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898年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开学时做的演讲》的文章，光绪皇帝，这位看起来软弱无比的君主，在此次演讲中说道：“明代学者王阳明曾说，‘剿山中匪易，剿心中匪难’，中国人的心中有两个‘贼’，一个叫伪善，一个叫守旧。”光绪皇帝明确表示，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目的，就是要协助国人祛除这两个“贼”。
这段文字，读来让人感觉万分惊讶。我们印象中那位无比懦弱、始终在老太婆面前俯首帖耳的皇帝，竟然是一个有思想、颇深刻的人物。想想也是，一个能够在二十八岁带领一群文人进行全面变革的青年皇帝，自然不应该是一个糊涂虫。换句话说，胡涂虫自然也想不到要更改“祖宗之法”。正是一个年轻而有见识的君主，面对腐朽和沉睡的王朝，不惜一切代价，搞了一出“百日维新”运动。以往对光绪皇帝的看法，今天看起来似乎颇有偏颇之处。
在这次演讲中，光绪皇帝说道，“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段文字固然传播甚广，究竟是否真实却有待考证。豆瓣上也有网友对此提出质疑，不过，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说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光绪皇帝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据余世存在《中国男》一书中写道，《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关于维新变法的历史意义，教科书中历来谈得比较少，而大家的着眼点亦一般都放在民族危亡和宫廷政变上。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言外之意，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却非常之大。它不仅开启了民智，在很大程度上更给予了民众相当的民权和自由。由此可见，重新认识光绪皇帝，是可以加深对百日维新运动价值的理解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原来指望通过义和团为自己出口气的慈禧太后，挟持着光绪皇帝一路西逃。据《景善日记》记载，变乱开始的时候，珍妃曾经提示光绪皇帝应该留在京城。又据李希圣所著《庚子国变记》中写道，“忆扈从某官云，西后自出险，恒语侍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曰招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曰：‘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抵潼关，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
《庚子国变记》中的这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点难得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显然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自己返回京城出面斡旋。而假如光绪皇帝真的能够回到北京，考虑到当时的外交实际，西方列强极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庚子事变的问题。至于光绪皇帝，如能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历史或许会从此改写。
关于光绪帝的这个想法，《德宗遗事》中也有记载，不过，时间和地点都有变化。“太后之将奔也，皇上求之曰：‘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也。’太后不许。上还朝，着朝服，欲自赴使馆。小阉奔告太后，太后自来，命褫去朝服，仅留意洋布衫，严禁出户。旋即牵连出狩矣。”
《德宗遗事》中的记载，极可能是真实的。当时，列强对光绪皇帝普遍没有恶感。但对西太后，则是另外一种看法。光绪帝如果真的有机会出面与列强周旋，情况极可能会有改观。但，历史来不得假设。
庚子事变给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不仅将大清帝国带入了穷途末路，也将整个民族通过变法自强的道路完全堵死了。国家覆亡之际，慈禧太后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光绪皇帝出面斡旋上。她或许认为光绪皇帝软弱无能，不足以当此大任。或许内心深处更恐惧这位皇帝一旦脱出了她的手心，就再也控制不了。权术的乌云，把任何一丝可能的光明都给遮掩了。
历史没有给光绪皇帝一个机会，一直到他死去。慈禧太后一直到死，都不愿意死在光绪的后面。这，从侧面说明二人之间的新仇旧恨。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从历史遗留下来的零星数据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光绪帝是一位有雄心、善思考的君主。余世存称光绪是一位“苦命的英雄皇帝”，是有一定道理的。
（摘自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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