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達
雖然司馬遷反對把歷史當作政治說教，但作為一個俯首拜孔子、系統受過儒家高級課程的學者，司馬遷對作史之目的、態度也很明確。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假託太史公和壺遂的對話，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歷史觀：為什麼要做歷史？是因為考察歷史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然後又是一大通“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問題，什麼“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王道之大者也”等等，從頭都飄蕩著一種儒家的浩然正氣。
如果不看作者，任誰讀到這一通長篇大論，都會認為這是某位儒家大師發表宏論。這其實是理所當然，作為董仲舒的弟子，司馬遷在意識形態本質上和儒家——特別是公羊派沒有任何對立。說到底，他反對的只是那些腐儒教條主義的灌輸，並不是反對儒家“真理”。他寫《史記》講脫離意識形態的政治說教，迴歸歷史本身，但絕不想要脫離政治，恰恰相反，他做的所有迴歸歷史的工作，都是想讓歷史自己講事實擺道理，進而春風化雨地般闡述公羊派的“真理”。
根據史記專家研究，完成《史記》最初的構想和提綱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但在他的構想中，這本書的時間段上限應該只到“陶唐”，也就是三代的堯。司馬談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儒家經典《尚書》記事起於《堯典》，這是有文獻可徵的起點；其次，比堯久遠的黃帝以來雖“皆有年數”，卻與古文“乖異”，因此從歷史嚴謹的角度出發，不足為信。然而到司馬遷手中，《史記》則開篇就從黃帝、顓頊、高辛講起，構建了一個傳承有序的古史系統，其核心就是炎帝、黃帝乃天下共祖，之後衍生出夏、商、周，然後衣缽相傳，直至千秋萬代。
司馬遷為什麼非要改動父親的大綱，費盡心機構建這樣一個古史體系？他難道不知道自己在《五帝本紀》寫的黃帝二子皆有天下，一支居住於“江水”（今河南安陽地區），一支居住於“若水”（今四川金沙江上游地區），這種說法是多麼勉強嗎？即便書中提到黃帝、顓頊、青陽、高陽不是真實的個人，而是某些部落的擬人化，但在洪荒時代，這些地理上相隔如此遠的部落，居然相互之間要完成遷徙、通婚，乃至權力繼承等工作，這不是非常難以想象的嗎？
司馬遷當然知道這些說法的“乖異”。因此，他在《五帝本紀論贊》中。不無深意地提醒讀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說得很明白，他知道如果中華文明起點全部歸結於炎黃，說得更具體點是黃帝，在歷史上是有問題的——事實上現代考古也證明中華文明是多源頭，但他有必須構建出這個系統理由，一個必須要“好學深思”，不“淺見寡聞”才能明瞭的深意。
他的深意，就是公羊派推崇的“大一統”。秦漢以來，天下一統，國內實現了空前統一，各地區、各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對這些生活於其中的漢朝知識分子來說，“大一統”不僅是“天命昭昭”，更是歷史必然。作為一個資深儒家，也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司馬遷必須構建這樣一個古史系統來為“大一統”辯護：如果從歷史上能證明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不管你是秦楚燕齊趙魏韓、還是百越匈奴山戎獫狁，都可認黃帝為共祖。那麼歸根到底，我們都是失散多年的異父異母的親兄弟，融合與統一才是我們永恆的主題。
黃帝陵祭亭，位於陝西省黃陵縣城北
人類學家赫拉利·尤瓦爾曾提出過一種理論：對於人類社會、國家、民族來說，是什麼並不重要，認為自己是什麼才是重要的，以民族而言，只要所有的人相信一個起源故事，那麼他們就是一個民族，而他們真正的血統源頭則根本不重要，所以重要的是構建這個起源故事——而這就是司馬遷和《史記》在意識形態上所完成的工作，一項澤被蒼生萬代的工作。
正是由於司馬遷在《史記》中創造性地完成了這個歸結於黃帝的古史系統，從此完成了“大一統”歷史理念的構造，奠定整個中華文明在歷史層面上的融合源頭。我們可以看到，後世所有的史書，不管是少數民族政權，還是傳統中原王朝，開篇都會是“某某，黃帝之苗裔，朔居遠方⋯⋯”正是通過這種敘事，他們自動地歸納進司馬遷所構造的古史系統，也從意識形態和心理上，主動地納入了中華民族，為後來民族融合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在歷史層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以此而言，司馬遷的《史記》所奠定的，不僅僅是中國史學的根基，更從意識形態上為後來統一融合的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奠定了牢不可拔的歷史根基。其意義之偉大，非“絕唱”二字不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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