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江宇*
在被冠以“中國學派”的學人當中，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著鮮明的特點。她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最早一批到美國系統學習西方經濟學的學者。1978年，16歲的李玲考入武漢大學物理系學習，讀研究生時，她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轉而學經濟。1985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辦經濟學培訓班，將其中優秀的學生推薦到美國修讀經濟學，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國匹斯堡大學留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自2003年從美國回北京大學任教以來，李玲始終在醫療衛生改革領域進行“深耕”。
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本世紀同時開啟醫改。2010年，美國尚未從經濟危機中恢復，奧巴馬總統就推動國會通過了醫療改革計劃。多年來，美國把非常多的錢花在國民醫療系統上，人均醫療費用達到1萬美元，幾乎占人均GDP的20%。醫療費用拖垮了美國政府和企業，也拖垮了家庭和個人。奧巴馬在那樣的困難時刻推動醫療改革絕不是一種奢望，而是選擇了醫療改革的最佳時機。他將美國醫療改革的目標設定為“為美國未來的持續發展建立全新的社會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戰勝“非典”疫情之後，就及時啟動了醫療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繼出臺，包括建設基層公共衛生體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平價醫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等，並同時在多個地方展開試點。
2003年初，已經獲得美國馬里蘭大學終身教職的李玲決定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不久，她卻一頭扎進中國醫療衛生改革的漫漫艱辛實踐中，從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國醫療衛生改革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李玲教授在《中國正在說》電視節目講演
以人民健康作為衡量標誌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的發展道路明顯有別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國家十分貧窮，人均壽命只有35歲。我國就在這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蓋的基本醫療衛生保障制度。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在城市實行國營單位公費醫療、在農村推廣合作醫療，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躍升。這充分體現了低收入時代公益性醫療的衛生特點。1978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68歲，幾乎翻了一番，和國際同等經濟條件的國家、甚至人均GDP高於我國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也已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毫不誇張地說，這些都是“人間奇蹟”，它突出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縱觀所有國家，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先工業化、城市化，然後再構建保障體系。而新中國剛成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就動員全民講衛生，同時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醫療制度，這是我們可以向全世界推廣的寶貴經驗。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經濟發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發言中強調：“未來我們與發達國家比拼的不僅僅是GDP,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不應單純以GDP來衡量，而應以人民健康作為衡量標誌，因為健康是最綜合、系統、優良的考核指標。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優質、高效、低耗的體系，讓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為此，十幾年來，她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國”改革創新大路上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盡力擴大了醫療服務的覆蓋面，但因財力所限，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群眾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來，我國醫療衛生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在醫療衛生中的責任逐步弱化，過度市場化、商業化，使公立醫院所應承擔的公益性功能不斷減少。
改革初期，公立醫院推行“以藥養醫”等創收措施，看病貴，看病難，醫患矛盾等問題日益突顯，群眾強烈不滿，政府壓力也很大。在農村，合作醫療基本癱瘓，而社會醫保制度到20世紀90年代才起步。據醫療系統的調查顯示：當時全國醫保覆蓋率只有15%左右，農村參加醫保的人不到5%，全國病患者中，49%應看病沒看病，32%應住院沒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無力支付醫藥費而提早出院。醫院多開藥、多檢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經濟負擔。對中國醫療改革的爭議加劇。
本世紀初，有關經濟管理部門從刺激經濟增長、減輕政府負擔的角度出發，主張繼續減少政府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責任，甚至主張公立醫院向私有化轉型的思路。
2003年，震動全國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場”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誤，這成為反思此前醫療改革不成功的契機。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專家學者一起，撰寫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觀地總結和反思醫改的方向問題，旗幟鮮明地倡導在醫改中堅持政府主導和醫療機構堅持公益性質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對全盤市場化、商業化，成為最早堅持公益性醫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題為《中國應採用政府主導型的醫療體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醫療衛生領域的問題癥結在於“政府失責、市場失靈”，提出建設政府主導型的醫療體制。同時，她藉助參加世衛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研究課題的機會，對我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歷史沿革進行了系統研究。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對之前醫療改革路徑的反思。
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一份研究報告，認為“醫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關各方的爭論。醫療問題的根源是市場機制不夠嗎？醫改的方向，是市場化還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還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問題得到了社會的呼應。中央對醫改問題高度關注。2006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2009年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了醫改的宗旨是“維護人民健康權益”。
在進行理論爭鳴的同時，李玲花了大量時間進行調研，發現基層改革的亮點，幫助地方進行改革實驗，不斷凝聚走向公益性醫療體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後，隨著醫療衛生領域問題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對整體改革進行全局部署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和部門主動開展實驗，為改革積累了豐富經驗。例如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實施“衛生強省”戰略；北京等地試行“平價醫院”；上海市加強基層醫療衛生體系建設；浙江省鎮江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建立了控制醫療費用的有效制度；廣東率先在全國實施村醫補貼；西北五省區較早啟動基層醫改，恢復醫療衛生機構的公益性；寧夏自2006年開始推出了藥品統一採購、統一價格、統一配送的“三統一”政策。對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經驗，李玲一旦發現，就傾注大量熱情給予支持，進行深入研究和宣傳。後來，這些辦法都在新的醫改方案中得到了體現。
硬幣總是有兩面的。對於當時另一個方向的改革實驗，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關注。2006年4月，李玲帶領學生赴江蘇省宿遷市，圍繞該市將公立醫院全盤私有化的改革進行了調研，得出結論認為：宿遷醫改“違背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尤其是將全面市場化的改革手段用於已被理論和實踐證明行不通的醫療衛生領域，看病貴的問題非但沒有得到解決，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反而加重，潛在醫療衛生問題令人擔憂。”對這一案例及其社會效應的研究，給中央確定醫療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也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劉俊一起給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醫療改革，這次會議明確提出堅持醫改公益性、強化政府責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醫療衛生制度。黨中央逐步確定了堅持醫療衛生公益性的意見。
2006年8月，國務院成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協調小組，這標誌著醫改已進入實質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門進行了廣泛的調研。在此基礎上，黨中央、國務院制訂了《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於2009年4月正式公佈。
在這個階段，李玲教授及其團隊為醫改方案的出臺進行了大量支撐性研究。2007年初，國務院醫改領導協調小組還委託北京大學等六家機構，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進行獨立研究，這在中國公共政策制定歷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牽頭完成的《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設計》的研究報告形成了全面系統的醫改方案建議，提出了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與其配套的醫療衛生籌資、服務提供、管理監督、人才培養，以及藥品、器材供應體系，政府職能和市場機制相結合，重構公立醫療機構，通過集團化實現雙向轉診，推進醫療服務管理的信息化平臺建設，建立綜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門，基本藥物由國家組織統一生產、採購和配送等。這些建議已經逐步成為現實的政策措施。在此後幾年，李玲教授帶領研究團隊圍繞醫院、醫保、藥品器械、管理體制、財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進行了深入研究。
黨中央、國務院《意見》的出臺，使醫改爭論暫告一段落，但具體如何落實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醫藥流通領域灰色利益鏈、如何增強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沒有解決的理論和操作難題。在這一階段，李玲的研究團隊又承擔了研究醫改方案的任務。她逐步參與到醫改操作層面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國務院醫改辦的委託，李玲教授帶領課題組赴東北某縣醫院，進行了長期蹲點調研，通過數據分析，估算出了公立醫院藥品實際的加成率，為確定公立醫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據。
在我國新一輪改革中，醫療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確提出政府主導，恢復醫療衛生的公益性，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實現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
在新一輪的改革中，李玲教授進一步拓寬了視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國應該實行健康強國戰略”，把健康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考核目標。按照李玲教授的闡釋，“健康中國”提供了一個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數人的現代化）。她認為，這是人類以健康和幸福為目標的新型發展模式，不僅符合中國國情，符合廣大群眾的需求，而且發揮了中醫藥和“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優勢。
十九大以後，中國開始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作為我國醫改的升級版，“健康中國”實現了人民主體地位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體現了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和有機社會的綜合統一。
2008年，在迎接建國60週年之際，李玲系統總結了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經驗，用實證研究證明，人力資本優先發展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掛職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她對西方經濟學以及西方發展模式進行了系統反思，對我國“後危機時代”的改革開放進行了思考，提出了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社會建設撬動全面改革、加強黨對改革的頂層設計等思路。
與此同時，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對地方醫改進行調研，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通過鼓勵和支持基層的探索，為全國醫改趟出一條道路。多年來，她幾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時間在地方調研，發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發現、研究並推廣2010年開始的安徽省基層醫改、2012年開始的福建省三明醫改的學者之一，這兩個典型分別在基層和公立醫院探索出維護公益性的制度體系，而且成為全國改革的樣板模式。2013年之後，醫療衛生改革逐步進入深水區，特別是公立醫院改革觸及巨大既得利益時，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強完善關於醫療衛生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堅持不懈地花大量時間調研，支持地方試點，從現實中發現了大量鮮活經驗，為全國的改革提供依據。
2019年9月，在新中國70週年華誕之前，李玲教授發表了研究報告，對新中國70年衛生健康工作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她認為，衛生健康70年的發展是中國奇蹟最亮麗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揮了制度優勢，建設了在國際上具有開創性的衛生健康制度，實現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在全球發展中國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醫療衛生服務和全民醫療保障，為世界貢獻了初級衛生保健制度、青蒿素、醫療援外等公共產品。
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近十幾年，隨著中國發展壯大，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遇到了挑戰。進入新時代，中國將超越單方面學習借鑑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階段，探索一條新的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新的發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李玲在公開的文章和採訪中，較少使用經濟學專業術語，常常是以通俗的語言講清道理，比如“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不應該把醫療作為賺錢的行業”；“有多少醫生就會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沒病可以整出病來”；“在公立醫療體系中，給醫生的激勵就是讓他怎樣以最少的錢給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會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用很簡明的語言表達得很清晰，使人明白箇中道理。
李玲從來沒有放鬆對西方學術前沿的跟蹤，她要求學生密切跟蹤國際上衛生經濟學的前沿文獻，並且用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和市場設計等為醫改做制度設計和政策建議。然而，李玲並沒有深陷在西方經濟學的學術規範當中，特別是沒有為西方經濟學中蘊含的意識形態所影響。她密切關注到，近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和市場設計等突破傳統的市場和產權制度理論。對此，她給予高度重視。她經常問的一句話是：“西方已經在反思市場弊端了，難道我們還要繼續走彎路嗎？”
李玲回國之後，一方面通過深入的調研瞭解中國現實，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國國情為基礎，創新中國發展模式，在醫療衛生改革，就體現出她對這一思路的應用。
李玲關於醫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除了由於醫療關係國計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於打破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對GDP的迷信、對私有化和市場的迷信、對西方經濟學方法的迷信，體現出中國學者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雖然因此她受到了當時一些知名學者的激烈抨擊。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觸動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國學者的風骨。她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醫改試點，因為控制了醫藥流通和使用環節的超額利潤，觸動了一些灰色利益鏈，因此多次受到有組織的輿論攻勢。面對這種狀況，她絲毫沒有退卻，甚至當別人為此替她打抱不平時，她也保持樂觀的心態，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過思想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扭轉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現狀。讓她引以為豪的一件事是，在醫療改革中探索出來的以人民為中心、注重頂層設計、注重改革的系統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經驗，已經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得到體現，並且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戰略。而經過多年的努力，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和年輕人認可和支持公益性醫改方向。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健康+”時代。李玲說，如果我們能夠讓每個人生活得健康幸福，這本身就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中國是目前唯一一個提出“健康中國”戰略的大國，其戰略意義非常深遠。“健康中國”開啟了新的里程，它不僅僅是解決老百姓的看病就醫問題，而是探索人類發展的新模式，將是集東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優勢以及信息優勢之大成的一種制度。
作為一名教師，李玲一直倡導建立中國學派。2003年，她擔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時分管教學，就明確提出中國的大學要培養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所謂一流大學的標誌之一，就是北大培養的人才能夠到世界頂級大學任教，講授中國經濟。自2003年回國到北大任教，她堅持每學期給北大本科生開設課程。結合國際前沿理論和中國改革發展實踐，她自編教材教案，突破現有的教科書侷限，探索如何將中國豐富的改革實踐與經濟學理論結合，用學術語言講好中國故事。
在美國認識到中國的特殊性
江宇 ：2003年您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管教學時，就提出要建設中國的經濟學派，培養自己的經濟學博士，您為什麼剛回國就提出要建立中國學派呢？
李玲 ：其實，我係統思考中國學派並不算早，但是認識到中國發展經驗的特殊性還是比較早的。在美國學習時，中國經濟還比較困難，但我每次回國都發現有新的變化，問題都在不斷解決。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動人口問題，都很快得到解決。但我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所在的巴爾的摩市，總是解決不了市中心那點治安問題。巴爾的摩市和廈門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爾的摩市長訪問廈門，在同廈門市領導會面時，我感到兩邊市長差別很大，時任廈門市領導對本市做了全面介紹，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如數家珍、脫口而出；而美國的政府官員是個職業工作，市長能夠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國訪問也不參觀企業，更不會招商引資，因為不歸他管；中國的官員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從政當成事業，是竭盡全力推動城市發展；美國雖然很發達，但體制機制好像生鏽了，動彈不得；而中國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賽，都在推動國家往好的方向、往進步的方向走。這大概是中國製度最大的優勢。奧巴馬雖然是喊著“change（改變）”的口號進入白宮，但美國的政治體制使得奧巴馬無所作為。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深刻的危機。
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傳統與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在變，而這種變又有其內在連續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時代整個貫通了。建黨第一個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制度躍遷，改革開放也是在不斷變化，順應時代變遷，現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們一直是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我們制度的內核就像裝了AI（人工智能）發動機，不斷自我演化，與時俱進。
江宇 ：這與前蘇聯的體制僵化、缺乏自我調整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李玲：中國共產黨和老百姓的聯繫比前蘇聯密切得多，而無論是前蘇聯，還是今天的美國，雖然硬實力都在那裡，但是沒有韌性，沒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制度優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國的危機感非常強。典型的就是“羅斯福新政”和美國對前蘇聯的冷戰。我們對美國的瞭解是不全面的。美國人過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真正放開吃飽是80年代之後，也就是現代化種養殖技術發展起來之後。
歷史不能假設，我不認為前蘇聯當年就一定沒有應對能力，蘇聯的解體並不是必然的。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但副產品是美國失去了競爭對手，驕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也生鏽了。上世紀80年代我們去美國時，中美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那時候中國連一寸高速公路還沒有，更沒有互聯網、高鐵。到了90年代，美國主流的看法是，中國遲早會像蘇聯一樣崩潰，不足為慮。
但是，在美國還是有一批學者能客觀公正看待中國，例如我的導師，這是我的幸運之處。我們一到美國就謙卑地說，中國被耽誤了好多年，我的導師卻說，你們沒有那麼差呀，看看資料，你們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國在20世紀30-40年代也很腐敗，高速公路上警察攔住就要錢，後來改了不讓當場收錢，問題就解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需要時間，美國很多有識之士對中國的發展還是樂觀的。
醫改爭論的背後是道路之爭
江宇： 您決定回國工作時，當時主流的觀點是不看好中國的，您是怎麼思考的？
李玲：本世紀初，我從馬里蘭州立大學拿到終身教職，那年秋天我去憑弔了美國南北戰爭的葛底斯堡戰場，山巒疊嶂，層林盡染。葛底斯堡之戰奠定了美國南北戰爭的結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說裡的名言。那次憑弔對我的震動很大，我開始思考，我應該回中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回國之後，我感到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用物理學的話說，是從美國這樣一個慣性座標系，換到一個加速運動的新座標系，能夠和祖國共成長。
江宇：您回國之後，就深度參與了醫改的實踐。您對中國道路的許多認識，是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
李玲：中國的醫改始終伴隨著激烈的理論論爭，體現的深層次問題就是，如何認識中國道路、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科學理論。
當時，醫改面臨許多爭論，一種是認為市場化不夠，市場的力量沒有充分發揮；一種是認為市場化過頭了，政府沒有盡到責任。面對醫改的爭論，我們首先做的就是對基層的調研以及對歷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確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們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國醫療體制的歷史。新中國前30年創造了健康奇蹟，沒有哪個國家花那麼少的錢解決了基本醫療問題。這是真正的中國模式，它改變了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依靠新藥、新設備、專業化、治療為主的醫療模式，發展中國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會導致大多數人看不起病。中國走的是另外一條路，農村發展了赤腳醫生，農村也養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產黨聯繫群眾的工作傳統，把基層百姓組織起來，打人民戰爭，群防群控，讓每個人都成為健康的生產者。所以，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到1978年已經是68歲了，這給了世界衛生組織極大的鼓舞。
1978年之後，中國開始轉型，農村集體經濟削弱之後，合作醫療就失去了基礎；醫療衛生的重點逐步從農村轉為城市，由預防為主轉向了以治療為中心，又進一步演化到以盈利為中心。醫改的兩種意見爭論，體現著社會思潮的發展變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後，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議，可否在此具體談談。
李玲 ：當時我提出的觀點包括：公立醫院改革是這次醫改的重點和難點；政府要真正落實辦醫和管醫的職能，公立醫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和協同性，終止多頭管理，聯動整合、協同推進，由一個部門統籌管理；必須遏制公立醫院的“趨利性”，辦公立醫院不是為了讓它到市場上去掙錢、自我生存發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維護老百姓的健康，公立醫院必須回到公益性的原點；解決藥價虛高、以藥養醫，要從產、供、銷、醫院、醫生一整個鏈條，五個手指頭按下去；一定要保障醫務人員的待遇，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農村定點培養初級的醫療衛生人才，要讓他們在農村為老百姓服務的收入高於到城市裡就業的收入；民營醫院應該儘可能做非營利性的醫院。
江宇：在實踐中，一些地方比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醫改，您為什麼高度關注這兩個典型？
李玲：一般與特殊相結合，抓典型引路，是共產黨傳統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體在醫改當中，基層醫改和公立醫院改革分別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這兩個典型帶動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藥養醫”機制為抓手，推動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機制和基本藥物招標採購機制的徹底變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安徽醫改最鮮明的成效是，明確了政府責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體制機制，使得醫療衛生投入轉化為安全、方便、有效、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安徽醫改另一方面的意義是，探索了發揮中國政治制度優勢推進改革的路徑。因而，安徽醫改成為基層醫改的模板。
2012年之後，公立醫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這個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國首個在公立醫院進行綜合改革的地級市，它以徹底取消藥品加成、整頓藥品流通使用秩序為切入點，以大幅提高醫務人員合法收入、建立公立醫院考核評估制度、完善公立醫院治理結構為支撐，以加強領導和配套改革為保障，改革取得顯著成效。這一改革真正觸及了利益鏈條，扭轉了公立醫院的核心體制機制，回答了“怎樣破除舊機制、怎樣建立新機制”的問題。2013年我發現了這個典型，多次去調研，也向有關領導同志做了推薦。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三明醫改做出明確肯定。
江宇 ：從全國來看，2011年基層醫改完成之後，為何公立醫院改革面臨比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的核心，是一切醫改措施最終的落實者。公立醫院改革相對滯後，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就無法明顯緩解。公立醫院改革有很多難點：第一，如何破除藥品和器材流通環節既得利益、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藥費上升。這背後是醫藥流通使用領域長期形成的利益鏈。第二，如何提高和規範醫務人員待遇，有的觀點認為，應該“養事不養人”，醫院就應該靠收費維持運行，但實踐證明這種體制給患者造成了沉重負擔和大量浪費。第三，如何形成分級就醫體系，各級醫院出於自身創收的需要，難以形成穩定的合作轉診關係，基層醫療隊伍不能滿足需求；第四，各部門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門對公立醫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猶豫、觀望、徘徊。有的認為基層醫改已經實現“保基本”了，公立醫院可以緩緩再說。有的認為政府只要“購買服務”就夠了，公立醫院怎麼改無所謂。隨著經濟和財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長”上，擔心搞醫改增加財政負擔，而沒有看到醫改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聯繫。如果不抓緊公立醫院改革，財政負擔才會越來越重。一些地方對改革有畏難情緒。實際上，基層醫改和部分地區公立醫院改革已經有了成熟的辦法，阻力主要在於思想認識和現實利益。只要下定決心，公立醫院改革就能夠儘快突破，破除以藥養醫，明顯降低醫療費用，改善醫療質量，讓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開始您的觀點還是被歸為“少數派”。後來，是如何讓別人接受您的觀點的呢？
李玲：人類社會本來就是在探索中發展的，醫療這個領域確實是市場失靈的，需要政府去幹預，但認識這個問題需要一個過程。
我們要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來看醫療衛生改革。在前現代社會，醫療服務主要靠倫理和道德來保障；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醫療服務變成商品，產生了異化。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抵禦社會主義運動，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舉辦醫療保障和公立醫院。蘇聯成立之後，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國家直接提供醫療服務的新模式。
醫改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人”，這是根本的理念，體現了方向道路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就建立了公共醫療系統和保障系統，普遍改善了社會衛生健康狀態。毛主席說：“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那時我國80%的人口是農民。可見，公益性的醫療體制是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必然產物。
醫藥衛生是一個特殊領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經濟學道理硬套，也不能簡單地走市場化路子，它關係到公平正義。
實際上，西方經濟學自身也演化出解釋醫療衛生公益性的理論。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在衛生經濟學方面的經典論文《不確定性和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是衛生經濟學領域的開山之作，就提出醫生應該以關注病人的福利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樣，以自利為公認的準則。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論基礎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理論進展的把握。醫療衛生領域有很多不同於一般經濟部門的規律，而現代經濟學的很多發展和這一領域相關。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從事與衛生經濟、公共部門等領域相關的教學和研究。回國後，也堅持跟蹤國際學術發展，為政策研究提供理論指導，每週都有和學生們的學術討論週會。實際上，按照真正的衛生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新進展，我並不是“少數派”，甚至是“多數派”。
但理論畢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對實踐的認識，走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到廣闊天地去做調查研究。在美國和我國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讓我有很多體驗和調查不同醫療衛生體系的機會；我經常會去相關部門和醫院調研，比如去醫院掛個號，切身體驗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國內大部分省區，每到一個地方，我還是習慣去大大小小的醫院看看。在調研中，我接觸了很多醫改的決策者和操作者，他們從自己工作的現實出發，對醫改有著入木三分的認識。他們的實踐和探索，給了我最接地氣的啟發。在中國，只要激勵機制正確，基層幹部、院長和醫務人員就能煥發出無窮的創造力。
* 江宇，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閱讀更多 經濟導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