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任城監獄的疫情防控是如何失守的
△山東省任城監獄
日前，經中央批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組成的調查組，就山東省任城監獄疫情事件進行了全面調查。經調查，該事件是由1月21日從武漢自駕車到達山東濟寧的人員，傳染給監獄幹警、職工，進而造成部分幹警和罪犯感染。
根據調查結果和調查組建議，山東省紀檢監察機關對省司法廳原黨委書記、廳長，省監獄管理局原黨委書記、第一政委解維俊等11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檢察機關對省監獄管理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王文傑，任城監獄原黨委書記、監獄長劉葆善，任城監獄原黨委委員、副監獄長鄧體賀等3名司法工作人員涉嫌翫忽職守罪等罪名立案偵查；公安機關對任城監獄幹警陳民華、任城監獄職工戴光輝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立案偵查。
作為羈押場所，監獄人員密集，疫情防控工作特殊、複雜。然而，在這一事件中，相關人員思想麻痺、管理鬆懈，致使幹警職工帶病入監、疫情迅速擴散，最終導致7名幹警200名服刑人員共計207人被感染的嚴重後果，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1月21日從武漢自駕車到達山東濟寧的人員，傳染給監獄幹警、職工，進而造成部分幹警和罪犯感染”，請注意這個時間點：1月21日。如果說1月20日之前，由於對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嚴重程度認識不足，疫情防控有些鬆懈尚有情可原，那麼，1月20日之後，任何的疏忽、鬆懈都不能被原諒。
1月20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人傳人”得到確認，疫情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對疫情防控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國家衛健委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指導地方做好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在這之後，各地各部門都應各司其職、嚴防死守，但在這一事件中，不少防控環節形同虛設。
通報未提及每個責任人具體違法違紀事實，但這不妨礙我們根據每個人承擔的責任作出判斷。這種判斷的意義在於，通過對每個人在這一事件中承擔的角色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疫情防控究竟是如何在任城監獄失守的。
根據身份和承擔職責不同，責任主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被立案偵查的任城監獄幹警陳民華、職工戴光輝。二人接觸從武漢自駕車到山東濟寧的人員，是整個事件的起點。在1月21日，接觸從武漢來的人員對個人意味著怎樣的風險，已經很清楚；一旦自己被感染對監獄和服刑人員意味著什麼，也不難想見。如果二人按照規定主動報告與來自疫區人員人員接觸的事實，自覺隔離，也就不會有這麼多人被感染。二人是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表現為違反國家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從二人以該罪被立案偵查看，他們顯然並沒有做他們該做的。
第二類：任城監獄工作人員，主要是領導層。陳民華、戴光輝未主動報告、隔離，不過，如果監獄的防控工作到位，幹警接觸人員、身體狀況等個人情況報告制度能得到落實，二人也能被“篩查”出來，至少也能在發現症狀初期將其及時隔離，避免更大傷害。但監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思想麻痺，管理鬆懈”，讓這樣的機會輕易溜走了。
翫忽職守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200多人被感染，是翫忽職守的代價。監獄長劉葆善等兩名直接責任人以該罪被追究；未受到刑事追究的多人，也因違法違紀被立案審查。
第三類，是省司法廳、省監獄管理局負責人。他們對於事件發生負有領導責任。作為有督查職責的上級，如果他們督查有力，盡職盡責，任城監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得以有效避免，也就不會有這一步悲劇的發生。“督促指導不力，失察失職”，中央調查組對省司法廳、省監獄管理局負責人的定性準確、到位。
特別要提的是，三名以翫忽職守罪被追究的司法人員中，其中一名是省監獄管理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王文傑。作為上級，對於下級單位發生的嚴重責任事故，並非僅有領導責任，特定情況下應作為直接責任人員承擔更重責任。
從不當接觸來自疫區人員的幹警到監獄，再到司法廳、監獄管理局，三個環節，哪怕有一個守住，這一事件都可避免。然而，該主動報告、隔離的不主動報告、隔離，該嚴格履責的翫忽職守，負有督導職責的“督促指導不力、失察失職”，最終導致任城監獄的徹底失守。缺乏責任意識“守土無責”，是導致這一事件的根源。
目前，全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進展，但遠未到放鬆的時候。作為一面反面鏡子，任城監獄失守對於接下來的防控工作具有極強的警示意義。
（文|特約評論員 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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