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6 秦国因商鞅变法而称雄战国,列国为何不效仿秦国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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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变法能变强,为什么列国不效仿秦国变法呢?其实列国并不是不想效仿秦国变法,事实上甚至有的国家比秦国还早实施变法,秦国之后也有不少国君尝试变法图强,但变法≠变强,变法之后要想变强,得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变法的方向正确,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二是所变之法要能持续下去,如果支持变法的人一死,新法便被废除,那变法与不变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战国三大变法家的历史故事。

提到变法,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商鞅,商鞅在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让秦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最后统一中国。毫不夸张地说,商鞅为中华民族的和中国人促统一、反分裂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很少有人知道,战国时代,在商鞅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分别在其他国家进行了变法,还都成功了。

李悝变法

关于战国时代起点,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赵魏韩三家分晋决定了战国七雄格局的形成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虽然是一共有七雄,但七雄实力并不均衡,强弱悬殊。在战国初期,实力最强的不是最后一统天下的秦国,也不是三户而亡秦的楚国,而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

相信大家都记得《孟子》,孟子一书中有《梁惠王·上》与《梁惠王·下》两卷,这个梁惠王实际上就是魏惠王。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而他之所以能称王,靠的是他的祖父魏文侯打下的基础,当时魏国算得上是战国七雄中第一号强国。

魏惠王的祖父魏文侯便是三家分晋的主导者之一、魏国开国国君,魏文侯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在位期间启用李悝为相,李悝就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变法家。也正是因为他的变法,奠定了魏国傲视群雄的基础,李悝变法主要有以下几条:

废除官僚世袭制度,根据个人能力提拔官员,取消旧贵族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贤纳士、促进生产建设。

废除井田制,进而实行“尽地利之教”的政策,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根据土地质量、产量征税。

依法治国,建立了完备魏国法律《法经》,对政府职能、升迁制度、军功奖励,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实行“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

军事改革,创立了“武卒制”,对优秀士兵进行奖励,并根据士兵个人能力进行组编,发挥作战优势。

得益于李悝的变法措施,魏国成为了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但李悝却不得善终。有一天,李悝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名罪犯招供说三年前的意见谋杀案是他干的。然而那件案子已经结案了,并且处死了当时认定的杀人犯,恰好那件案子又是李悝自己审理结案的。这意味着,李悝三年前杀错了人,这正好违背了他所制定的法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李悝选择了自杀。

吴起变法

在历史上,吴起是个争议很大的人。吴起年少成名,居住在鲁国,娶了个齐国人做妻子。当时鲁国国君鲁穆公想启用他,却又因为他妻子的身份而有所疑忌,吴起知道后,为了能够当官,于是把妻子杀了。后来吴起带兵帮助鲁国打败齐国,却依然无法打消鲁穆公的怀疑,于是他决定离开鲁国,前往魏国。

到了魏国之后,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打败了传统强国秦国,同时魏文侯李悝为相,吴起李悝均有超世之才,合力把魏国的国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魏文侯死后,在国内一些大臣的谋划下,魏武侯开始不信任吴起,于是吴起最后又逃到了楚国。

到了楚国之后,受到楚悼王重用,很快就升任令尹,令尹是楚国最大的官,相当于丞相。当上令尹之后,吴起在楚国开始主持了变法,主要内容有:

贵族已传三代,则取消爵禄;断绝疏远贵族的供给,将贵族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

裁减冗余官职,辞退低能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生下来的钱用于扩充军队。

严惩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行为,统一移风易俗,禁止私人请托。

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翻新建设楚国国都郢。

吴起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革除了楚国的弊病,使得楚国全国上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楚国也因此再次强盛起来。但这些举措大大损害了楚国国内旧贵族的利益,特别是前两条,简直让旧贵族们对吴起恨之入骨,但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谁也拿吴起没办法。

但好景不长,几年之后,楚悼王去世。吴起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楚国旧贵族趁机发动了兵变,要围杀吴起。吴起见势不妙,逃到了楚悼王的停尸间。旧贵族们带兵追过来之后,射杀了吴起,但因为吴起站在楚悼王尸体旁边,旧贵族们不可避免地射了很多箭在楚悼王尸体上。

按楚国法律的规定,损害国君尸体罪不可赦,将被诛灭三族。这些追杀吴起的贵族最后被全部处死,吴起的尸体也被车裂肢解。虽然吴起死了,但他的变法措施却实施了下去,并且临死前拉了楚国旧贵族这群变法最大的阻碍陪葬,这也为后来楚国崛起创造了资本。

商鞅变法

历史记载,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所以又叫公孙鞅、卫鞅。商鞅变法的事大都耳熟能详了,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三字经》中有几句话叫:“昔季布,诺千金;鞅立木,始为信。”讲的就是商鞅变法的故事。变法之前,为了取信于人,商鞅干了这么一件事: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简单来说就是立了一根木头在南门,说谁能搬到北门就给奖赏,后来有人搬过去了,商鞅真的奖励了他。此事旨在表明言出必行、严格执法,从此新法在秦国大行。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措施包括建立户籍制度、废除世卿世禄、施行连坐之法、重农抑商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施行军功制,哪怕只是普通老百姓,只要在战场上立了功,就可以出人头地、加官进爵。

商鞅的变法举措,极大地增强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使得秦国最终成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可以说,秦国最后能统一中国,商鞅功不可没。但跟吴起很像的是,在非常信任商鞅的秦孝公死后,商鞅受到了秦国国内以公子虔为首的贵族的迫害,最终被迫出逃。

然而在路上,商鞅想投宿客栈的时候,拿不出身份凭证,店家不敢收留他。巧合的是,不得收留无身份凭证的人这一制度,正是商鞅制定的法令。最终商鞅无处可去,决定殊死一搏带兵谋反。最终战败被杀,跟吴起一样,尸身被处以车裂之刑。

纵观整个历史长河,所有的变法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必然会招致这群人的怨恨甚至迫害,所以变法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牺牲,引导着人类的历史和文明不断前进、攀升。战国三大变法家,其身前虽不得善终,身后却光耀史册,时至今日仍为世人所铭记,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卧闻海棠


在评价商鞅变法与其他六国变法有何区别时,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商鞅变法是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有效、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的改革。

从这一串最自之上可见商鞅变法难度,其他各国为什么不效仿?

其实谈到战国时期得变法,首推应当是魏国,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富不如韩国,耐打不如赵国,怎么活下来?唯有变法。

所以魏国先有李悝变法,废世袭、废井田、设法律、建武卒,李悝之后又是吴起接过变法的指挥棒,继续变法,所以魏国在战国初期强大无比。吴起逃到楚国后又主持了楚国变法,齐国有邹忌变法。

商鞅之后韩国有申不害变法、赵国有胡服骑射,连燕国都有一次半。所以列国并非没有变法,只是变法的程度不同而已。

那为何商鞅变法能成功而且让秦国称雄战国呢,而六国不行呢?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老妖还是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说明:

第一秦国不变就要灭亡。秦孝公接手的秦国实际就是个烂尾工程,不变就亡,变了也许还能活。所以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敢说“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方面是因为秦孝公的气魄,另一方面也许是破罐子破摔了。

可见秦国危急程度,而商鞅变法让秦国强盛,并且压过了其他六国,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秦人能看到的,所以这种反差让秦国统治阶级认识到变法真香,所以秦惠文王上台后虽然杀了商鞅却延续了变法内容。

第二秦孝公本人的魄力。纵观同时期的其他君主,魏惠王与齐威王应该是当时的明星,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包括其他国家变法时期得君主,如赵武灵王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与这些雄主相比,秦孝公有点默默无闻,而这也正是秦孝公的伟大之处,他知道要想富强,身为君主必须有舍才有得,所以招贤令中他敢舍“封土建邦”而得商鞅,变法中他敢舍权力得到秦国崛起。秦孝公克制自己干预的冲动,全力支持商鞅,是商鞅变法能成功的必要原因之一。

而其他六国哪个君主敢如此放手呢?魏安釐王明知道信陵君是魏国甚至六国抵抗秦国最强的支柱之一,但是依然中了秦国离间计,为何?根本原因在于对信陵君的猜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商鞅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这两个词太大,我们就仅从军队方面简单看看。

军队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是胡服骑射、吴起了,不过胡服骑射没有可比性,看吴起在楚国失败的变法。

吴起在楚国军事上如何变法呢?“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就是说把没有功劳的贵族均其爵平其禄,把从旧贵身上割下来的肉喂给战斗中有功的人,所以这是主要针对楚国贵族,而且还没有完全拔掉。

商鞅如何做的呢?

商鞅设计了一整套耕战体系,重组了秦国从上到下的所有阶层,然后建立了一个分配体系,一个可以惠及贵族与平民的体系——军功体系,由此形成的军功集团在商鞅秦孝公死后依然有力量压过旧贵族。

从人事上、认知上、执行力、统治力方面商鞅变法都得到最大化的支持,所以商鞅变法又彻底又成功,而其他六国的变法只能强盛一时,最终人亡政息。


妖鬼杂谈录


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取得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地域上的差异性所导致各国在政治制度中的分歧。

其实这种制度的分歧归根结底就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新旧思想观念的适应与否。奴隶社会有着严格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奴隶主(即贵族阶级)手中不仅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还拥有更加庞大低廉的劳动力;到了封建社会土地不再是贵族(宗族)阶级的专属产物,广大的劳动者得以解放,地主阶级开始发芽。贵族阶级长期的养尊处优使得他们逐渐变得骄奢淫逸、乐于享受,从而便成为了禁锢国家发展的绊脚石。进入战国时代,各国都在谋求发展,也可以说成是各国都在寻求强军之路,贵族势力的不断发展不仅威胁到君主的权利(李悝称之为“淫民”),还会制约国家进步。基于这种情况改革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故思想转变快的制于人,转变慢的则受制于人。

秦国并非是第一个实行变法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变法中取得成功,原因是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观念所造就的。秦人地处偏僻与西戎杂居,受此影响弱肉强食的生存观念便是他们所信奉的,自秦襄公开始秦国被周王室承认其诸侯国起,秦人一直仰慕中原文化的心愿终于达成,到了秦文公的时候不仅打败了西戎而且还兼并了原西周遗民,最初的秦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兼并与融合中产生。所以商鞅变法的废井田、抑贵族可以在秦国实施,而不会使得人们太过排斥,变法的成果也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中国通史》中说到:秦国的变法就是新兴地主基本战胜了宗族(即贵族阶级)。

这就大大消除了士族贵族的权利,增强了君主权力的集中和制度落实的顺利进行。鉴于战国时期的纷争不断,商鞅变法的宗旨就是要达到富国强军的目标。富国首要就是富民,民众富裕国家才能强大。要想民众富裕就要分给他们土地,只有通过耕种才能得到富裕;而想要得到地位或爵位就要依靠战功来获取。为了提高民众耕种的积极性,商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切都要围绕发展农业为第一要务,严厉打击贵族势力和抑制工商业,实行的奖惩措施也是和耕种、战功所挂钩。变法十年,使得秦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中原的诸侯国在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其重要性。大多依然是遵奉着世卿世禄制,即奴隶主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这就直接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这句话确实是真理,土地都集中在贵族手中,民众贫困则是必然的结果。苏秦游说列国成功后曾经感慨的说过:我如果有洛阳负郭田二顷,还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么!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君子,他们都豢养着数千食客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豢养之风已然形成,这岂不是对国家和农业的大大伤害,致使民众流离失所,国家越发贫困的关键所在吗?

魏国倒是战国时期最先实行变革的国家,一度成为了当时期的军事强国,可是随着魏武侯的去世,国力也日趋衰弱。

司马迁说过:魏用李克(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

李克便是开启战国时期变法的第一人,他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和井田制,鼓励百姓种田垦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实行平籴法(就是老百姓除去自己所用和赋税之外,政府根据收成的好坏平价收购粮食,从而调控物价抑制商贾从中牟利的一种手段)。因此魏国的富民强国之路平稳发展。之后的魏国虽然又出现过卫鞅(商鞅)、范睢等人,但是由于魏王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根本不重用这些有能力且地位低下的人,再加上马陵之战的失败,魏国就从此一蹶不振。




其他国家大体都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是一个悲剧,虽然楚悼王在世时变法初见成效,但是损害了旧有王公贵族的利益,所以随着楚悼王的死去变法也戛然而止,吴起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故韩非子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所以改变观念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一味的遵循旧有原则而不懂得舍弃的才是真正落后的根源。


历史沉淀中的新奇


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战国七雄基本上都有过变法或者政治上的变革。秦国之所以能一枝独秀,除了变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说秦国连续出现名君,这是有些偶然性的;再比如说秦国地缘政治的优势,不像魏、韩等国处四战之地;再比如秦国地形易守难攻,这就多次顶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不致于像无险可守的齐国那样,遭多国攻击便一蹶不振。

下面,我就说说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变法图强概略。

第一,魏国的变法

最早变法的并非秦国,而是魏国的李悝变法。

因此,李悝变法的第一个要点,便是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官吏的提拔不再是靠家族裙带关系,而是靠功劳与能力。这预示着贵族垄断权力的历史被终结,平民有了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只要有本事有胆量,就有无限的机会。


变法的第二个要点,是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的经济政策。“尽地力”就是最大程度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平籴法”是用于平抑粮价,在丰收年时政府购入粮食,以避免谷价大跌,在饥年时则开仓放粮,抑制商人哄抬粮价。

变法的第三个要点,是制订一套严密的法律。李悝汇集各国刑典,编成《法经》一书,后来这也成为魏国的法律依据。

李悝变法对战国诸国变法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蓝本,后来吴起在楚的变法,商鞅在秦的变法均可以看到李悝的重大影响,由此他也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经历变法后,魏国崛起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

第二,齐国的变革

这里我把齐国叫做变革而非变法,是因为齐国的制度本来就比较先进,因而与其他国家推倒重来是不同,故而称其为变革。

齐国政治变革从齐威王始。齐威王即位后,以邹忌为相,他从谏如流,惟才是举,不避亲疏,使得齐国成为当时最为开明的国家之一。

邹忌入主内阁,为齐国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在他的努力下,推动了齐国言论自由的风气,开百家争鸣之先河。齐威王是一位开明君主,颇有胸襟与气量,下了一道命令:“诸大臣与百姓,能当面指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市井中批评并传到寡人耳中的,受下赏。”这是一道鼓励批评的命令,批评政府、批评君主还可以得赏。

这道命令发布后,臣民们纷纷抱着试试的态度,对齐威王的各项政策提出批评,一时间朝廷门庭若市。齐威王并没有食言,只要批评有理的,一律采纳并赏赐。有了批评的声音,各项政事的弊病被揭露出来,推动了政令的完善。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真言者、敢言者。

经历齐威王变革后,齐国取代魏国,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二个霸主。

第三,韩国的变法

在魏、齐等国纷纷变法时,韩国雄才大略的君主韩昭侯也任用法家著名人物申不害主持变法。

申不害的学术来源是黄老之术,但鼓吹的是刑名之学,后来他把自己的理论写成小册子,名为《申子》,共有两篇。不过,申不害偏重于术而不是法,就是说,他主要是搞权术的,因而韩国变法不及后来秦国变法深刻与广泛。

申不害的主张对后来韩非子影响很深,同时也很类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强大,首先得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故而鼓吹君主独裁论。申不害结合春秋以来君主被弑的例子,得出结论,君主必须要操持权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还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无能”。说白了,就是鼓吹君主驾驭臣下之术,搞独裁制。

申不害统治术的理论对韩昭侯产生巨大的影响,韩昭侯很多读者并不熟悉,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战国君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权术之集大成者。

申不害相韩十几年,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国富国强兵做出正面贡献。《史记》是这样评价的:“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然而,申不害的理论过于侧重权术,终究无法使韩国成为超级强国,无法有质的飞跃。

第四、楚国的变法

在战国时代变法或变法运动中,唯一失败的例子就楚国。

楚国作为春秋时代的霸主,到战国时代已经政治体制僵化,死气沉沉。楚悼王锐意进取,以吴起主持变法。

吴起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首先是“捐不急之官”,就是把只管领俸禄薪水,却游手好闲的官员一刀切,一律罢黜。其次,“废公族疏远者”。楚国立国几百年了,王族、公族一代代繁衍下来,人数很多,成为政府的负担。吴起下令:原先分封的贵族,传三代后一律收回封爵,取消世袭特权。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就是要节省开支,使国库更加充实,“以抚养战斗之士”。

吴起在楚国呆了大约六年,变法取得一定成果。《史记》写道:“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由于吴起的变动法严重损害到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保守的贵族们反攻倒算,勾结宗室大臣,发动政变,围攻王宫。在这场政变中,吴起最终被政变者所杀。楚国的变法,遂以失败而告终。

第五、赵武灵王的军事变革

赵国的变革主要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军事上,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变革。

要了解胡服骑射的意义,就必须从骑兵的历史演变说起。在战国之前,车兵是最重要的兵种。然而,到了战国初期,进入战国后,骑兵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吴子》、《孙膑兵法》中都提到骑兵,特别是孙膑更是总结十大骑战之利。在这种情形下,赵武灵王敏锐地把握军事发展方向,全力打造骑兵。赵武灵王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惜向“野蛮人”学习骑射,甚至要求改着胡服。

胡服骑射的变革,与其他变法一样,遭遇很大的阻力。赵国将领们思想还停留在春秋时代以战车为主战武器的时代,对向落后的胡人学习也十分不屑。然而,赵武灵王以钢铁意志把军事变革推行到底,终于让赵国有了脱胎换骨的重生。

胡服骑射的改革影响至为深远。军事之功,赫赫于史书。在精神层面上说,赵武灵王激发起赵国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崇尚武功,果于进取,武士精神大放光芒。全民骑射终于培养全民坚强、忍耐的美德。赵武灵王将尚武精神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凭恃此,赵国成为战国晚期惟一可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第六、燕昭王的变革

最后说说燕昭王的变革。我把燕国称为变革,而没称为变法,是因为燕国并没有在政治体制上有重大变化。

燕昭王上台后,跟秦孝公一样,广揽人才。他卑身厚币以求贤才时,许多人便不远千里前来,为燕国的复兴献计献策。在燕昭王所招揽的英才中,最重要的有以下数人:苏代、乐毅、剧辛、邹衍。

邹衍是著名学者、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终始说”与“大九州说”名闻天下。邹衍入燕时,燕昭王亲自拿着扫帚,为他扫地开路。一个国君能以如此谦卑之心礼待贤人,在古代君王中,恐怕只有燕昭王一人了。燕昭王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邹衍讲学之用,并尊他为师,亲自到碣石宫听他讲学论道。

燕昭王在政治上以邹衍为左膀右臂,在军事上倚重于乐毅,在外交上倚重于苏代。经过十年励精图治,燕国从一个七雄中最不起眼、实力最弱的一个国家,一跃而成战国后期之一强,其最大成就是打垮齐国,并差点就把齐国给灭掉了。

不过,燕国的强大主要是燕昭王的雄才大略,由于缺乏制度上的深刻变革,人亡政息,在燕昭王去世后,燕国就没落了。


君山话史


在列国进行的变法中,商鞅变法无疑是最彻底最成功的,对旧氏族贵族的利益侵犯也是最严重的,遭受旧势力的反对也是最强烈的,其他各国的统治者即使想效仿秦国的商鞅变法,也会被旧势力扼杀于萌芽之中。

战国时期列国都曾进行变法图强,只是各国的变法方式都有所不同。在那个谁都想称雄称霸的时代,各国统治者都试图通过变法增强国家实力,例如魏国任用李悝进行变法,从而使魏国称霸于诸侯50年;楚国进行吴起变法,从而“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但最终吴起被杀,以失败告终;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使韩国稳列战国七雄之一;赵国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军事实力可与秦国相媲美;燕国任用乐毅进行改革,齐国任用邹忌进行改革。

凡是变法,都会触动旧有势力的利益。纵观各国变法,都会尽可能少的侵犯旧势力的利益,而且变法一旦失去王权的支持或经历王权的更替,就会遭到旧势力的复辟。商鞅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这背后离不开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以及继任君主秦惠王对变法的坚持,即使是这样,商鞅还是因为严重侵犯的旧势力的利益,落得一个被车裂的下场。

所以列国知道商鞅变法的成功,也难以进行效仿。


读史明事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过变法。没有坚持下去而已。

变法者下场通常很惨。商鞅给车裂。吴起给诛三族。

变法是打破很多人的饭碗,毁人衣食如杀人父母。

所以变法很难推行下去。



不花钱降温工程


实际上,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在变法图强,只不过没有秦国那么显著罢了。

诸侯列国的变法浪潮

魏国:魏国是战国历史上第一个变法的国家,魏文侯重用平民出身的李悝主持变法,效果非常好,魏国快速成长为中原霸主。

楚国:吴起被迫离开魏国后,逃到了楚国,在楚王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楚国从虚胖弱国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开始饮马黄河。

秦国:秦国的商鞅变法非常彻底,效果最显著,后代国君坚持新法不动摇,最终统一了天下。

韩国:韩国申不害变法,国君权力得到了加强,缓解了国内矛盾,期间没有国家胆敢侵略韩国。

齐国:齐国的邹忌变法,主张任用贤能之士,一时间齐国人才济济,政治清明。

燕国:燕昭王重用乐毅进行改革,燕国在废墟上快速恢复过来,后来还差点灭了齐国。

赵国:赵武灵王主张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风格,军事斗争讲究实用性,任用大批优秀的胡人,赵国快速成长为战国末年的强国。

为什么其他国家变法效果不好?

1、国家根基不同

比方说楚国、秦国、齐国,自身国土面积大、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制度性改革很容易取得成效;反过来看韩国,面积小,人口少,又处于四战之地,生存压力很大,虽说变法后强盛了不少,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就没法看了。

2、变法者才能不同

商鞅在公叔痤那里,深入研究了魏国变法、楚国变法的精髓,学问扎实又善于借鉴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更为难得的是,商鞅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即便是太子、公子虔之类的公室人员犯法,也绝不姑息,坚决惩治。

既能制定合乎国情的法律,又能坚定地严格执法,是其他变法者所不具备的。

3、国君心胸、素质不同

秦孝公雄心勃勃,个人素质很高,非常支持商鞅,从没有出现过质疑、怀疑。

其他国家就不同了,比方说齐国。齐威王重用邹忌、田忌,一文一武都非常有才能,配合得好的话,就是国家之福;遗憾的是,齐威王玩起了权术,鼓励二人斗,先是邹忌陷害田忌,田忌被迫出逃,新君上位后,田忌回国,赶跑邹忌。魏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韩国国君虽然支持申不害,但个人耽于享受,在天灾年头还修建高楼,进取心不足。

4、支持变法的国君寿命不同

支持变法的国君长寿,对变法非常重要。比方说秦孝公,在位二十多年,在他去世之时,秦国基本上完成了变法,新法已经深入朝廷田野,这种时候就极难走回头路了。

楚国的情况就很糟糕。吴起仅仅变法了五六年,支持他的楚王就死了,贵族趁机作乱,处死了吴起,之后,很多新法就被废除了。

5、继任者的态度非常重要

继任者的态度也很重要,秦惠文王车裂商鞅后,不废其法,继续沿用新法,之后几代也没有废除。

其他国家就差很多了。赵武灵王去世后,保守派掌握大权,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胡服骑射的改革基本停滞;燕昭王去世后,乐毅被排挤,后面几代君主昏庸,燕国快速衰败。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都在变法求强,由于国家根基不同、变法者才智不同、国君素质不同、继任者动摇等因素,导致其他国家变法失败,只有秦国坚持到底,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小杨品史


商鞅变法后,秦国从国穷民弱的处境中走向强盛,一改因处于西部边陲而遭东方六国鄙夷的窘境,成为虎狼之国而为天下所侧目,经后世历代秦君之开拓进取,终在嬴政手中统一天下,结束了中华大地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乱动荡。追根溯源,商君之法的作用不可忽视。既然如此,其他列国当初为何不效仿秦国的变法呢?总结以下几点原因。

一、战国时代列国都已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法

商鞅变法之前,以魏国和楚国为代表的大国已相继进行过“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变法内容大致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废除奴隶主时代的世袭制度,进而取消世卿世禄制;二是废井田,尽地力之教,鼓励农耕;三是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四是整顿吏治,选贤举能;五是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魏国和楚国的变法都称雄一时,尤其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称霸天下近百年。从中可以看出,随后的秦国的商鞅变法正是在借鉴的基础发展而来。

与商鞅变法同时期的还存在齐国的“邹忌变法”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在齐国推行法治,整顿吏治,并且吸纳了一大批人才,从而也使得齐国恢复了往昔的强国地位。韩昭侯重用申不害采取变法,申不害在“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治国方略下,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也使得韩国得以成为战国七强之列。

商鞅变法之后,燕赵两国采取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移风易俗,使得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崛起,成为战国后期唯一抵挡秦国东略的大国。燕昭王则是任用乐毅实施变法,使得燕国乐毅率五国联军几乎灭亡齐国。战国时代,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法以试图称霸统一天下,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称雄一时。然商鞅变法在战国时代持续时间最长、变法措施最为深刻并且也最为成功。

二、变法成功对国君有严格的要求

商鞅变法的成功离不开秦孝公的强力支持,试想如果没有秦孝公这类的英明雄主,变法是无法进行的。因此,列国要想效仿商鞅变法的措施,一国国君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首先,要有识人用人的眼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以商鞅之才,魏惠王为何会弃之不用,这其中缘由也值得世人思量吧。其次,君主要有敢于变法的魄力,并且支持信任变法者。商鞅变法中,商鞅与秦孝公的君臣关系堪称模范。变法不可避免的会触犯旧贵族的利益,进而遭受其强烈抵制,并对企图损害其利益的变法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若变法者与国君不能同心同德,变法肯定失败。楚怀王即位之初,手下汇集大批人才,也想谋求变法,进而重振楚国雄风,奈何遇到旧贵族的抵制,变法就被放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君需要有统一天下的雄心,而不是称雄于一时,观战国后期各国的君主,谋求一时之霸业有之,死守礼仪之道者有之,更甚之,割地辱国以求一时安逸者也不乏存在。国君如此,又怎能期待各国有彻底深刻的变法呢?

 





太史沐阳


战国时期,大争之世,如不变法,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所以各国都进行了变法举措。

一、最先求变的是魏文侯,魏文侯认命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

李悝,战国初期法家代表人物,著有《法经》一书。李悝变法,政治上主张废止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实行平籴法,极大促进魏国农业生产发展。著成《法经》,以法定形式巩固保护变法成果。经过一系列变法举措,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最先强盛起来,成为首个称霸的霸主。

二、楚国吴起变法

吴起,本为魏国将领,他训练的魏武卒独步天下,成为魏国巩固变法成果,称霸四方的重要保证。然而,随着魏惠王即位,吴起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楚悼王时期,为改变楚国暮气沉沉的状态,认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总结了李悝变法的经验,“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减爵禄,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改善建筑方法,加强郢都建设。最重要的是,改革军力,加上军事训练以强兵。

吴起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但由于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反弹,最终失败。

三、韩国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和慎到商鞅不同,申不害强调“术”,因而他在韩国的变法也是围绕“术治”展开的。

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主持变法。申不害主张依法治国,修行术道,实行改革。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稳固韩国政局。大行术治,考核监督官吏,使得政治一片清明。编练新军,使得韩军战力大大提高。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韩国劲弩独步天下。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推行法治术治,使得韩国逐步走出困境,在列国中站稳脚跟,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四、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先后在秦国两次变法,秦国变法大药有四:奖励农耕以复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理政,移风易俗以正民。四纲之下各有法令,举国同法,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激赏。官吏无贪,庶民无私。朝野上下,为之一清。“变田”、“赋税”、“农爵”、“军功”、“郡县”、“连坐”、“度量”、“官制”等等,变法强秦,使得秦国一举成为战国中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为统一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五、其他几个国家改革

齐国齐威王齐宣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齐国统治的改革,加上齐国本身的条件,进一步巩固了齐国的大国地位。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力,使得赵国强大起来,战国后期与秦国并称。

燕国也有燕昭王改革,乐毅破齐等等。


司穆


战国七雄都曾经变法图强,韩国有申不害变法,吴起在魏国和楚国都曾经变法,赵国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有邹忌变法,燕国有乐毅主持的变法。

变法就是改革,改革就一定会触动旧有利益集团的蛋糕,商鞅本人就是死于秦国旧贵族势力的反攻清算,吴起也是死于楚国贵族的围攻,可见真的想大刀阔斧的变法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很多改革就在尽量少得触动旧有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进行,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部队的装束和战法,并不会触碰多少国内贵族的利益。

除了变法的内容,还有就是国君的对变法的延续性,虽然商鞅死了,但商鞅之法被坚决得保留了下来。

而其他国家变法国君一死,继承的新国君会为了得到贵族的支持而在变法内容上有所妥协,导致无法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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