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嚴歌苓小說的同名電影《芳華》正在熱映，小說中作者又一次回憶中越自衛反擊戰，戰爭的殘酷對她的價值觀念、寫作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戰地經歷一夜之間改變了我對英雄主義和偉大人物的認識”

在一次採訪中，嚴歌苓稱：“戰地經歷一夜之間改變了我對英雄主義和偉大人物的認識，因為你看到這些英雄們的痛苦如此深切，傷軀堆疊在一起，肢體殘缺不全。每次回想這些日子，腦海中都是血的氣味，就像烏雲籠罩，很特殊的氣味，濃稠。那麼多的傷員躺在走廊上，因為病床不夠用，我永遠都記得那樣的氣味，痛苦的，死亡的。”

“我記得有個20歲的小戰士，和當時的我一個年紀，他的生殖器被炸傷了，意圖自殺，他們部門的長官請我去鼓勵說服他活下去，我不知道說些什麼。他被一戶有女兒的人家收養，長大要迎娶這個女孩，他是一個孤兒，如果他不能履行作為女婿的職責，就無法回報養父母家庭的愛和養育，所以他覺得他寧願死。”

英雄不只是存在於戰場上的神話和聖歌

基於戰地經歷下對英雄主義和偉大人物的新認識，嚴歌苓不斷拿起筆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綠血》中正義英勇的楊燹及其十三位文工團戰友在中越自衛反擊戰中奮勇抗爭，《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理性成熟的王掖生捨己救人將生命定格於一場泥石流，《雌性的草地》中沈紅霞及其帶領的女子牧馬班在荒涼的草原上為祖國奉獻青春，《草鞋權貴》中程在光因赫赫戰功名列開國元勳，《床畔》中連長張穀雨捨身救下屬終成植物人，《芳華》中好人劉峰堅持善舉“潤物細無聲”……

這些英雄人物或在戰場上流血殺敵，或在生活中忘我奉獻。不過與“十七年”和“文革”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有所不同，嚴歌苓通過邊緣化、日常化、向內轉等手段打破了英雄形象單一化的特點，對五六十年代文學作品中的英雄進行了解構。她將英雄人物置於日常生活的舞臺，用細膩的心理描寫和精緻的細節刻畫等展現他們摘除軍人標籤後作為普通人的情感與行為，在她的筆下，有楊燹類的悲憫式英雄、陶小童類的成長式英雄、沈紅霞類的無我式英雄、程在光類的汙點式英雄、張穀雨類的失語式英雄以及劉峰類的孤獨式英雄，這些英雄或被拉下神壇，更多展現作為人的感性主義和利我思想，或被置於非理念化的環境中化身“理念化英雄”，人生處於無盡的孤獨和尷尬之中，引人深思。

迎接英雄的並不都是鮮花和掌聲

在嚴歌苓的筆下，英雄人物大多沒有“善終”。《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陶小童原本單純善良，個性突出，然而在集體主義至上、抹殺個人色彩的時代背景和部隊環境中，她不得不按照流行的價值觀壓抑、扭曲和改造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和重塑，最終成為一個性別概念模糊、行為舉止粗糙、思想層次膚淺的人，在一次泥石流中，遵從奉獻主義為救幾件樂器而使自己身陷困境，並導致愛著自己的男人為救她而犧牲，得救後的陶小童被當做展覽物供人參觀學習，束手無策地難堪著、惱怒著、無奈著，成為“歷史的玩具”，經歷生死的她開始反思人生、無限後悔，諷刺意味十足。

《雌性的草地》中沈紅霞響應上級號召走進荒茫的大草原為國家牧養軍馬，以近乎殘酷的方式從心靈和肉體上對自己進行雙層的磨礪，她失聲、失明直至癱瘓，固執地將自己打造為一架鋼鐵般的為國奉獻的“機器”，最終的結果卻是國家取消騎兵制度，而關於女子牧馬班的記錄也是知青已經死亡，沈紅霞的一切行為都變得沒有意義。

《床畔》中連長張穀雨捨身救人被尊為英雄人物，起初接受醫院最高級的待遇，同時也為院長、護士、家人都帶來多種利益，躺在病床上植物人狀態的他完全生活於其他人的政治話語權當中，任人擺弄，當失去利用價值成為累贅之後，他遭遇的便是院方、妻子的拋棄，甚至被兒子當做玩具，當人們不再需要他的時候，他亦無法被重新納入常人的體系，曾經的英雄被玩弄於股掌之間，其狼狽程度甚於常人。

《芳華》裡劉峰在部隊中因樂於助人屢次被評為模範，成為絕對的“好人”，然而因為一次人性本能顯露的“觸摸事件”便被人們拋棄，他在部隊中耗盡青春，退伍後亦因學歷等落後於社會主流，生活窮困潦倒，成為“時代的棄兒”，最終身患絕症離開人世。

嚴歌苓筆下的這些英雄命運無一不是悲劇，這種悲劇結局的書寫是對傳統革命歷史小說中英雄們“光明的尾巴”式寫法的一種質疑和反撥，他們被歷史所玩弄和遺棄，身懷英雄主義信仰卻因多種因素被歷史無聲吞噬，他們不但沒有像革命前輩們一樣為人類帶來光明和希望，甚至無法為自己保持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的生命尊嚴。嚴歌苓轉到英雄人物的背面、鑽進他們的心裡去用這些人物的悲慘命運，尤其是悲劇結局來解構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小說中英雄人物的崇高、偉大和傳奇，更用夾敘夾議以及寫作主體介入的方式直接引導和啟發讀者挖掘歷史的真相，思索戰爭殺戮和政治權利給人造成的肉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

“人總是處於一定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文化觀念會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思想、情感及其表述方式……歷史決定著現在，並提供著關於未來的無限可能性，但現在同樣擁有構建歷史的權力”，嚴歌苓融合現代的創作觀念和寫作手法一次次回首中國的革命歷史進程，反思殘酷戰爭和高壓政治給人帶來的多重災難，從英雄形象多樣性、英雄命運悲劇性等幾個方面去解構傳統革命歷史小說中趨於完美的英雄形象，以人性觀取代階級觀完成對英雄以及其背後的歷史的重新審視，從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視角來研究嚴歌苓的英雄解構和反思，有助於瞭解作家“英雄觀”背後的創作觀、人性觀和歷史觀，在肯定其解構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她的矯枉過正和過度解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