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聯辦財經研究院課題組
本期刊登的兩篇文章是2018年聯辦財經研究院受科技部委託，承擔的《增強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路徑及財稅制度》研究課題的一部分，重點研究我國“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其中對我國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觀點。該研究共包括六篇文章，前兩期雜誌已經登載四篇，本期刊登最後兩篇。
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軍用科技通常領先於民用科技，同時絕大多數軍用科技可以轉化為民用科技，產生社會財富，取得經濟效益。這就是“軍用科技釋放經濟紅利”。
國內外的經驗教訓
1、前蘇聯的教訓
二戰後期，前蘇聯充分發揮了自身科技工業的優勢，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相對於德國比較先進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保持著戰場上的科技均勢、甚至優勢，為取得最後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戰後，前蘇聯堅持軍用優先，繼美國之後很快研製出原子彈、氫彈等一系列先進武器，並先於美國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率先將人類送入太空，顯示出了雄厚的軍事科研實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一段時期內，前蘇聯的軍事科技工業與美國並駕齊驅。
前蘇聯在陶醉於擁有可以與美國爭霸的軍事實力的同時，卻犯下了嚴重的戰略錯誤，沒有把“軍用優先”與“釋放經濟紅利”有機地結合起來。為了與美國保持均衡的軍事實力，不得不消耗越來越多的國民財富，投入武器裝備研製和列裝。致使許多先進軍用技術僅停留在軍事領域，民用產品因科技落後失去了市場競爭力。前蘇聯民航飛機的失敗就是最典型的實例。軍用科技工業建設需要付出鉅額的經濟代價，不得不大幅度減少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所需要的資源投入，導致國民經濟發展緩慢，居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這些均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前蘇聯軍用優先的戰略消耗了鉅額的社會財富，而沒有形成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沒有使軍用科技釋放經濟紅利，無疑是戰略性錯誤。這一歷史教訓值得我們汲取。
2、美國的經驗
美國建立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一方面，堅持軍用優先；一方面，根據軍力水平的提升，不斷地針對不同的市場需要解除軍用技術限制，大力推動軍用科技創新成果釋放經濟紅利，使得看起來沒有或者很少具有市場價值的軍用技術創造出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例如美國在1976年把軍用的數字圖像傳感器、GPS、納米纖維淨水器、遙感技術、微波爐等近2000項軍用技術轉入民用，釋放出了難以估量的經濟紅利。即使是軍事技術裝備，也根據不同國家與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關係，解除不同等級軍用技術的國際市場銷售限制，從而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軍火商，使其生產軍用科技產品的企業獲取了直接、特殊的市場紅利，從某種程度上也減輕了政府科技資源投入的財政壓力。
在美國，沒有僅從事軍用科研和生產的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民營企業具有追逐利潤的本能，具有將軍用科技創新成果釋放經濟紅利的內在動力。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國企業所擁有的軍用科技創新成果釋放經濟紅利的效率非常高，所獲得的經濟效益遠遠大於軍用科技創新的成本，形成了“軍用優先”和“釋放經濟紅利”的內在統一和良性循環。
3、我國的經驗教訓
我國在軍民融合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深刻總結。回顧歷史，我國堅持軍用優先的科技創新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毛澤東同志早在1956年，就把處理好國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作為不再照搬前蘇聯體制的十大關係之一。但是由於當時所面臨的戰爭與和平的現實情況，中央提出了準備打仗的指導思想，實行了耗費巨大的“山、散、洞”三線建設。雖然這些建設對於調整國民經濟佈局、預防侵略戰爭發揮了作用，但是總體來看代價過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我國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情況下，若想保持與發達國家軍事能力的均勢，單純採用“軍用優先”的政策必然要消耗掉比發達國家更多的國民財富，嚴重地削弱經濟發展能力，進而也不能夠為“軍用優先”提供足夠的資源。
特別值得總結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同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判斷我們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因此提出“軍隊要忍耐”，軍工企業實行“軍轉民”，逐步從消耗社會財富轉為創造社會財富，我國的軍用科技創新開始釋放經濟紅利。
但是“軍轉民”的戰略在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特別是後期存在的軍隊經商問題，導致腐敗猖獗，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因此，如何在嚴禁軍隊經商的前提下充分使軍用科技創新釋放經濟紅利，成為建立我國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的重大課題！
充分釋放軍用科技創新的經濟紅利
目前，美國已經把中國列為首要的競爭“對手”，美國一些媒體則直接把中國說成是美國的“敵人”。特朗普在執政一年以後斷然對中國實施遏制戰略，把中國列為頭號競爭對手，這是美國在對華關係上作出的重大戰略調整。面對這種調整，我們必須做好全面的應對，而其中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處理好軍事和經濟的關係。
毫無疑問，鄧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提出的“軍隊要忍耐”的歷史時期已經過去，目前我國必須大幅提升軍事實力，儘快縮小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軍事實力上的差距，以便應對各類危機和挑戰。但是，這種提升是有限度的。為了不重蹈前蘇聯的覆轍，我們必須控制“軍用優先”戰略所消耗的資源，在通過提升裝備科技水平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充分釋放軍用技術的經濟紅利，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如果僅強調軍用優先，又不能從越來越多的資源消耗中汲取經濟回報，勢必將影響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損壞經濟增長的動力，影響“兩個百年”戰略目標的實現，進而導致經濟不能為軍事提供足夠的資源，使“軍用優先”變成無源之水。為此我們必須確立自身提高軍事實力的目標，既要加快提升我國軍力的質量和科技水平，並促使軍用技術釋放經濟紅利，決不能在軍事規模上像前蘇聯那樣與美國在全球爭霸。
這一目標的內涵是：其一，我國要儘快縮小與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軍事實力之間的差距。若想縮小差距，我們必須對軍事科研給予更大的投入，並積極推動軍用科技釋放經濟紅利。其二，我國的軍力完全是為了維護我國的核心利益，我們要在相當程度上建立並保持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優勢，以便鞏固國防，保護經濟發展。同時我們要看到，除“臺獨”可能導致的衝突外，我們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很低。我們對周邊國家主要是保持威懾能力和自衛能力，因此，在軍力質量上要不斷提高，在軍力規模上要保持適度。如果不提高軍力質量，我們難以保證安全；如果不控制規模，就可能過度消耗資源，損害經濟發展，並最終損害軍事實力。
綜上所述，單純的實施“軍用優先”，並不能夠保證實現我們提升軍事實力的目標，關鍵問題在於提高“軍用優先”的效率。其一是提高“軍用優先”的投入產出效率，我國的科研機構和人員能否用較少的資源突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縮小與美軍的差距，甚至在若干領域消除差距，在某些特殊的領域實現超越。其二是加快推進軍用科技創新成果釋放經濟紅利，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實現“強軍”與“富國”的內在統一。我們決不能忽視軍用高科技所蘊藏著的巨大的社會財富，只要打通軍用科技釋放經濟紅利的通道，必將釋放出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大的社會財富，實現國民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協調、高速增長。這是軍民融合一體化科技創新是否成功的核心標誌，是軍民融合科技創新體系的生命線。
閱讀更多 中國對外貿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