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笑春風
胡適認為，在外交中討價還價的行為委實有損於個人的尊嚴而不值得為之。
——P130
如果想要贏得西方人的尊敬，一定要先學會站穩自己的立場和堅持自己原則。
——宋子文
實用主義，原為近代西方所興起的一種哲學思潮，但其實自人類有史以來，它就一直操縱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走向。個人與組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將自己的信念付諸於行動，以達到預定目標為目的。這樣一種行事邏輯一直是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被廣泛施展於國際外交之中。不過，實用主義並非萬能法寶，由於行為主體的力量所限，其付出有時並未能換回應有的補償，反而尷尬不斷。而在弱國與強國的外務博弈之中，這種本質體現的更為明顯。
抗戰前期（1937—1941）的中美外交關係，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東部地區大量陷落，西部地區也有大量城鎮因敵機轟炸而化為焦土，除此以外，由於喪失了經濟較發達的東南沿海，中國的抵抗集團只能將更多的戰爭開支施加於財力匱乏的西部內陸，中國的抗戰，在一開始就陷入到一種“血肉築長城”的危險境地。為了支撐這場戰爭，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將求助的目光投向歐美列強，希圖依靠他們的幫助來緩解日寇入侵造成的壓力。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
中美外交，成為了其中備受各界矚目的一環。臺灣學者齊錫生先生的《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是對這一段歷史分析敘述之佳作。與以往相關著作刻意強調美國援助對於中國抗戰之重要性所不同的是，這部著作從根本上擺脫了從施加援助一方立場出發思考問題的模式，而是轉換角度，著重於探討被援助者的接受程度以及為得到外部支持而做出了怎樣的努力。
在這一互動過程中，中方為了得到更多物質援助以緩和國內日益嚴峻的戰爭形勢，先後派遣胡適、宋子文等前往美國爭取援助，派出胡適是看到了其在美國民間的聲譽以及對美國情瞭解程度之深，而派遣宋子文協助甚至“喧賓奪主”以替代胡適發光發熱，則是看到了胡適雖學養深厚，但在對美外交上影響甚微，美援不濟的問題後的亡羊補牢之舉。相比之下，宋子文雖然在聲譽上難與胡適相提並論，但其雷厲風行的處事風格，卻如一記重拳，惡狠狠砸在了中美外交之路的各種攔路虎身上。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
宋子文堅持認為，如果想贏得西方人的尊敬，一定要先站穩自己的立場和堅持自己的原則①。這種在今人看來已為常識的內容，在抗戰最困難的時刻，卻極大地清除了胡適“苦撐待變”的消極無為之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之前有豆瓣讀者曾自作聰明，聲稱宋子文在對美外交中靠“大喊大叫”來換取美方重視的做法令人懷疑其可行性。可事實上，如果我們細心閱讀原著將會發現，首先，作為駐美大使的胡適連大喊大叫的勇氣都沒有，在他看來，外交桌上討價還價的行為有損個人尊嚴而不值得為之②。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胡適不但自己努力避免與美方高級官員的直接交涉，反過來還勸說已經被前線敗報和敵機轟炸折磨的焦頭爛額的重慶同僚不要麻煩美國人，而要學會自己“苦撐待變”，這也難怪蔣介石會在日記中吐槽胡適書生誤國，實在可恨。因此，宋子文能夠通過大喊大叫來向美方傳遞己方之困境與美援必要性，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進步。國際外交中，不去奮力表達己方的期許，難道要像胡適之先生一樣身處國外和平環境，然後輕聲細語、耐心開導自己尚於水深火熱之中掙扎的同胞嗎？
（重慶遭遇敵機轟炸）
其次，宋子文並非專注於向美國國務院陳述己方的困難，在這之外，宋還積極奔走於美國政商軍三界，不斷的接洽各種可能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人物，除了這些舉措，宋還多次繞開效率低下的美國文官集團，直接與總統羅斯福進行溝通，以達成靠美方高層向下級施壓，來加快美方對華援助速度的目的。宋為爭取美援，
可以說是嘔心瀝血，其主動出擊的影響力，遠非學界領袖胡適之可相提並論。最後，宋子文的外交攻勢也並非心想事成那麼輕易，因為就在美國日益成為中國抗戰所依賴的主要對象同時，美國的世界戰略中，卻將中國置於一種邊緣位置，這既和美國的孤立主義和排華浪潮影響有關，也是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不願過分激怒日本，免於惹火燒身的現實考慮。所以宋雖然為國內爭取到了更多的借款與輕武器，可在驅逐機等重型裝備方面，卻難於讓美國人全部付諸實際。這也難怪蔣在宋赴美談判期間，曾經萌生出對“宋子文留美無甚價值”的想法③，宋子文為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實用主義外交，其實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而這種缺陷遠非宋個人所能左右，而是國力對比之懸殊所導致的。這也難怪作者會在書中感慨：“中國抗戰的悲哀是，如果不是宋子文力爭，就連這一丁點援助可能也得不到”④。
（宋子文照）
不過，實用主義的外交畢竟為中國的抗戰打開了新的局面，持續到達的美援雖然與協議中相比打了折扣（有時候還不小），但極大堅定了中國的抗戰決心，同時也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的中美外交奠定了基礎。
資中筠先生在《20世紀的美國》中，曾對美國的外交有一精闢見解——“美國在思想上奉行孤立主義，而在行動上卻是世界主義”⑤。通過拜讀齊錫生先生這部大作，筆者對此論有更深的感觸，因為孤立主義也好，世界主義也罷，本身都是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在對中國的抗戰援助過程中，當發現這刺激到了日本南下危及歐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的野心後，與英國短暫關閉滇緬公路類似，美方也減緩了對於中方的援助力度，絲毫不顧及東亞大陸的戰場，已經為美國拖住了日本陸軍的主力和一部分海空軍。而所謂的世界主義，則是美方發現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的對日讓步並不能換來日方的妥協，反而加速了其擴軍征服亞洲的慾望後，為了挽回自己的大國顏面，並保衛自己的海外利益，美方只得重新打出支援中國的外交牌。
而更讓人嘆惋的是，面對歐美的反覆無常，蔣介石等政治精英卻只能口頭上小心的抗議，或在私人日記中集中宣洩出來，這種困窘之狀，在本書作者齊錫生先生看來，則是“外交政策的不足可由實力來彌補，而弱國正確外交的成功率卻可能操在他人手中”⑥。
實力決定一切的話語雖然聽起來殘酷，卻是屢次得到現實的檢驗。不過，就在中國為自身國力所限而不得不吞下外交苦果的同時，歐美列強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外交策略，也隨著珍珠港的爆炸聲而徹底瓦解，作為中日戰爭旁觀者的西方，終也成為了日本侵略的受害者。而這也解釋了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會告知胡適不要讓重慶方面為之慶祝的緣由。美國在對中援助中因此更進一步，其意義甚至是決定性的。但若追根溯源，蔣介石與宋子文等摒棄胡適消極等待奇蹟出現的錯誤思維，力圖將美國捆綁於對日作戰這架戰車之上所付出的一切，更應得到理解與認可。
（珍珠港事件意外地加速了中美的合作步履）
參考文獻：
①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9月，第228頁
② 同上，第130頁
③ 同上，第304頁
④ 同上，第442頁
⑤ 資中筠《20世紀的美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6月
⑥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9月，第5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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