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大明,一個被瘟疫貫穿始終的朝代(下)

大明,一個被瘟疫貫穿始終的朝代(下)

崇禎八年,山陝兩省的老百姓對於瘟疫這種東西的記憶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距離萬曆三十八年那場瘟疫肆虐晉省,已經足足了二十三年之久。在古代,如此大的時間跨度已經讓當年晉中陽曲,太原等地當時"得病的十家之中有八、九家,十人之中有六、七個,連續數月還不停止。"的慘狀只存在於長輩們的腦海中了。

可是老天爺似乎就是和大明朝治下的子民有仇——瘟疫雖然消失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旱又籠罩了黃土高原。

山西中北部地區本來就屬於半乾旱地區,年降水量不足500毫米,對於在此耕作的農民們來說,面對旱災幾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可是這一次這場旱災卻來得異常兇悍:明末這段時間,包括山西在內的華北大部分地區都迎來了一場大旱,其中山西尤為最。早年嘉靖,正德等年間,山西全年旱災年份佔據全部年份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而崇禎年間已經猛升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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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山西也是乾旱大省

其中大旱又特別多,尤其是崇禎六年,晉中,西北等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災,連綿數月甚至數季,有的府縣一整年顆粒無收。

古云:"大旱之後必大疫。"這句話放到崇禎六年的山西,確實十分靈驗。

崇禎八年,一場瘟疫忽然在山西澤州府爆發。《澤州府記》記載中說:"崇禎八年,高平,陽城,沁水等地夏大疫。"

但是這場爆發在局部地區的瘟疫記載其實並不詳細,只說什麼地方爆發了瘟疫,不介紹具體病症,因此單憑這一句記載,我們似乎還不能確定這場瘟疫就是鼠疫。

但是從同年爆發在山西遼州的一場瘟疫來看,澤州的瘟疫大概率也是鼠疫沒錯了:崇禎七年,八年,遼州興縣有"盜賊殺人",而後再加上"歲饉日甚",導致興縣降臨了一場所謂"天行大疫"。這次的瘟疫從記載來看,爆發性極強,致死率極高,而且感染者"朝發夕死",一天之內就會死亡,當是肺鼠疫無疑,再考慮到既然澤州遼州都同屬山西一個省份,又相距不遠,那麼澤州的瘟疫大概也可以看做是鼠疫了。

旱災之年,糧食匱乏,僅存的一點糧食也是價格飛漲:山西沁源縣是當時一個僅僅擁有數百戶人家的小縣城,米價竟也因為旱災而漲到每鬥500錢的天價。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除了選擇餓死,便只剩下逃荒一條路可走——於是一群群因為飢餓瘦骨嶙峋的災民,拖著免疫力已經極其低下的身體,流動在山西陝西,乃至於河北等地的鄉村城鎮之間,而當地官府焦頭爛額的處理旱災事宜,同時還要防備流民聚集作亂,對於衛生條件更是無力改善。

同時因為肺鼠疫發病時候病人的狀態極其可怖,因為肺鼠疫感染者死後,皮膚會呈現一種黑紫色。在醫療水平和醫學思想都比較低下的明朝,這種一天之內就能死去的死法和死後全身發黑的死狀足以讓所有人膽戰心驚,更容易讓人將此事歸結為"上天降罪"(天行瘟疫)而加劇恐慌。

在興縣疫情爆發到"一夜之內, 一家盡死孑遺。"這個程度的時候,全城的老百姓終於開始四散奔逃,拼命要離開這個"被詛咒的城市"。史料記載當時興縣縣城之內"百姓驚逃, 城為之空"。

大明,一個被瘟疫貫穿始終的朝代(下)

位於山陝邊界的興縣位置

朋友們,劃重點——別看這是逃難,可也是實打實的人口流動。

大量的宿主加上大量的人口流動,終於讓已經在關口上窺視已久的鼠疫找到了"征服天下"的機會。

在大量疑似感染者逃離晉北,亡命全省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倖免了:崇禎九年,平陽府"大疫";隨著時間推移,到了崇禎十年, 防禦邊境的重鎮大同也開始爆發瘟疫。這一年, "瘟疫流行。右衛牛亦疫",連衛所豢養的牲畜都無法避免,這便更加可以確定這場瘟疫是鼠疫無疑了,因為鼠疫是可以人畜同患的疾病。

作為大同鎮的瘟疫連綿不絕,一直到崇禎十四年, 還有瘟疫大作, 乃至於一家盡死以後,甚至沒人敢幫他們安葬的程度,而一座軍事要塞城市境況惡劣至此,其軍事作用也可以視為基本完全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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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宣府 作為明九邊中的兩個重要軍事要塞都處於瘟疫大潮最初感染地區之中

除了這些地方之外,山西潞安,渾源,臨汾等地也都被捲進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鼠疫狂潮之中,而從山西通往陝西,河北(北直隸),河南的大道上,來自陝西疫源地的流民們還在源源不斷的向外奔逃。

崇禎九年,陝西榆林府突然爆發一場"大疫";隨後延安府在一年之後也爆發大瘟疫,城內"死者枕藉"。如果將這幾座城市勾連起來,我們會發現這正是一條從東向西,從北向南一路傳染的感染地圖。

到了崇禎十四年,鼠疫已經傳染到了河南:開封府陽武縣"瘟疫大作, 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春大疫, 民死不隔戶, 三月路無人行"。從人口的死亡率極高以及"民死不隔戶"這種挨門傳染的傳染性來看, 這大概率也是從山西南下的鼠疫。

而後疫情在河南一路四散開來,在通許縣也有"大疫" 的記載;至商水縣,"崇禎十四年春大疫, 抵秋方止,死者無數。初猶棺斂, 繼買薄卷, 後則闔門皆死, 竟無一人能斂者。至六月間, 街少人跡, 但聞蠅聲, 薨薨而已"。

從崇禎八年開始蔓延華北的瘟疫,加上從崇禎元年就開始蔓延的饑荒讓無數的災民流亡在山陝大地上。對生存的迫切渴望讓他們轉投向已經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勢力以作依靠,著著實給已經小有氣候的農民軍添了一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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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華北地區進軍路線

得到了大量兵員之後,這些農民起義軍迅速壯大,得以向東攻城略地。整體的方向便是從山,陝向東進攻北直隸——所以當時有"凡賊所過之初必大疫"的說法,這正是由於李自成等進軍方向恰好橫穿的都是瘟疫橫行地區。

軍隊這種超級集中的人群成建制的從西向東流動,也同時為鼠疫的征服天下之路添了一把烈火。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軍殺進河北,隨之而來的鼠疫立刻蔓延整個宣府地區:"大疫, 保安衛、沙城堡絕者不下千家。生員宗應祚、周之正、朱家輔等皆全家疫歿, 雞犬盡死。黃昏鬼行市上, 或嘯語人家, 瞭然聞見, 真奇災也。"而在此之前,從京畿南部與山西交界地區傳來的鼠疫已經到達了帝國的首都北京城內,此刻擺在李自成面前的北京城已經被鼠疫糾纏的面目全非,已成"死亡枕藉,十室九空, 甚至戶丁盡絕, 無人收斂者。" 的慘狀。

大明,一個被瘟疫貫穿始終的朝代(下)

李自成陝西行宮


之前我講過李自成短短43天就拋棄北京西逃的故事,現在看來,除了戰略考量之外,恐怕還有些被鼠疫逼出北京的意思。

由一場天災而起的鼠疫疫情,就這樣慢慢演化成了一場天災和人禍的共同體。

最開始疫情爆發純屬偶然。然是由於缺乏醫學知識,加之對山西這個疫情發源地缺乏管控力,明朝政府面對災害和農民起義應接不暇,毫無辦法,只能任由一批又一批的宿主逃離疫區,再流動到華北各地,而後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崇禎年間因鼠疫而死的人口高達780萬,使得明朝統治中心的北直隸地區更加空虛。軍事所用的民夫,青壯不堪補充,反而有大量流民投奔對立面。

這樣的大明又如何不亡呢。

大明,一個被瘟疫貫穿始終的朝代(下)


《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曹樹植

《中國抗疫簡史》:張劍光著

《中國人口發展史》:葛劍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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