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2 著名作家白描:十六岁运回一千斤煤的我,真正品尝了艰苦的滋味

我青年时期,曾经有两年艰苦时光,那是初中毕业返乡回家做农民的时候。

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的农家日子,极度饥渴的精神世界,对前途的悲观迷茫,让我深感苦闷彷徨。支撑我度过那段日子的是青春的活力和虽不强壮但却勇于接受任何挑战的身板。

回乡时我十六岁,一个精瘦的毛头小伙子,能吃,一顿能吃五个蒸馍;不知疲倦,一个人提石锤一天能打一千块胡基(土坯)——在当农民的第一年冬天,我就学会了这个在农村最苦也最讲究技巧的活路。

当然,支撑我的最大因素是我身在故乡,一个天底下最为亲近的所在。这里生了我、养了我,辈辈祖宗埋葬在地下的黄土里,我生命的脐带和脚下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我的生命之根。踏上这块土地,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亲情。

这里有村人之间世世代代绾结起来的牢固的情感纽带,有一种独特而温暖的力量。正基于此,尽管我苦闷彷徨,却不至于空虚堕落。

1969年春上,生产队要去铜川焦坪煤矿拉煤。队里开了个粉坊,做粉条和豆腐,要烧煤炭。当时煤炭是紧缺物资,县煤炭公司买不到,只能自个儿去煤矿拉。

我们村子离焦坪八十五公里,路途远,还要翻沟爬坡,是个苦差事。生产队派出的都是精壮劳力,我却心血来潮主动请缨要去拉煤。拉煤按分量记工分,我想多挣工分。

母亲不让我去,说是太苦,我说我行。临出发,父亲叮嘱我:“少拉些。人家常跑焦坪,出门多少次了,你头一回,甭耍二杆子。”我让父亲放心。

著名作家白描:十六岁运回一千斤煤的我,真正品尝了艰苦的滋味

头天行程五十五公里,晚上赶到铜川,挑了个避风的铺面廊檐,把麻袋往地上一铺,算是安顿好了睡觉的地方。吃自带的干粮,啃干馍,喝凉水,肚子也算填满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出发,走三十公里地赶到焦坪煤矿。

煤矿担心我们尽挑大块好煤,安排了场地工给我们装车,装好过磅。

我看同来的每个人都按八百斤装车,我也装八百。别人心里不悦,加到九百,我也加到九百。村里一个我叫旺叔的,牛高马大,拿眼珠子瞪着我,问:“你小子想干啥?”我说:“想和你挣一样的工分。”

旺叔轻蔑地哼了一声,扭头吩咐装车工人:“装一千!”我也说:“装一千!”

这个重量是架子车能承载的极限了,没人再敢较劲。旺叔说:“路上别后悔!叫你小子张狂!”

回程从焦坪到铜川,一路下坡,并不吃力。晚上还在铜川过夜,还是那家铺面的廊檐下。夜里刮大风,我蜷缩在水泥地面上铺的麻袋上,从街面刮来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但

只能忍着,熬到天明开拔上路。

春天的太阳上升很快,气温渐渐升高。我穿着棉衣,如同地道关中农民一样,腰间还扎着一条家织布做成的宽腰带,身上开始冒汗。我解下腰带,脱了棉袄,上身只穿一件单衫。车子很沉,但我紧随车队,不想被人拉开距离。

过了耀县,有一段上坡路。坡不陡,慢上坡,但拉着一千斤的车子每走一步都很吃力。盘上这段慢坡,人人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太阳已到头顶,车队歇下来,准备打尖。

我的单衫已经湿透,好在太阳暖烘烘地照着,不觉得冷,只是口干舌燥,拿出干粮却吃不下去。大家像我一样都想喝水,想找人家讨口水,或者有眼井自个儿打水喝也行。可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里去找水?

路边阳沟里有积水,旺叔几个人走过去,我随着上前一看,那水面上有一层绿乎乎的漂浮物,还有羊屎蛋蛋,两只青蛙正在水边交配。旺叔丢了一颗石子,轰跑了青蛙,蹲下去,双手在水面上攉了几攉,攉开漂浮物,水看上去还清亮。

旺叔等人双手掬水,一番痛饮。我有点犹豫,但渴得实在不行,也就看样学样,掬水而饮。饮罢,又洗了一把脸,体内体外顿觉舒畅。

著名作家白描:十六岁运回一千斤煤的我,真正品尝了艰苦的滋味

坐在路边,吃着母亲给我烙的锅盔,身心完全放松,觉得无比舒坦。人生会有许多感觉很好的时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卸下重负,获得休憩,无疑是这美好时刻的一种。

你能感觉到疲劳像冰一样慢慢融解,像潮汐一样慢慢从周身退去,从每一个张开的毛孔溢散出来,风一吹,立即随风而去,而生命的活力重新洋溢,体力又填充回腿上、腰上以及身体各个部位。

你能清晰感觉到发生在自己体内的这种变化,这种体验无比美妙。尽管这一刻可能很短,沉重的苦力会接续而来,但你此刻的体验却将成为永恒,将会成为一种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人们歌颂劳动,不是因为它苦,而是因为在苦之后你所品尝到的甘甜。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刚从学校回家的“学生娃”,是一个身体尚未发育充分、身板还显单薄的毛小子,但我不想输给任何人,我想证明我可以和他们拉一样重的车子,挣一样多的工分,我能养家糊口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是流传在村人口中的一句话,我不想一辈子当农民、一辈子挣工分,但我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你如今就是个农民,就必须多挣工分。且说今天,无论未来,今天你能挣工分,你就棒,你就是一个能干的人。

旺叔走到我面前,看我吃的是锅盔,说:“锅盔!你妈真是心疼你哩。”

春天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期,家家户户粮食所存不多,麦子更是稀罕,这次和我们一块儿出门的人,所带干粮多是玉米面“窝窝”,好点的是玉米面里掺些麦面的“两面馍”,带纯麦面锅盔的只有我一人。母亲心疼我出门拉脚苦大,特意给我烙了锅盔。

我拿起一牙锅盔,递向旺叔:“来一块。”

旺叔摇摇头:“你留着吃吧。”又说:“你小子行,有心劲。不过还没到时候,前边三原县还有临履坡。吃饱,把劲攒够,不要到时候干哭没眼泪。”

临履坡是三原城北清河上的一面大坡。清河自西向东穿过建于明代的石磨盘龙桥,再往东就是临履坡,坡底建有一座水泥桥。清河河床在这里很深,每年腊月三原县城的“腊八会”,就在龙桥和临履桥之间的南岸。我小时候逛“腊八会”曾站在岸边往下看,只觉得头晕目眩,行走在龙桥和临履桥上的人看上去就是个小黑点。

后晌,我们赶到临履坡。

先下后上。坡太陡,下坡的时候我们使劲抬起车辕,让车尾端贴住地面,增加摩擦力以控制车速。到了坡底,在桥上我们稍作休息,随即开始向坡上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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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长的坡,这么沉重的车子,就是同行那些久经战阵身壮如牛的汉子,每前进一步也很吃力。为了减缓上行的坡度,我们在路面上沿之字形行进,整个脚掌死死撑住地面,身体大幅度向前倾斜,每进一步都必须用足全身的力气,汗从鼻尖和下巴洒落在路面上。

上行一段,必须停下来大口喘息一会儿,体力稍有恢复再继续前进。因为歇息多,坡路上了不到三分之一,我已经被别人远远甩在后边。

计量长度的单位有米、公里,更长的还有天文单位光年,现在对我来说,只有尺和步。每一尺,每一步,就是我要跨越征服的目标。好不容易攀行到坡中间,这时候我体悟到了旺叔说的“干哭没眼泪”的况味:两条腿像是快要痉挛了,沉重酸困,没有一点力气;胸腔像是要爆炸,必须不停地大口喘气。

歇在那里,腰也难以挺直,肩膀被车子襻绳勒得像刀子割过一样。

我突然怀疑我能不能行进到坡顶,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任性逞强。一千斤,那是别人扛得动的分量,你小子没经过几番锤打,却要和人争个高下,自个儿能吃几斤干粮心里都没个数?就你张狂,你嫩着呢,差远了!

就在我无比沮丧的时候,突然发现从坡上急匆匆下来一个人,这人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是母亲,我非常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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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快步赶到我身边,看见我要垮掉的样子,心疼得快要哭出来,颤声说:“不叫你来,不叫你来,来了还要拉这么多,你是不要命啦?”

我问:“你来做啥?”

母亲说:“给你掀车子。”原来我这趟出门后母亲一直不放心,她知道临履坡陡,担心我拉不上来,问清村里人,估算好时间,特意赶了十多里路,专门跑来帮我。

听了母亲叙说,我鼻子突然一酸,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母亲这里,我是真切体会到了。但是在表面上,我硬挺着,没有让这种感动流露出来,同时心里掺杂一点恼火:我真的就如此无能,出门拉趟差,竟然要拖累家里人,至于吗?

我想对母亲发火,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个窝囊废。没待我发作,就看见旺叔甩着手,大步从坡道上下来,看样子是冲着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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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叔走到我的车子跟前,歪着头凶声凶气呵斥母亲:“谁叫你来的?”

母亲说:“我来给娃掀车子。”

旺叔说:“一个女人家,吃咸饭操淡心!”

母亲说:“坡太陡……”

旺叔说:“就你知道坡陡?”

旺叔说罢,头朝我一摆:“拽上,走!”

我重新把襻绳搭上肩,拽上车子。旺叔张开双臂,从车后帮往前推,母亲只能从侧面搭个手,三人一齐用力,上到坡顶。

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拉了一千斤煤,心疼地说:“你耍二杆子哩,过去单套牛车,才拉一千斤。”

我这一生走过难以计数的路程,但临履坡这段路,我终生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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