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一些新的或隐性的贫困问题、脱贫盲点、扶贫短板显现。
原文 ：《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作者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贺立龙
图片 |网络
结构性的贫困痼疾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但存在一些结构性的不平衡与短板。一是深度贫困的异质性与错杂性。高寒藏区海拔高、气候恶劣、灾害多发，彝区幅员辽阔、村落分散，内部基建及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大、成本高。二是精神贫困与福利陷阱的存续。超常规的扶贫战略、精准到户的政策帮扶，加快了脱贫进程，也使得一些家庭陷入帮扶依赖。三是帮扶力量不均衡及悬崖效应。边缘村户与贫困村户之间，不同部门（干部）帮扶的村户之间，在帮扶待遇上存在“悬崖效应”。对贫困户兜底过多容易削弱生产脱贫的内生动能，对边缘村户缺乏政策支持可能产生对贫困的逆向激励——即宁愿当贫困户被兜底，不愿在贫困线上忙于生计。藏区和彝区深度贫困呈现“面板化”特征，贫困与非贫困村户的贫困边界模糊，更易产生悬崖效应，加剧边缘户的剥夺感与心理落差；帮扶部门（干部）的扶贫投入与能力的不平衡，造成乡村建设及脱贫效果的村际差异。
脱贫稳定性与质量有待检验，“三保障”与用水安全存在薄弱环节，生计赋能与乡村产业振兴融入不足。一是“三保障”个体成效不尽一致，安全饮水不达标问题突出。“两不愁三保障”尽管做到政策全覆盖，但成效受到贫困户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主动辍学、因病失学、就医转诊难、建房负债等隐性问题。在地势高的丘陵村和高山村，普遍存在水质不达标问题。二是脱贫的产业支撑与经济动能较弱。外出务工是全劳动力家庭脱贫的主要生计，大部分乡村还未形成益贫效应显著的乡村产业链，贫困农户通过产业经营而实现脱贫奔康的比例较少。三是贫困脆弱性与脱贫稳定性需要关注。
有几类隐性贫困人口（现象），亟待重点关注与精准识别。一是“嵌隐”在非贫困户或脱贫户家庭内部的隐性贫困人口。一些农户的家庭支柱长期在外务工，难以照顾留守儿童或空巢老人，或不愿赡养老人，使之陷入“失养、失依”的事实贫困。二是临界（边缘）贫困户。这一类家庭收入未达建档立卡标准但处于贫困边缘，多是半、弱劳动力家庭，一旦家庭支柱遭遇变故将“落入”绝对贫困。三是“踩线”脱贫或“低质量”脱贫家庭。有些收入刚达标的家庭，缺乏稳定增收的生计渠道，或在“三保障”或用水安全上存在隐患，构成了“低质量”脱贫群体。四是“精神贫困、动力贫困”待精准甄别与破解，各种返贫风险，需精准预判、综合防控与系统应对。基于人力资本及其生计行为差异，识别不同家庭或人口的动力贫困，给予有效破解，是精准扶贫进入决胜期的一个难点问题。
扶贫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经济效率有提升空间。一是扶贫瞄准有待调整与优化。在藏区和彝区，基建与公共服供给的经济成本高，瞄准“一村一户”，追求“毛细血管”式的交通物流建设，资源投入存在规模不经济；以村为单位的帮扶机构及干部配置，存在非均衡性，一些省市部门或领导帮扶资源多、能力强，一些帮扶能力弱，造成村际之间帮扶成效差异。二是一些地区扶贫方式粗放，出现形象工程。三是帮扶资源“余缺并存”，帮扶干部“忙闲不均”。如在每个村镇都设卫生室（院），但一些村镇人口少，接诊率低，医疗设备闲置（甚至未拆封）。
一些新的贫困问题、风险逐渐显现。一是贫困退出后的村户产业动力重构问题。由政策扶持、选育的乡村产业，能否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否承受市场风险，还有待检验。家庭种养业，受制于资金短缺、技术限制或虫害疫病，大多陷入“规模小—市场受限—软硬件不足”的恶性循环。二是乡村产业开发与快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如藏区农牧民在政策支持下扩大牦牛养殖，对天然草场形成一定破坏作用。易地搬迁之后的居住原址生态修复的滞后。人情支出与非生产活动对资源的过度占用。厚葬薄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亟待重视应对。三是贫困性质变化衍生的新问题。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结构转换，绝对贫困的再生风险；贫困的空间演化风险与城乡双向传导，以及城市贫困问题的衍生与管控。四是脱贫攻坚的教育、文化功能发挥问题。包括，如何推动党建与脱贫攻坚的实效融合，巩固社会主义在乡村的经济基础；如何发挥脱贫攻坚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如何塑造中国减贫形象，倡导反贫困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夺在民生与人权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精准识别与有效施策
突出脱贫的多维质量导向，精准识别各种隐性贫困，分类破解与生计赋能，巩固发展减贫与精准扶贫的综合施策成果。
攻克藏区彝区等深度贫困堡垒，除了合理规划内部基建网络，也要瞄准“三保障”短板，综合施策，破解多维贫困。针对边缘贫困村户、低质量脱贫农户、隐性贫困家庭成员、高返贫风险村户，进行双向动态识别与精准长效施策，实现分类瞄准、综合施策与动态管控。隐性贫困识别难度大，可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双向、动态”识别机制设计：官方提供申报程序与标准，由潜在贫困户自下而上主动申报，构建“不诚信”申报约束机制；扶贫管理机构也可由上而下识别贫困户。识别后进行靶向施策、生计赋能：对边缘村户进行技能培训、产业引导等赋能型支持；对低质量脱贫户补齐生计短板，增加经营性收入；对留守儿童和失养老人，引导家庭关系重塑。
突出贫困的长期防控理念，精准研判贫困性质演化，做好制度、政策、科技预案，有序应对2020年之后的城乡相对贫困问题。
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会有局部反复性。坚持城乡贫困长期防控理念，精准研判贫困的时空与城乡演化，从发展减贫、精准干预、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构建长期贫困动态、综合应对之策。
当务之急是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一是应从“三区三州”扶贫资源的空间配置最优出发，统筹搬迁脱贫与基建网络建设，提升基建的经济性与效率。二是加快藏区彝区普通话培训进程，解决技能培训和进城务工的语言难题，实施二次“精神脱贫”行动。强化学前教育，深化感恩教育，坚决遏制极端宗教势力和不良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三是在易地搬迁或生态移民后，重视对居住原址的生态修复，加强这些区域的退耕还林还草论证与实施工作。
推动脱贫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实现脱贫户与合作社、现代公司的经济利益联结，非贫困村、边缘贫困户的统筹扶持与“次生贫困”预防。控制贫困城乡双向传染风险，防控城市贫困。
突出党建的政治引领作用，精准配置帮扶接续力量，强化村组干部正向激励，系统营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政治生态。
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定政治方向。
在“三区三州”乡村，党建与法治建设结合。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建与三农发展疏离的深度贫困乡村，将党建考核与三农发展评价全面挂钩，切实改变党建形式主义、扭转庸政、懒政、怠政的政治生态、发挥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与战斗堡垒功能。
帮扶部门（干部）配置不均衡所造成村际脱贫“悬崖效应”，影响群众满意度与公平感。下一步可将帮扶分包的基准单位由村调整为乡镇，实行“小核心+大网络”组团式帮扶，平衡帮扶资源配置，确保帮扶队伍接续与稳定。加强村组干部正向激励，适度提升全职村组干部工资待遇，构建工作成效与绩效奖金的挂钩联动机制。
突出市场的超大规模优势，精准补齐乡村产业链短板，激发企业家精神，培育城乡融合与户企共享的现代产业体系。
随着电商等新业态下沉，乡村供需潜力正不断释放，交通物流发展让城乡互补加强。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期，应推动精准扶贫向精准“育业”转变，瞄准区域市场，发掘比较优势，用好科技赋能，精准选育市场韧性强、高附加值、高共享度的乡村产业链。
在产业基础环境上，重点解决冷链物流、虫害病疫防治等突出短板问题。识别与防控乡村产业帮扶中的市场风险与利益摩擦。强化产业链选育的市场前瞻性与技术可行性，防控市场风险与生态风险。优化农户与企业契约，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坚守农户权益不受损的底线。
突出扶贫的中国道路自信，精准揭示中国制度优势，倡建反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减贫、民生与人权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事业的政治、制度优势，亟待精准阐释，转化为减贫、民生、人权领域的全球话语权优势。通过发布《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将中国减贫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中国制度的全球形象力量，倡建反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通识教材增编、大学生实习平台建设、全国及港澳台学生赴贫困地区交流体验活动等渠道，充分发挥脱贫攻坚承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凝聚力提升功能。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5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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