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次年与刘璋冲突，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据有汉中，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元代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肯定罗贯中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其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但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却一席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②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如果把这都斥为“诈伪”，就未免太书生气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造成了“似伪”的不佳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往往认为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和重要谋士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时，父亲、妻子都曾当过俘虏；在兵败逃跑时，又曾将儿女推下车，幸得大将夏侯婴救起。不能说刘邦没有亲情，只能说这是在危急时刻的一种不得已。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三国演义》的描写，堪称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无端地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总之，“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续完）
此说以鲁迅先生的评判为代表：“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见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①见《三国演义》第38回。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见《三国演义》第60回。取材于《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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