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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地說，《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提出來“徵求意見”的時機真是相當不合適，因為當下最緊迫的問題，一曰抗疫，二曰復工。“外國人永久居留”並不是一個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此時拋出來，引發社會劇烈爭議，既分散了決策層的注意力，也渙散了全社會團結一致抗擊新冠肺炎的鬥志。

看了一下“條例”的徵求意見稿，也研究了一些持支持態度的文章，總的印象是相當一廂情願，充滿了“專家治國”的傲慢。 支持“條例”的主要理由是有利於引進人才。

這個理由的哲學基礎是工具理性，或者說是技術主義。

在這些人看來，“人才”似乎和機械一樣，拿來之後安裝好，擰緊螺絲釘之後就可以運轉了，他們似乎不明白，沒有抽象的所謂“人才”，

技術主義的眼光是狹隘的，是功利主義的，只見其利，不見其害。 給外國人永居權，絕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情感問題、歷史問題、文化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必須統籌兼顧，才可能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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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傷痕必須注意； 從歷史的角度看，華夏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安土重遷，繁衍人口，既重視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也重視人口的再生產，歷史上基本沒有出現過靠外來移民彌補人口不足的需要。

去年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爆款，“帶著地球一起走”被解讀為中國人特有的“家國情懷”，也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比如魏晉南北朝，曾經出現過“民族大融合”，以及漢族人口向南方大遷移的“衣冠南渡”，但這是伴隨血與火、伴隨著文明倒退的大殺戮進行的。曾經的繁華之地，十室九空，“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馬前懸人頭，馬後載婦女”，就是對當時狀況的真實描述。

近代以來，中國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洋人”在中國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權，殺人放火都不受中國法律審判，由此激起了義和團運動。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策劃成立了偽“滿洲國”，開始向我國東北大量移民，搶佔膏腴之地，日本移民所到之處，中國人就失去家園，背井離鄉。

這些歷史傷口，其實並沒有完全癒合，平時可以不提，現在既然談到移民問題，它就必然會隱隱作痛。儘管時代不同了，但要求社會公眾不去聯想近代以來所遭受的苦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情理的，關鍵是要在政策層面做出保證，確保歷史悲劇不會重演，並要用耐心、細緻、深入的宣傳使人民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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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中國人來說，實行引進外國移民的政策，還有現實困惑需要解釋。

中國是當代世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最嚴格、時間最長、收效最為顯著的國家，並且這一政策目前仍未廢止，僅僅略為放寬而已。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難以解釋的悖論： 中國仍然人口過多，以至於妨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嗎？ 如果是，那為什麼還要引進外國人呢？如果不是，為什麼要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呢？

從心理和文化傳統的角度上來看，中國人一向崇尚多子多福，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給很多人造成了心理暗傷，此外還出現了很多“失獨”家庭，他們難以言說的痛苦就更非常人所能體會。

在所有這一切歷史“皺褶”都沒有被熨平的情況下，在歷史積怨沒有得到充分疏解的情況下，貿然啟動“外國人永居權”，不引起情感上的反彈也是不可能的。

無視民間的情感，技術專家自認有理就強推政策，不僅政策本身可能遇到難以克服的阻力，還可能引起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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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也必須考慮。 一般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是比較開放的，應該說，移民也確實給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增色不少。這也被視為西方國家的軟實力。

但是，近年來，過度開放的移民政策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日益呈現出來。在美國，政治上的後果之一就是特朗普當選，在歐洲，則是排斥、反對移民的極右翼力量的興起。

為什麼呢？因為移民的語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和當地居民都有很大不同，難以整合，造成很多社會問題，最容易成為極右翼勢力、新納粹勢力轉移矛盾的目標。

中國如果因為移民問題無法達成共識而導致社會分裂，那麼和“引進人才”所獲得“效益”相比，可謂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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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夏變夷”（姑且讓我借用一下這個詞），文化上的吸收、同化問題必須未雨綢繆。 “永久居留權”雖然並不等同於國籍，但這種區別，主要是法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並不能感受到太大的區別。

這就牽涉一個問題：在中國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能不能認同中國的文化、價值觀，能不能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如果不能，以後這樣的人逐漸增多，會不會影響到中國之為中國的基本特性？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可謂前車之鑑。 2005年，美國最有憂患意識的戰略智囊，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曾經了出版一本引起劇烈爭論的專著《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警告說，儘管今天少有美國人放膽預言美國的解體，但問題是蘇聯解體前同樣也沒有幾個人預見到，如果美國人依舊無動於衷，任由目前的局勢蔓延下去，那麼2025年的美國仍舊是我們熟悉的美國將會是一個“最大的意外”——這一對美國民族認同造成空前威脅的因素就是移民問題。

亨廷頓認為，“美國的國家特性”來自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具體說來包括操持英語，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條規，恪守個人主義的新教價值和工作倫理，相信人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地上建立天國等信念。

在亨廷頓看來，移民的湧入使美國的這一“國家特性”受到了挑戰，因為他們並不接受“盎格魯-新教”文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美國不再是“民族熔爐”，而是變成不同文化拼在一起民族“馬賽克”，“誰是美國人”都成了一個嚴重問題，美國會因此衰落，失去凝聚力，直至四分五裂。

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自視為人格化的“美國的國家特性”，他堅持要在美墨邊境建立隔離牆，理由之一就是要保護美國文化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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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打開移民的大門，文化整合問題，可能比美國還要嚴重。

這是因為：

第一，在世界範圍，尤其是相對西方文化，中國文化並不是一種強勢文化，在很多領域，尤其是文藝領域，“文化殖民”現象仍然嚴重存在；

第二，中國的文化精英，在八十年代嚴重喪失了文化自信，把所謂“海洋文明”視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鼓吹走向“蔚藍色”。近年來的情況雖有所改善，但文化自信仍然處於恢復的過程中，精英階層中自認賤民【點擊閱讀】，崇洋媚外的也不在少數；

第三，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生了幾次“斷裂”。由於傳統文化不能解決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問題，因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全面批判，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支撐中國走出近代陷阱的革命文化，但八十年代之後，革命文化被逐漸解構，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經濟人”為基點的世俗理性文化。

這三個文化傳統有相互衝突的一面，也有連續性的一面，但熔於一爐，形成足以成為“中國國家特性”文化，則尚需時日，在此之前，如果大規模引進移民，則會遇到嚴重的文化認同問題。

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移民問題，要超越狹隘的“技術主義”的眼光，要認識到文化整合，以夏變夷，才是移民問題的關鍵，在這個問題有妥善的解決方案之前，不宜貿然打開移民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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