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19次大会中，六大与七大之间相隔了17年之久。是什么原因让七大迟迟不能召开呢？
七大会场
七大会期几度推迟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此时苏区正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此后残酷的反“围剿”一直持续不断，之后红军又开始长征，党中央时时处于危险之中。长征结束不久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党中央工作重点。所以，中共中央一直无暇顾及七大召开。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但此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任务繁重，再加上王明会后即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原因，这个委员会并未开展实际工作。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提出“立刻进行具体准备”。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产生办法、代表名额分配都做了明确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了各地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各地务必于9月1日前选出代表。此后，各根据地、边区开始选举七大代表，有的地方选出代表后就开始奔赴延安，延安也在等待着代表们的到来。七大召开似指日可待。
但此时，周恩来骑马意外受伤胳膊骨折，随后去苏联看病。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2月和1941年1月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党中央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反击国民党进攻上。194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于当年5月1日召开七大，但不久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日军疯狂“扫荡”清剿，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又把精力放到反“扫荡”和克服困难上。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同时，延安经济又发生了严重困难，七大又被推迟召开。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觉得时机已到，准备“闪击延安”，我党又致力于与蒋介石的斗争。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1944年春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但后又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七大会议进程又再次中断。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七大各方面工作，在7个月内召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等，正式确定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为七大召开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千难万险 奔赴延安
由于七大几次决定召开又几次推迟，因此有的代表从1939年就出发了，有的则1945年才动身。加上路途远近不一，所以到达时间也不一样。
代表们大多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有的甚至来自国外。由于路途遥远、关山阻隔、交通落后、战争环境险恶、敌人封锁严密等原因，很多到达延安的代表都经历了千难万险，辗转曲折，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信仰和使命让他们不畏艰险，奔赴延安。
南方各代表团由于路途遥远出发的比较早。1939年11月，香港的5名代表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然后由东江纵队护送至韶关与广东省委代表组成广东代表团，再由新四军派来的卡车送到黄山太平镇。之后，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达泾县新四军军部。随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地代表会合，共计41人。1940年1月20日，代表们在新四军掩护下乘坐两条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穿越津浦线，辗转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半塔集。休整半个月后，又挺进皖东南，越过陇海路、台儿庄到达鲁南八路军115师师部抱犊崮。几天后在115师一个加强连的护送下前往鲁西。半路曾遭到日伪军包围袭击，在八路军和群众掩护下才脱险。之后紧急行军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8月，冀南根据地派出一个团护送他们两次过平汉线，一口气跑步十几公里进入冀西根据地。在冀西部队掩护下到达山西八路军总部，然后随八路军总部转入太行山区。9月，八路军总部派出两个团护送他们闯过同蒲路、汾河等五道敌人封锁线，有时候一晚上急行军70多公里。南方代表团历时一年多，行程5000多公里，终于于12月26日全部安全到达延安。
晋察冀代表团虽然距离延安较近，但同样困难重重。1940年4月，他们从阜平出发奔赴延安，为了安全，尽量走山路和小路，但走到太原西南白水镇准备穿越铁路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疯狂射击，部分代表团成员不幸牺牲或受伤，还有的被俘。后来又几次遇险，才于6月底到达延安。比晋察冀代表团更为不幸的是新四军和皖南代表团，他们一行24人，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最后全部被杀害。
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选址方案 几次变动
七大召开几经推迟，七大会址选择也是多次变动。
1939年，中央发出召开七大的通知后，延安开始为接待各地代表和召开七大做准备。首先就是选取会议地址。最初，中央考虑由于日军飞机经常轰炸，我们又没有有力的防空武器，所以会址应该选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于是就选在了安塞县。为此，大会正副秘书长任弼时和李富春还特意去安塞真武洞实地考察。那里的窑洞都修建在山壁上，确实非常隐蔽，有利于防空。但比较麻烦的是，安塞交通不便，距离延安太远，且物资匮乏，代表们的食宿和交通无法解决，所以就放弃了这一方案。之后，又选择了离延安较近的枣园。枣园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防空，距离延安也不远，物资供应也没问题，于是开始动工修建窑洞和礼堂。但后来发现，选择的枣园后沟地方太小，住不下那么多代表。更为严重的是，这地方只有一口水井，而且水质很差，难以满足几百人同时吃水用水，最终只好又放弃了这一方案。
朱德在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经过中央综合考虑，会址最后定在了杨家岭。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并有很多现成的窑洞，而且这里中央党校的宿舍很多，再加上其他中央机关用房，基本上可以满足代表的住宿，只需建一座开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此时，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日军飞机轰炸已经大大减少了。
杨家岭原来有个礼堂，因为火灾被烧毁，但地基尚在。于是，李富春请来设计人员重新设计。1941年底开始在原地基上动工修建。由于当时召开七大还处于保密阶段，很多人觉得在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大兴土木是铺张浪费，为此还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
1942年，礼堂完工，礼堂外观为苏式设计，内部为陕北窑洞石拱设计，看起来朴素大方又不失壮观，可容纳千人开会。因为党的前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别人修建的房子里开的，所以当朱德看到礼堂时很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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