而，将龙虎图作为陪葬的西水坡M45号墓主是谁，至今没有定论。论坛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伏羲生于濮阳、王于濮阳、葬于濮阳这个观点。
县政协主席杨理跃在做总结发言时讲了四点意见：
一是西水坡墓主伏羲身份得到了确认，将西水坡墓主认定为伏羲是科学的、合理的、可信的。
二是伏羲生于濮阳，王于濮阳，葬于濮阳得到了确认。
三是濮阳是中华民族之源。
四是研究和开发伏羲文化、龙文化是我们龙都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理跃表示，濮阳是名副其实的龙源圣地，发扬光大伏羲文化，我们龙都儿女最有资格最有底气。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十三五”这个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深入研究，打造经营伏羲文化、龙文化、帝都文化、姓氏文化，以此振兴濮阳大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兴濮，助推经济腾飞。
2017年西水坡遗址M45的墓主人真是颛顼吗？
1987年5月，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大规模的古墓葬群，其中45号墓最为显耀，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分别摆有蚌塑龙虎图案，经科学鉴定，距今已有6400多年，其中龙的形象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体型最大、形态最逼真的龙形象，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
濮阳西水坡M45龙虎蚌塑图像墓
随着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M45龙虎蚌塑图像墓的开掘，人们开始产生疑问，这真是楚祖颛顼的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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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 顼
颛顼是楚人的祖先，不仅楚人如是说，史学家也如此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里明确指出“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一开始自称的就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也就是颛顼，屈原在这里也明确指出楚人的祖先就是颛顼。
颛顼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古帝王，是华夏文明的始祖，生前他创造的文明至今还在延续，死后他的墓又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费解的谜题。
那么M45龙虎蚌塑图像墓真的是颛顼的墓吗？相信你们大部分人也拿不定主意，那我们来看看学者们的观点吧。
有学者认为这是颛顼的墓
第一西水坡龙虎墓的墓主人身旁有饱含宗教色彩的蚌塑龙虎（可参照第一张图），脚下有供祭的人胫骨，有三个不同方位埋葬三个“人牲”，墓外还有在同一条高岗上分布着的两组蚌塑龙虎等其他动物图像，其中还有一个表现人乘龙内容的图形，这与《大戴礼·五帝德》记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记载是相符的。
古文献中关于帝颛顼是大宗教主的记载，“西水坡三组以龙虎为主体的图像，依鬼神以制义”的事迹与西水坡龙虎墓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一致的，可见此墓主人很可能是颛顼。
第二颛顼从十几岁时就在东夷集团少昊部族内养育成长，深受东夷文化的熏陶。他进一步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为一体。濮阳西水坡遗址的文化面貌，明显有受东夷文化影响的迹象，这是另一佐证。
第三从古史传说中颛顼居住地、死后安葬处以及颛顼活动地域与西水坡龙虎墓所在的地望相当。
文献中记载颛顼墓在帝丘西北18里，具体地理位置正好与西水坡吻合。而颛顼部族的活动范围，也是在今天的濮阳地区。他的父亲、黄帝的儿子昌意也封在濮阳不远的南乐县。颛顼死后也埋葬在濮阳地方。
第四西水坡龙虎墓的时代是仰韶文化早期略晚，经过测定，其相对年代距今6460年。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时代颛顼部族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遗存。所以颛顼生活的年代与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年代相当。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学者的观点仅仅是一种猜测，它到底是不是颛顼的墓，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去进一步证实。
2018年濮阳西水坡：父系文明的重要源头
濮阳西水坡：父系文明的重要源头
（伏羲像揭幕）
仲冬，正是周天寒彻的时节。早晨的阳光斜映着西水坡湖岸的疏林瘦树，远远望去，但见古城如黛，烟波凝冰。高大的牌坊前簇拥着一群红男绿女，有位老人正在讲述那遥远的故事……
华胥氏：华夏族的“老祖奶”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很多人尊伏羲和女娲是华夏族的老祖爷、老祖奶。其实，在伏羲、女娲以前还有一个华胥氏，她才是真正的华夏族的老祖奶。华胥氏之前的人们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
几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泽薮众多，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雷泽。雷泽方圆数百里，囊括了今豫北、鲁西、冀南交界地区。古人认为“雷、龙同类”，所以后人也称雷泽为龙泽，说其中的雷神就是龙神。
古雷泽岸边生活着一个母系氏族部落，是以女性为主导的族群，首领是华胥氏。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华胥之名当有所本，疑即《庄子•马蹄篇》之赫胥氏也。”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也说：“赫胥即华胥。”南乐县东北赫胥陵的两次科学发掘，虽然证明赫胥陵和陕西黄帝陵、淮阳太昊陵一样，都是东汉大墓，但同时也印证了濮阳一带自古就有华胥氏传说的史实，一直流传着华（赫）胥氏活动的故事，有华（赫）胥氏的活动遗迹。西水坡南不远处有一座奶奶庙，传说就是华胥奶奶庙，庙院坐落在一条大沟里，那条沟名叫华胥沟。
华胥庙也好，陵也好，沟也罢，人们之所以尊称她是华夏族的老祖奶，是传说她生育了人祖伏羲。1987年8月，西水坡龙虎墓的发现，使人们又把世代传颂的古老话题重新翻拣出来，说起雷泽岸边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那就是——
“天上掉下个大脚印”
《竹书纪年》《诗含神雾》说：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华胥的少女，在雷泽岸边看见龙走过的一个巨大的脚印，很好奇，就踩了上去。这一踩，她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伏羲。这种“履迹”的传说叫作感生神话故事，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情况。其实，“履迹”是先民为了生殖繁衍而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
远古时期，部落族群中的首领都是大宗教主，或者叫大巫，具有绝对的权力。在特定的时日，大巫敲打着刻画有符号图画的骨板、陶制器皿等法器，口中念念有词，带领一队经过装饰打扮的女人围绕祭坛、神庙祈祷。排着队的女人须踩着大巫的脚印亦步亦趋，不能走偏或踩不上。大巫选择踩脚印最规范的女人进行结合交媾。这种现象，是远古时期生殖崇拜的一种形式，是先民对生殖、生育现象还处于蒙昧状态的一种带有祈冀目的的行为。史书记载中，除了伏羲之外，周部族的始祖帝喾的正妃姜嫄也是踩了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后稷）的。
大脚印被称为“龙足”“龙脚印”，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雷泽里面有龙神，认定龙有上天入地潜水的本领。远古传说时代的许多古怪故事，都有其所以滋生的史影。华胥氏踩大脚印而怀孕生伏羲，恰恰反映了远古先民看待生殖现象的真实状态。
人祖伏羲孕育在濮阳一带的成说，绝不是无本之木。所以有专家说：濮阳是“古代宗教圣地，华夏族的祖庭圣地和祖茔圣地。”可以认为，“龙的传人”说法的最早源头，最初的潜在因素在濮阳，伏羲是龙的第一传人。所以，在汉代画像石中伏羲的形象是人首蛇身，也称人头龙身。濮阳人认为蛇也是龙，称蛇为“小龙”。
世界上最早的皇陵在濮阳
三十年前，濮阳西水坡古文化遗址发现有蚌壳摆塑龙虎图案的神秘大墓，按照考古学的规则编为M45。M,是“墓”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45是该遗址发现古墓葬数量的序号，俗称45号墓。龙虎大墓经碳-14测定，距今在6460±135年之间，考古界说墓主人应是6500年前的一位“人主”、“部落酋邦”的领袖级人物。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墓主人应是伏羲，是遥远的人祖长眠在濮阳。
说墓主人是伏羲，不仅仅是因为大墓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天文学方面的内涵与伏羲大帝的功业相契合，其文化积年也与伏羲大帝所生活的时代互为榫卯。如是观之，西水坡龙虎大墓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真身王陵，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真身祖陵。这里面关键的是“真身”二字，比炎黄二帝早1500年上下。现在已知的炎黄帝陵，其实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真身”！
近年来的古人类学研究，发现我国汉族大约有47％以上的人口来源于三个共同的祖先。通过人类基因组Y染色体检测，知道中国古人类在文明形成的前夜有三次呈星状的人口“大爆炸”，其中有一次是在距今6500年左右。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一个祖先与西水坡龙虎大墓是同时代。这就不能不让人把远古先民的三个祖先中的一个，与西水坡M45作对接联想。又由于伏羲和第一次人口大爆炸的时间、西水坡龙虎墓碳-14测定的年代以及大墓的形制、蕴含博大信息的特质极为契合，自然而然让人认为濮阳龙虎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伏羲。
伏羲生活在以农耕为主的生态环境中，需要天文方面的研究和活动，所以测天授时、八卦推演就逐渐萌生。在长期“观天授时”活动的实践中，人们渐渐懂得了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提出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伏羲族群的活动地域最初就应在今濮阳一带，西水坡龙虎墓南圆北方，就是一个典型的上古“盖图”，正合伏羲“负方州，抱圆天”的上古仪俗，又恰与伏羲创造“盖天说”的记载相合。伏羲“立周天历度”，《周髀算经》中的数据算得古人测量地点的纬度是35°20' 42"，这一数据与濮阳的纬度35°42'的数据十分接近。这些只能是伏羲在65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一带测量得出，其他地方不会测出这一数据。
至于像伏羲大帝这样的远古重量级人物的墓葬中，为什么没有一件像样的“宝物”随葬呢？且不论当时的埋葬制度与习俗如何，仅从墓葬形制及文化内涵来看，先民把整个宇宙都陪葬给他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孔子说“王者始于东方”。他还说：“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也，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这段话反映了初早时期的“王者”是居于东方、崇拜太阳的部族，实际上肯定了伏羲太昊氏族属于东夷族团的史实。羲和昊二字，都有太阳、光明的意蕴。2560多年前博学的孔子就不赞同伏羲生于西方的说法。伏羲氏族以24种飞鸟为图腾，居住地明显带有氏族信仰的痕迹。王献唐先生认定，濮水流域是鸟图腾文化的发祥地。顾颉刚则说舜所居历山、河滨、雷泽、顿丘以及夏朝的扈、雇古国都是鸟夷。济水、濮水流域是太昊伏羲氏族的发祥地，伏羲以龙纪官，以风为姓。风，就是“凤”，是以鸟为图腾。伏羲殡天，归葬濮水之阳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17年6月，濮阳市文化、民政部门批准成立了濮阳市伏羲文化研究会，8月16日恰值西水坡龙虎大墓发现30周年之际，在西水坡东侧树立了汉白玉伏羲塑像，这在濮阳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开了历史的先河，客观上助推了西水坡龙虎大墓是伏羲真身王陵的可能性，对濮阳远古文化研究将逐渐形成一定的影响。如认定华胥氏还处于母系氏族时代，而父系氏族时代从伏羲始，西水坡龙虎墓是伏羲真身陵墓无误的话，那么，中原地区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就从6500年前的濮阳一带逐渐开始了。
2019年从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位于北斗斗魁之上的确切含义等论双槐
从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位于北斗斗魁之上的确切含义等
论双槐树遗址大型房址F12的主人
商王死就升到帝的左右,如卜辞“贞咸宾于帝”。金文中也有“严在上，异在下”的讲法，意思是先人在天之灵在天帝面前多为子孙讲好话，子孙则受益。《诗.大雅·文王》也记载：“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都说明先秦时期存在一种认识，即人间王者死后升天，陪在天帝左右，而非就是天帝。商代出现过王者称谓帝的情况，也是一种关联性说法，并不存在王者自称真正北极星之天帝的说法。于是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应是死后到天上之北极星左右的意思，那时的北极星是否可以称为帝可能尚需证明。这类文化的案例在其它一些早期遗迹中也有表现，像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死者的位置，是在北斗、北极附近，璇玑之内，青台遗址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圜丘也是在北极附近(生者在祭祀和巫术场景中也是在天帝左右)，而非本身就是。
双槐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大型房址F12门前回廊内有九个陶器，非常类似北斗九星，不过不像青台遗址北斗九星那样规范。特别言明，双槐树遗址这九个器物是否是北斗九星，自然还存在一定的疑问，其它房屋夯土中是否还存在陶罐也不得而知，若有是否存在更合理的北斗造型，或与郑州西山等遗址的房屋或其他建筑过程中出现的的行为类似，只是一种奠基行为。所以，现在只是一种初步判断。不过依据同时代的青台遗址确实存在北斗九星的情况，我们的这一初步判断并不是什么依据都不存在的。从兴隆洼七个圆形坑以及其中一个有两猪龙的北斗七星以及太谷白燕F504的北斗七星、濮阳西水坡的北斗星等的造型或个星排列以及郑州西山城门基址等遗迹的陶罐排列、太谷白燕F504北斗七星陶罐排列的情况看，古人表示北斗星时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在有时特别重视数字或其中一颗作为北极星的表达而不顾整个实际造型，有的可能是受到旧石器时代北斗星造型传承至那一时代的清晰或不清晰的记述之影响，所以，从同时代同地域同一文化体的青台遗址确切地存在以陶罐表现的北斗九星及北极星位置的圜丘造型、双槐树遗址F5所埋藏有鹿、鹿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以及房子基址中陶器组合的基本造型看，这些陶器组合在一起蕴含北斗星的情况是较为可能的。
假使该造型确实是北斗九星的话，或者这些陶器及未发现或已丢失破坏的陶器构图中存在北斗星的情况下， 双槐树遗址F5中间位置则在斗魁之上，相应于北极星的位置，位于基址中心的鹿则也呼应北极星。按照冯时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鹿可以表示四象之一的北方之象。鹿又是北方代表性物种，田螺山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视为运送太阳的神兽。也有晚期的文献记载神鹿之物麒麟也可以呼应五方之中。这些都有助于说明双槐树遗址以鹿象征北极星是不奇怪的。有学者认为，在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中亚地区南乌拉尔地区的土墩墓王者之陵中也曾发现以鹿象征北极的案例，值得关注(密歇根大学Windfuhr教授认为菲利波夫卡草原王陵—菲利波夫卡中心土墩墓出土的金鹿代表北极,Windfuhr：《The Stags of Filippovka：Mithraic Coding on the Southern Ural Steppes》，Joan Aruz、Ann Farkas and Elisabetta Valtz Fino：《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双槐树遗址的大型房址，其中心位置有一鹿，若确实又位于斗魁之上，其位置类似青台遗址北斗九星的圜丘、陶寺遗址天文观象台—昆仑台基的观测点等，显然其中的居住者即是当时的人间王者，其位于北极附近，显然也与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及甲金文的帝王一样，是位于天帝左右的。把考古学与古代文献记载关照起来，并参照中华文明探源的综合发现和城成果，我们可以小心求证这一房屋的居住者是否应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黄帝时代、居中临四方的某一阶段的黄帝！关于黄帝，学术界多有争论其有无之论，然而有诸多记载应有历史客观，虽然不限于一代人物。春秋与铭，《左传》有载(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周王室内乱，襄王出逃在外，晋国君臣考虑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于是出兵勤王，助襄王复位),考古有实物参照。
鹿为神异之物，跨湖桥遗址属于跨湖桥文化鹿角上刻划有中国最早的数字经卦，兴隆沟遗址的房基中有鹿角和玉器，新砦期的房子或祭祀坑中发下南国鹿角，商代有鹿骨卜，殷虚有鹿角刻辞，楚墓中流行使用镇墓鸟兽，它们的头上都安装具有神异功能的鹿角。《大戴礼记;易本命》曰：“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西汉·戴圣《礼记·礼运》:“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器中有鹿，有的还有常见的与太阳特性有关的介字形羽冠。赵宝沟文化中发现有鹿龙鸟、鹿鸟组合运送太阳、田螺山河姆渡文化中还发现鹿运送太阳幻日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以麒麟类神鹿为一类生物之首是不足为怪的。
鹿还是王者宫苑的常见之神物。商时纣王有鹿台，周文王有灵囿。《诗·大雅·灵台》载：“王有灵囿，麀鹿濯濯。”《 礼记.礼运》：“出土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鹿类神物是瑞祥，若存之在何方则即获得天佑，鹿在灵囿是王权天授、天下太平的瑞祥和象征，由于一般的鹿、麋鹿之角随着季节变化，所以被认为是与天之历法有联系的神奇之物。《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与周公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明这一认识：“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意思是，周武王彻夜不眠，周公问他为什么，武王回答道，天不帮殷朝，从我姬发还未出生至今六十年内，麋鹿就未出现在商王苑囿而逃到四郊，飞鸟也存于满野。这预示老天爷已不需要殷朝祭祀了，所以我今天才会获得成功。”
《述异记》:“鹿一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坤雅》云：‘鹿乃仙兽，自能乐性，行则有涎，不复急走。”
《本草纲目》记载:“鹿之一身皆益人，或煮或蒸或脯，同酒食之良。大抵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之物，能通督脉，又食良草，故其肉、角有益无损” ，《 日华子本草》中记载：“鹿，补虚羸，壮筋骨，破瘀血，安胎下气。《管子》卷七也记载在《诗经》产生的年代，鹿皮是国家与诸侯之间交往的重要礼物，其实它也是婚礼中的重要角色，《诗经•召南•野有死麕》记载以麕为聘。另《山海经•南山经》中载有名叫“鹿蜀”的神物，人佩戴它的皮毛，可繁衍子孙。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古人以鹿皮为婚贽的重要原因，总之鹿有繁衍子孙的象征意义。晋王嘉《拾遗记》中描述，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这是民间“麒麟送子”的来源。鹿喜欢群聚，是“一夫多妻”制鹿王为主的种群特征。所有这些对于帝王、王者而言有类比性或者被认为他们原本应有神鹿的这类意象。
鹿在古代有被认为是政权和爵位象征的案例。《史记》中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就是喻指秦朝皇帝失掉了政权。失鹿为失权，得鹿自然就是得到权位。《文选．班彪》曰"至比天下于逐鹿"，李善注引《六韬》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此即以"得鹿"喻得天下。 《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汉书》卷四五《蒯通传》曰：“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张晏曰：‘以鹿喻帝位。’”魏征《述怀》诗曰：“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宋朝史浩《剑舞》曰：“逐鹿中原”，这里的鹿也是比喻帝位、政权。 考古中发现不少与鹿有关的特殊现象，像兴隆沟遗址发现一些鹿与猪首，其额头有方形或圆形孔，显然与额头这一位置可以通灵、常与太阳关联有关(额头这一位置有时与真太阳关联，有的与太阳22°晕之上切弧中的光块有关。常州新岗崧泽文化时期一件陶猪造型的额头的菱形显然就与太阳大气光象关联)。在广富林遗址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有以鹿首随葬墓葬的，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一件陶尊上发现有两只鹿和一把钺，这显然可以与狩猎关联，但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说明权力与鹿的联系，也说明逐鹿中原这一比喻来自于首领狩猎的实践。宋健先生认为：“从梅花鹿在良诸先民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石械的功能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梅花鹿石钺图记录了一次大型的由氏族首领亲率的集体活动。石钺就是权杖,代表了权力和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鹿为行动的对象。这可以是一次狩猎,以捕获鹿科动物为目的;也可以是一次祭祀,祭品就是梅花鹿。”(宋健：广富林考古新发现——梅花鹿石钺图--《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02）。
《毛传》曰：“鹿得蓱，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说：“……以鹿无外貌矫饰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恳诚也……言人君嘉善爱乐其宾客，而为设酒食，亦当如鹿有恳诚，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飨食燕饮之礼焉。”朱熹《诗集传》认为：“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盖其所望于群臣嘉宾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则必不以私惠为德而自留矣。” 麒麟实际也为神鹿，《公羊传》中有一个孔子泣麟的故事，故事的概义是这样的：孔子听说有人在西山打猎捕到了麒麟并使其死掉了，大哭，子曰“吾道穷矣”！显然鹿在古人心目中是“信而应礼”、“恳诚发乎中”的中和之物，实具有仁德的仁兽，是大同之道的象征。历代文献记载表明，像天、有的圣人、圣王等具备全生、全德、中正仁和、天地之道、天地之德、天地正气者，方能称为帝。文献中言以鹿比喻帝之位，实是由于其可象征道。
道教中的三蹻之一是鹿，因为神鹿善奔走，汉画像中有不少“仙人骑鹿”或“.乘鹿升仙”题材，也应是三蹻文化的反映。《封神榜》中把麋鹿当作姜子牙的坐骑，其曰“鳞头豹尾体如龙,足踏祥光至九重，四海九州随意遍，叁山五岳刹时逢。”其中也还有诸多以鹿类神物为坐骑的内容。虽然这一书籍时代晚，但是其包含的内容是由传承的。神人以之为蹻，则可以周流九天，沟通天地。考古学上有不少类似证据，河南濮阳西水坡后岗文化一期45号墓的骑龙人、良渚文化神人骑由鸮、獠牙神兽等元素组合的神物之物象皆为重要材料。双槐树居住帝王或王者的房子，整个基址横向的中心是一只麋鹿，头向为南，人在其中，可能象征其像骑鹿之神一样，向南即向天的方向升天，以沟通天地，畅行九州。
双槐树的该鹿，是麋鹿而非其它种类的鹿，这可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由于麋鹿是冬至解角，所以可以作为冬至节气的的标志，而冬至往往是祭祀北辰的节气。所以该位置的麋鹿呼应北极星是有一定文献依据的。不过其中的北斗斗柄方向并非呼应冬至，这也可能是设计者未能估计的因素，这也可以理解，一个设计思维不一定所有逻辑全能符合。
《逸周书 .时训解》曰：“夏至之日，鹿角解”，这是一般的鹿，而非麋鹿。按照《逸周书 .时训解》记载，“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概论则麋鹿之角是在冬至才解的。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这是因为古人认为麋与鹿虽属同科，但是二者一属阴一属阳。鹿为山兽，角朝前生，属阳，麋形大泽兽，角向后生，属阴。由此看来，麋鹿角解可以作为判断冬至的较为标准的物象。而《周礼》等文献记载祭祀北辰之时间为冬至，所以以麋鹿位于北极星位置附近，应与历法文化相符。
麋鹿喜欢在沼泽地带生活，《周礼.天官.兽人》“夏献麋”疏曰:“麋是泽解兽”，《孟子》曰：“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诗·大雅·灵台》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国语·周语》记载：“囿有林池。”即是说，鹿所在的苑囿不仅有灵台、林木，还有灵沼之类的池园。北极星、北极在八卦阴阳数术中可与一、与水呼应，战国时期的所谓太一生水之论即是这一文化的体现，这与麋鹿的习性及王家的鹿文化也相应。
总之鹿可以可以作为帝王沟通天地周流天下之蹻；鹿可以比喻帝位、政权；路可以象征长寿，多子孙，鹿王多雌鹿；鹿的性格可以象征帝王有仁德，有中庸之德，具有帝王的中和、和正、中正之特征；鹿于池囿可以象征时代有大同之道；鹿还可以象征北方、北方之象，从我们所论证的材料看，中国古代的麋鹿尤其还可以呼应北极星，北极星、北极都是与权力、帝王有关的。古代北极星、北极为天中，包括双槐树所在的洛汭在内的中原、河洛地区为地中，黄帝在郑州有密集的的传说，宏观的考古学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又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时代联系。综合地看，即使该鹿不表示北极星附近重要位置，而只象征帝王，这依然不改变中国古代文明中帝王与鹿之间的这些文化关联。
鹿的这些基于自然的文化象征与文献记载的古代圣王高度相符，其位置所在的房子是整个双槐树遗址贵族居住区的代表，本身位于建筑的中心区域，回廊又可能有北斗星，鹿又位于可能的斗魁之北方，等等，尤其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整体考古发现、文化谱系与整个早期中国的古史、传说、神话的关联，尤其是双槐树遗址本身在仰韶时代中期偏晚及晚期的全国中心地位看，可能该房屋的主人与黄帝时代的某代圣主应该特别相符！
古史尤其是远古史与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遗址甚至是具体遗迹遗物的关联，是考古学家无法规避的问题，也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是否关注这一问题不应是判断是否是正统考古学家的规则。实际上考古学的独特责任和优势之一，其实就是以实物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神话传说以及已有成果互相参照，来陈述人类并不不清晰的诸多历史，自然包括或多或少地历史化地还原远古文献和神话记述的真实。国际国内考古学史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一问题，许多传说和神话的清晰化即是得之考古学家这样地贡献。考古学家谈考古发现与远古具体古史呼应的问题，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自然也应是这一学科的基本规定。不过于考古学的本质而论，限制于诸多获取信息完整性质等客观因素，对于诸多早期古史的判断，是一个过程认知，小心求证永远是主题！
至于本文谈论黄帝问题，关键还不在于这一具体问题是否有讨论价值，其实这里还有如何对对待中国古代有关五帝时代甚至更早传说记述的一种理念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在有些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其实并不都是全部疑古，新的时代的诸多信古派也未必不是依然在走新的疑古之路。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是采用疑古和信古的认识论从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效率水平有何区别，基于多年考古实践的早期文明发现和地下文献的发现与古史的呼应已然表明，总体和主体上，孰优孰劣！
2019年央视《考古公开课》再度关注濮阳西水坡大墓
2019年12月22日，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这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教频道在《考古公开课》栏目中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再度关注濮阳西水坡大墓。
央视的官网介绍说，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一座距今6500年的大墓惊现河南濮阳西水坡，墓主身旁有神秘的蚌塑图案。墓中还有摆放奇特的人体遗骸，蚌塑与殉人代表了什么？这位埋葬宇宙的墓主究竟是谁？本期节目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为您揭开西水坡星图之谜。（《考古公开课》 20191222 西水坡星图之谜）
《考古公开课》 20191222 西水坡星图之谜 视频
6500年前的祭祀——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地下星图之谜
人们了解中国早期的天文学，是从《尚书》开始的，在这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的开篇中记载的便是三皇五帝与天文历法的故事，但三皇五帝毕竟是传说时代的人物，这一时期的遗址或实物，在考古学上还一直得不到证明。
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帝星（北极星）地位极为重要，但与帝星密切相关的北斗七星，却终年不没入地平线，它“斗转星移”，犹如挂在北天的钟表，北斗斗杓就是那指示时间的表针。在古代，北斗七星一直被作为时间的指示之星。以帝星和北斗星为基础，古人把浩瀚的星空划为五个宫，就是中宫和东、南、西、北四宫。中宫的主要星象是北斗七星（也称极星），东西南北四个宫则管辖着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星座”。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四宫分别想像为一种动物，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二十八宿在天文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学术界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巴比伦、印度等，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的特产。夏鼐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六到八世纪的中国，但由于缺乏出土实物的证明，一直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难以取得共识。难道“四象”真的是汉儒的附会？难道中国二十八宿最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六到八世纪？ 1977年，湖北随县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墓葬，墓主是一个小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国君，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5只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盖分别是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的，外表髹漆。在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漆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画面中央是篆书的“斗”字，四周写着二十八宿的名称，画中的“斗”字代表了北斗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古人崇拜北斗的一种表现。二十八宿的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这是所见年代最早的将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关于二十八宿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漆箱盖星图中左青龙、右白虎与二十八宿同时出现，证明了“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但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 如果说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的发现，划定了二十八宿与四象在中国出现的年代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可以断在什么年代呢？就在曾侯乙墓发现的10年后，考古学家在濮阳西水坡的一次偶然发现，不仅震惊了世界，也回答了这一切。1987年盛夏，豫北平原的濮阳市正在老城西南角的荒地西水坡修建一座引黄供水调节池，在配合施工的考古调查中，于调节池的西南部发现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当叠压在最深处的文化层被清理出来之后，人们惊呆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出现在眼前。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南北长4.1米，东西宽3.1米，它奇特异常，南边圆曲，北边方正，东西两侧尚有一对弧形小龛，一位男性墓主头南脚北地仰卧于墓中，周围葬有三具殉人。特别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两旁，有用蚌壳排列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其头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脚下，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一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同时，在45号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也用蚌壳排列的龙、虎、鹿等动物图形，这两处图形和45号墓排成一南北直线。
墓葬的年代无论是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还是碳十四的测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这座墓葬的现象新奇独特，前所未见，简直就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冯时教授，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未解之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专程赶到濮阳，与当年发掘现场的负责人孙德萱一起，将那些错综杂陈的蚌壳图形和人体碎骨重新检视整合在一起，还原出墓中的本来面貌——冯时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北斗的图形。 如果承认它是北斗，那么这个北斗的斗柄为什么不用蚌壳去堆塑却特意选配人的腿骨来表示呢？这种耐人寻味的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早期天文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极为重视观测终年可见的北斗星，并以北斗作为决定时间的标准星象。但是，北斗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如果人们需要了解白天时间的早晚，那就必须创立一种新的计时方法，通过对太阳和人影的仔细观察，古人学会了立表测影。最早的表正是模仿人体来设计的，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人体测影到立表测影的一种转变，因为人体测影不方便，人必须要制造出一种模仿人体的天文仪器，这就是表。在被列为中国古文献算学之首的《周髀算经》中可见，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还曾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根据这些可知，古人把表叫做髀，它是早期测量日影的工具，它的本义就是人骨。而墓中的这一北斗，则形象完美地体现了“立表测影”的含义。北斗通过蚌塑摆放一部分，然后又用人骨来摆放它的斗杓，这种特殊的图形恰恰显示了古人测量日影与观测北斗的综合关系，它是古人创造出利用太阳和北斗决定时间方法的结果。
经过认真地观察、比较后，冯时教授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在这个45号墓蚌虎的腹部下边有一堆散乱的蚌壳，但是在这个墓的其他位置没有任何零乱的蚌壳。联想到曾候乙墓漆箱盖的虎腹部下边也有一个类似于火型的图象，这两个线索说明西水坡45号墓的图形和曾候乙墓漆箱盖的图形，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不大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因此学者们确定它应该是一个星图。那么，蚌塑龙、虎与北斗摆放在一起，也就直接决定了龙虎图像的星象意义。
古墓群的殉人位置摆放再现了《尚书·尧典》所谓的“分至四神”，意味着中国的早期星象在6000年前已形成体系。在西水坡45号墓墓主的周围，除去摆放的蚌塑龙、虎星象之外，还有三具殉人。三具殉人摆放的位置也很特别，他们分置于东、西、北三处，特意斜置，形成一定角度。经过骨架鉴定，他们都属于12至16岁的男女少年，而且他们的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均属非正常死亡。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不得不将墓穴表现的这种奇异现象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加以联系，在这部书里，古人当时已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化观念，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由四位天文官分别掌管着，即所谓的“分至四神”。
冯时通过计算和复原得知，它的南边半圆的墓边就是盖图春分和秋分的日道。而在这个日道的外侧，正东和正西随葬着两个人，这意味着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司掌春分和秋分的神。在墓葬方框北侧的殉人很特别，它不是正东正西摆放，而是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头向是指向东南。以濮阳实际的地理纬度来计算，当时是计算冬至时期的太阳初升的角度，而北侧这个殉人的头向恰恰指向了冬至这一天太阳初升的方位，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司掌冬至的。如果是这样，那另外还应该有一个司掌夏至的神。在当年同时发现的还有31号墓，其位置恰恰是在从45号墓到第二组蚌塑、再到第三组蚌塑以及正南正北的一个子午线上，此墓仅葬一人，但其骨架缺少胫骨，正是被截去做了45号墓北斗的斗柄，而他的年龄也是一个孩子。这恰恰能够弥补当初缺失的位于南侧的司掌夏至的那个神。如此看来，整个司掌四时也就是当时的分至四神在整个遗迹里的体现是十分完整的。
墓葬中呈现的这一切正意味着当时的古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回归年，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历法很可能产生了，同时，也证明中国的早期星象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体系。
古人为什么要把星空搬到地下呢？远古天文学成就如此集中地得以在一处有限的墓穴中展现，它的意义究竟何在？
这实际涉及了墓葬的最后一个谜题，即墓主的身份。 专家认为，这个墓主人的地位一定不会很低。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来说，天文学实际上是首要的工程，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这是古代王权的象征。45号墓的主人，虽然没有瓶瓶罐罐日常的生活用具，但他的墓葬中随葬的是整个天上的星斗，这种特别的安排显然是墓主生前权力特征的再现。
被称为“颛顼之墟”的濮阳地区，在上古时代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古称“帝丘”。正是在宗教兴盛的帝丘时代，颛顼帝实施了“绝地天通”的重大举措，大大推动了天文科学的发展，创制了中国第一部天文历法“颛顼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颛顼死后葬埋于帝丘濮阳，但灵魂升天，乘龙而达至四海，这些事迹与西水坡壮丽的宗教遗迹所表现的内涵可谓极其相似。
《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古书上这样记载，而濮阳民间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则更多，时至今日，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濮阳地区都会举行最隆重的祭拜仪式祭祀颛顼，据说这一天是根据斗转星移首创颛顼历的颛顼帝的生日———“颛顼历”把一年定为365天又1／4，它对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划时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濮阳地区为“颛顼之墟”，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及其部族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古称“帝丘”。在这儿，颛顼实施“绝地天通”的重大举措，任命巫重管理人与天上的神之间的交往，专管上天宗教方面的事务，任命巫黎管理地上的群巫及万民，专管人间社会秩序方面的事务，使民神不杂，宗教事业被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并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颛顼还发动了与共工的战争。共工在黄河上游的辉县一带，颛顼在黄河下游的濮阳一带，也不知道共工治水失败还是想以邻为壑，反正因为“水难”的问题，战争爆发了，共工被颛顼诛杀了。由是，颛顼和黄帝一样通过战争铺平了获得权力的道路，成为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权于一身的首领，也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评价颛顼“声名洋溢，超过黄帝”。
陕西省著名帝王陵研究专家、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先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石林先生认为，黄帝乘龙不在帝丘（濮阳），而颛顼是黄帝之孙，也曾“乘龙而至四海”，而墓中人骑龙蚌塑表明墓主是黄帝族的一个大宗教主———也因此，蚌塑人骑龙应是颛顼乘龙遨游天地之间的写照，45号墓墓主非颛顼莫属。也许石先生把45号墓墓主说成黄帝不好向陕西人民交代，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世之先生却不依不饶地说，颛顼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而该墓是6500年之前的，它不可能是颛顼的。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雷神”条中说“其实黄帝即古之雷神”，濮阳是古雷泽，是龙出没的地方，“中华第一龙”在这儿出土，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乘龙升天的人，所以“雷、龙、黄帝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因此西水坡４５号墓墓主人，可能是黄帝族的一位首领”。
但湖北师范学院原物理实验室主任段邦宁先生、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张维华先生认为，黄帝的“年龄”还不够大，45号墓墓主人应该是伏羲，只有他才够这么大的“岁数”。
黄帝时代距今不会超过5000年，我们常说的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从黄帝开始的。而45号墓的年代距今6500年，把它放在古史传说时期的伏羲时代，是合适的。
伏羲始画八卦，是古今学者均予认同的。1981年，陈立夫先生提出：“中道思想，是从中华文化的缔造者伏羲画卦作易开始，距今已有6450多年了。”从时间上来说，４５号墓与伏羲时代是吻合的，而墓中富含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等内容，这又与伏羲作易画卦的传说高度吻合；盖天说为伏羲所创立，墓的平面结构与盖天学说惊人吻合；《周髀算经》中说“周髀长八尺”，“冬至日晷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经测算其测量地点的纬度是35°20′42″ ，当时的黄赤交角为24°01′54″，现在濮阳的纬度在35°42′，因此《周髀算经》中的数据只能是在45号墓的位置测得的；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在雷泽履巨人脚印生了他，而濮阳地区也是他的“根据地”；伏羲蛇身人面，是龙的形象，伏羲部族的图腾是龙，从伏羲开始，以后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直到封建帝王，都自称为“龙”，自封为“真龙天子”，中华民族崇拜龙，自称“龙的传人”，但直到1987年濮阳蚌龙的出土，才让一些审慎的学者切实感到我们的古老文明与龙之间有多么久远的联系。“如果不是臆测，中国龙的形象自此（夏商）即以中原的、历史底蕴深厚的仰韶文化龙的基形演变而成。不信，大家可以把最生动的晚到明清时代的龙图案和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蚌塑龙图形放在一起比照，虽然时间跨度惊人地超越了五六千年，除了细部的刻画有些微差别外，长吻、瞠目、昂首、弯颈、髯须、弓身、短腿、五爪、分叉长尾等基本形体十分一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核心文化强盛生命力的标志。”6500年前腾云驾雾、横空出世的伏羲，被我们称为“人祖”，伏羲画八卦，被我们称为“文宗”，伏羲蛇身人面，有着后世认同的龙的形象，而且45号墓就是伏羲时代的遗产，墓主不是他，还能是谁？还真的有人认为45号墓墓主不是伏羲，而是蚩尤，证明的方法很复杂，但理由很简单：45号墓墓主曾被腰斩，死于非命。遍查传说时代的帝王，只有战神蚩尤死于非命，系被黄帝所杀的。而蚩尤是伏羲的后裔，是龙的传人，说其是伏羲墓的理由似乎都能复制到蚩尤身上，但说其是伏羲墓，有一点没法解释———伏羲不曾被腰斩过。对于时间不符的疑问，华夏出版社的王大有先生也自有说法：伏羲是6500年前的，蚩尤是5000年前的，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没被证死，只不过大部分人这样认为罢了。在如此解释这一疑问的同时，他还用自己的方法证明，黄帝、蚩尤就是6500年前的历史人物。
王大有先生认为，当年黄帝和蚩尤交战，蚩尤战败后被械杀肢解，是他的余部将其尸骨抢走，偷运到濮阳秘密埋藏的。45号墓墓主的尸骨看上去被“腰斩”过，胸椎和胸骨已荡然无存，王大有质问：“谁能说清他的７个胸椎哪里去了？” 此说立即受到来自博物馆界和考古界的学者们的挑战，他们认为墓主人的尸骨是基本完整的，缺少的胸肋是自然腐化或被外力扰动所致，这在“田野考古”中是常见的，根本不存在被“腰斩”的问题。
面对质疑，王大有先生发问：“怎么单单腐蚀的是这一段？小动物小田鼠会咬得刀切一般？怎么不见齿痕？”当年主持发掘工作的孙德萱对记者说，尸骨“一出土就这样”，发掘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
台前有蚩尤冢，据古史记载“民常10月祀之……”这儿的“10月”是古历法中的“10月”，10月正值冬至之时，苗家以此为国难日，新年也从这儿开始，初一到初五为国难，一直到正月十六，才算过了大难———蚩尤是在冬至遇难的，蚩尤部族的人在他死后南迁西迁，苗黎是蚩尤部族的后裔。
晋以前，史籍多称蚩尤为战神，汉高祖刘邦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周武王、秦始皇等也立祠庙祭祀蚩尤。蚩尤是后来被“妖魔化”的。他和炎帝一样都是战败者，他们和黄帝一起，被称为当时的“三帝”。
著名考古学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先生认为，各家的说法都持之有据，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是，45号墓墓主为当时的大巫、部落首领。
墓主是谁，有争议，墓主是那个时代呼风唤雨的顶尖人物，毫无争议。但这么个重要人物，为什么不葬玉埋器，却只和蚌壳相依为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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