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875年11月8日），此时的大清王朝在列强的瓜分下已经是风雨飘摇，而就在福建闽县一个官绅家庭中，一个女婴在这凄风苦雨的中国大地上呱呱落地了。
女婴的父亲叫秋寿南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母亲单氏夫人则出身于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大户。
父母给女孩取名叫玉姑，女儿长大后，他们又给她取了个大名叫秋瑾，“瑾”是美玉的意思，显然父母是希望这个女娃成为他们的手中美玉，成为家族的掌上明珠。
秋瑾从小就不同于其他的女孩子，还在童年时，她面对中国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凌，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便冷冷的向母亲说道：“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对于这样的觉悟，父母都觉得这个女儿实在是与众不同，如若是男孩，大有可塑。
但是那时女孩仍旧没有什么地位，父母不能指望这个女孩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只希望她能求得一门好的婚事。
秋瑾不爱做女孩子的游戏，也对那种豪门中的大小姐生活不屑一顾。从幼年起，秋瑾便随大哥秋誉章在家读书。她天资聪颖，读书用功，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而她一代女侠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瑾从福建来到浙江，住在绍兴城内外婆家，除继续读书外，她向其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小小年纪秋瑾就练得一身文武艺，若是男孩，就算不从军报国，也可仗剑走天下，做个洒脱的侠士。但她却因为是女儿身，而无从施展抱负，心中非常郁闷。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父亲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秋瑾随母亲随往。而已经十九岁的秋瑾也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公元1896年5月17日），嫁给了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为妻。
要按平常人家的婚姻标准，这本是一桩美满婚姻。王子芳家中巨富，且父亲已经为他买了个工部主事的官做，况且王子芳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青年。
但是，秋瑾却很不满意婚姻对自己的束缚，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时仍旧是女孩难以逾越的鸿沟。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升为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王灿芝。
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买官、卖官、贪污、腐化，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到处都是，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跟他们同流合污，这让秋瑾非常反感，并彻底对这个王朝失去了信心。
郁闷之余，秋瑾写下了《黄金台怀古》一诗：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少年时，跟母亲所讲的亡国论调，再次在秋瑾的心中回响起来。难道中国真的成为了外国列强的奴隶之国了吗？
秋瑾又以强烈的忧国情怀，写了一首叫《杞人忧》的诗：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从本诗中不难看出，秋瑾的侠气展露无疑，她此时真的想把生死抛之脑后，仅凭一把利剑杀回北京去，把那些侵略中国的外国鬼子杀个片甲不留。但是，冷静下来后，秋瑾却也为自己感到悲哀，自己终归是个女子，即便就这样以身殉国，却也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而不久，又一个打击到来了，囚禁的父亲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带着无限的悲痛返湘居丧。而树倒猢狲散，本来秋瑾的哥哥秋誉章在湘潭城内开设的“和济钱庄”生意兴隆，但由于秋寿南的去世，而失去了靠山，不久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其母、兄等没有办法，皆离湘回浙，秋瑾也只好再次回到北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
东渡留学
还好，在回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芝瑛也是个来历非凡的女人，她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
吴芝瑛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七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吴氏夫人也十分感叹秋瑾文才不亚于“士大夫”，武勇比肩“大将军”，故二人意气相投结义金兰。
通过吴芝瑛的介绍，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女教师服部繁子。
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已经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国内的军事、实业已经可以和西方列强抗衡。故很多有志青年都前往日本留学，想要吸取日本的经验，富国强兵。
这些留学生带回了大量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陶荻子也曾随丈夫去过日本留学，而服部繁子是地道的日本人，所以秋瑾在他们那里时常能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这是她最早接触资本主义革命的思想。
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激发，秋瑾的侠女情怀、忧国之情日趋强烈，她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她发出了：“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的感叹。
于是乎，秋瑾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出国留学？一个女子吗？
王子芳当然不会同意，他知道妻子“心野”，又有武功在身，自己硬拦是拦不住的。所以，王子芳竟然用了十分龌龊的办法，他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从此秋瑾与丈夫反目成仇，不再踏入家门一步，她也脱下红妆，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她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好在秋瑾有很多开明的朋友，他们很快就为秋瑾凑足了学费。光绪三十年五月（公元1904年6月），秋瑾终于得偿所愿离国赴日，开始了她漫长的求学旅程。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其后，她曾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
到达日本，让秋瑾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
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与秋瑾有着较多往来。
而在这段期间，秋瑾积极发起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这是一个旨在团结全国妇女的进步团体，目的是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
秋瑾还提议成立了“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并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本着革命从自己做起的原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公开谈判离婚。这是她和旧体制、旧家庭决裂的信号。
摆脱了旧婚姻的束缚，秋瑾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她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和运动中去了。
秋瑾在日本组织的一系列民主集会，让许多革命家注意到了她。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十人，一同加入此会。三合会封秋瑾为“白扇”（就是军师）。
三合会不同于秋瑾所创立的其他协会，它是一个具有政党意义的组织。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但是，这一切风风光光的革命活动都是在日本国内，而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人民依旧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受到了官僚和列强的双重压迫。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需要有人去实践。
乘学校放假，秋瑾决定回国探亲并续筹留学费用，当然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将自己的革命理论在国内实践一下。
回国后，秋瑾遇到了在日本结识的老朋友陶成章。
就在前不久，在电影院观看《建党伟业》的时候，由郭涛扮演的陶成章，在众多同盟会元老面前用绑在身上的炸弹，吓唬住了不可一世的同盟会元老青帮头子陈其美。
当时我听见座下的很多观众都在惊叹，这是谁啊？这么牛？
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位陶成章仁兄为什么这么牛。可以说陶成章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家，很多对清廷的暗杀、破坏活动都是他搞出来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他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搞革命时，陈其美之流只不过是他的小辈，就连孙中山都给叫他一句“大师兄”，这样的人能不牛吗？
而就是这位牛人，对秋瑾也是赞赏有加，他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后，非常希望秋瑾能入会，好把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的工作交给这位女侠。
当时，陶成章还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同门师弟”，一个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而另一个是革命先烈徐锡麟，他们都是光复会的元老。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秋瑾拿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回到上海，很快找到了蔡元培，然后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
陶成章这时也回到了上海，把光复会的党首吕熊祥等人介绍给了秋瑾，秋瑾终于与浙江秘密会党建立了正式联系。
同年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课外她坚持练武，从不间断，还在物理课上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这都为她日后进行反清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将革命进行到底
公元1905年7月，由孙中山领衔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同盟会的成立比之陶成章的光复会而言，更加令清政府胆寒，因为它已经清楚的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清政府面对这种威胁，给日本政府正式发函，要求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
日本报纸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秋瑾的好友陈天华甚至以蹈海自尽的方式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
在东京秋瑾亲自主持了陈天华的葬礼，葬礼上秋瑾亲自宣读了陈天华的《绝命书》，场下的学生和爱国志士闻之无不动容。
面对为革命献身的好友，秋瑾第一次觉得革命真的是需要牺牲，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所走的这条路是无比艰难和残酷的。
在是否停课回国的问题上，秋瑾与宋教仁等力主全体在日的留学生应该立即停学回国。但这项建议却遭来了很多留学生的反对，秋瑾此时的心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写信给愿意留下的好友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走是爱国，留下也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的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只要抱着一颗革命的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而秋瑾自己却和很多革命志士，返回了中国，因为在她看来学习再多的理论，也需要运用才行，革命是该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刻了。
秋瑾回国后，经同盟会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公元190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做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的教师。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和民主革命的思潮。
在任教期间，秋瑾还发展了众多的革命会员，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
八月，秋瑾辞去教师工作，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而就在试制炸药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惊险的情况，炸药突然爆炸，好在当时他们的炸药研制还在试验阶段，炸药的威力并不强，秋瑾的手受伤了，但是并不重，不久之后便康复了。
但是，这一声爆炸的动静实在是搞得太大了，秋瑾只好和光复会的会员们将住所再次转移，炸药的实验也只能暂且搁置了。
秋瑾对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她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紧紧的联系了起来，她招募的很多会员中，有很多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后来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
这是秋瑾所做的一首诗，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已经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那样：“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公元1906年12月），光复会骨干齐聚上海，他们这次准备策应萍浏醴大起义，搞出点大动静来。
此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既具威望，又富才干的人主持。陶成章、徐锡麟邀秋瑾回浙主持工作。秋瑾欣然接受，她亲自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秋瑾回浙后在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师范学堂里秘密联络各地会党并进一步组织起来，而这所学校的好处是除了必要的功课外，它还开设了军事训练科目，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特训。
起义的必要准备就绪后，秋瑾和徐锡麟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谈，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
他们商定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对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进攻，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
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公元1907年1月，秋瑾回到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的职务，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发。
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整编完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光复军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突然暴露了，他匆忙决定提前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
但这次起义实在过于仓促，很快便失败了，最后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杀害，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还对徐锡麟的被杀一无所知，她还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
那时的通信实在是不方便，而浙江境内的光复军又彼此并不熟悉，所以未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有好几路人马不明原因，就纷纷擅自行动了。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
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公元1907年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
五月底，秋瑾才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立即知道大事不妙。面对同志的牺牲，她已经没有悲痛的时间，有着强烈政治敏感的她，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认为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尚未集结就绪，如果突然起义，势必遭到更大的损失，所以她并未支持贸然起义。
六月二日（公元1907年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
但秋瑾此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她正气凛然的说道：“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
此时的秋瑾想到了戊戌变法中，本能逃走却愿意为维新而死谭嗣同，也想起了在日本为争取学生言论自由而死的陈天华，更想起了不久之前刚刚牺牲的徐锡麟，但他们都是男人，秋瑾认为也是她要为女子证明一下的时候了，于是她便下了用一死以唤起中国人民革命之心决心。
她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首绝命诗：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六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七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
敌人逼问她已经逃走的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不说一字。
最后，秋瑾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作为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也以此表达自己对革命失败的惋惜，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从此再也不肯写什么了，说什么了。
秋瑾的被捕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撼，实在不知道一个女子，竟然是浙江的起义领袖，这真是古今少有的奇事。
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公元1907年7月15日）晨，这位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英勇斗争的战士，就这样怀着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遗恨，结束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年仅三十三岁。
逃走的王金发终没辜负秋瑾的重托，他后来终于掌握了绍兴府的军政大权，实行新政，公祭英烈，使得秋瑾的事迹在当时的上海、香港及南洋、日本、欧洲的留学生团体中广泛流传。
秋瑾的革命失败了，实事求是的说，由于时代的局限，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革命青年，在革命的理论上是缺乏的，他们常把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异族入侵混在一起，把“驱除鞑虏”作为了主要的革命任务，这样就忽视了汉族统治者中的封建势力，有碍反对封建专制大目标的实现。
秋瑾是这样，孙中山也是这样！
但是，秋瑾仍旧是我们历史上的女英雄，他们的革命思想、献身革命的精神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对于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向往。
秋瑾应该会想到，在未来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辛亥革命，或称之为武昌起义，而那场革命的成功只是在她死后仅仅四年就完成了。
根据秋瑾“埋骨西子”的遗愿，秋瑾纪念碑于1930年在西子湖畔落成，碑座正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写的碑记，碑身镌有张静江的题书“秋瑾烈士纪念碑”。后壁上镌刻“巾帼英雄”四字，系孙中山先生生前手书。
秋瑾成为这本民国女性书籍的魁首人物，是因为作为民国的开创者，她的事迹震撼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心，激励他们在争取祖国解放和富强的道路上奋发图强。如果没有秋瑾等人的革命实践，也许那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革命来的还要更晚一些。
因此秋瑾理应被记入民国的史册之中，也应该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我也想借此文，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去了解秋瑾，了解民国的女性。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大胡子二零
大胡子二零，历史作家，原名尹剑翔，出版有历史长篇＜婢官女史＞＜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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