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戰軍,《人民文學》雜誌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
新世紀的危機：消極的文學教育
文 / 施 戰 軍
文學教育的危機已經不是這幾年才有的，只是在新世紀愈加顯得峻急。
早在1997年，《北京文學》第11期曾在“世紀觀察·憂思中國語文教育”欄目下發表了鄒靜之、王麗、薛毅主要針對中小學語文教育進行批評的文章，曾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較大反響。
將近10年過去，我們看到，除了語文課本的篇目有所調整，教學、考試方式不但沒有向文學情味有所傾斜，反而更顯得煩瑣無趣。
在僵死的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下，語文教育對文學本質的消解絲毫沒有改善的苗頭。從中小學開始培育積極的文學讀者和文學寫作者的希望，甚是渺茫無期。
我們抱怨年輕的讀者痴迷青春文學懸幻文學，是因為中小學語文讓教學參考書上粗暴劃定的單面孔無生趣的“魯迅”們以及不知所云索然無味的語文練習題和考試卷，徹底敗壞了孩子們的胃口。
消極的文學教育，坑害了一代又一代本該正常發育的文學讀者。他們沒有足夠的審美涵養，那一點點有關文學的天資也在豆蔻年華被生生割斷。
長大後的閱讀，只是在習慣了以mp3塞耳、網絡交流、音像娛樂、追星這些文化生活之餘的事情，
而且這種閱讀，不是逆反就是跟風，文學生態中最為可疑也最為可憐的祖國文學的失明者兼失常的圖書市場的買方主要由他們構成。
唯有的指望是在範圍已經縮小到不能再小的大學文學教育中予以補救，在最後的機會里力圖去挽留和塑造真正的文學讀者。
但是作為通選課的“大學語文”教學，基本體例上還是中學語文教學的延續，除非遇到難得的懂得文學魅力的教師，通過教學能夠激發一部分非中文專業的大學生的文學興趣。
我們現在不妨就大學中文系有關文學教育的基本現狀，來進行一番考察。
有過專業經歷的人都知道，大學中文系設置課程主要分為語言和文學兩大塊，作為兩大塊之一的文學課程又切分為若干小塊，文學理論、外國文學及中國文學，
這些課目系統地支撐起有關文學的學養基礎，而在中國文學這一小塊中，歷來有重古代輕現代的傳統。
關於高校中文系的學問金字塔，多年的說法是：
搞語言文字的瞧不起搞文學的，搞理論的瞧不起搞文學史的，搞古代文學史的瞧不起搞近代文學的，
搞近代文學的瞧不起搞現代文學的，搞現代文學的瞧不起搞當代文學的，搞當代文學史的瞧不起搞當前文學批評的。
然而與文學生態有最直接關涉並與新一代文學讀者和寫作者形成最為密切關係的課程，可能就是當前文學批評的選修課。
據說，有為數不少的高校中文系並不開設這樣的課程。可以理解，在強調學術數字化指標的當下，最沒學術含量的教學和研究課題不做也罷。
大學教師的基本崗位設在“教研室”，但是，學校對老師們的評價標準主要在科研方面，
對一個老師來說，有沒有科研項目、項目是哪一級別、經費多少，每年發表了多少CSSCI論文等等，就意味著評職稱、做導師、拿津貼和評優；
至於教學，只要滿足了學校要求的基本工作量就可以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投入全憑自己的良心。
筆者所供職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在新世紀乾脆改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
事實上大家還是從事和原來一樣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可是從這樣的名稱上看，所謂文學教育，似乎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職業倫理。
其實，必開的當代文學課程，應該包含有對當前文學評論分析研究的成分。
但是，我們看到，普遍的現象是，本應最活躍，可以在文學現場發揮學理影響力的當代文學教研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也處在可怕的消極狀態。
一種表現為消極坐享。很多人是覺得面對混亂的局面無從下手，而且往往吃力不討好，便只好回到“史”的反芻，並逐漸獲得了堪稱奇妙的優越感。
等待現成的“名作”、“經典”，遠離文學活體，規避文學現場，把文壇交出去，美其名曰做當代文學史研究，使得他們的教學也喪失了對文學現場的勘探和衡估功能，更不要說發生影響了。
消極也就罷了，還要坐享其成。對文學生態問題採取不作為態度，一方面整理總結性地分析已經得到公認的佳作和現象，
使已有的他人觀點條理化，預備寫入由自己“著”的“文學史”，獲得勝券在握的“學術權威”的自我感覺，
同時以“史家”的學術研究的“嚴謹”、“持重”，表裡如一地瞧不起給他做足了“前期案頭工作”的文學批評的“趕潮”、“活躍”。
——只喝批評的奶，卻瞧不起奶媽；從不吃文學的草，卻總是擺出有一身毛管發亮的學問的牛樣子。
還有一種表現可以叫做消極參與。同樣適用於任何時代，不去認真地沙裡淘金爬梳作品，
而是根據媒體小道消息惡罵正在進行的文壇，愛誰誰砍瓜切菜一鍋煮，這真還是一個最省事的“正確”選擇，有人身攻擊可幹，無人身風險可言。
遇到某個機會可能一下子就會成為混亂時代的“英雄人物”，從而以“小恨”之心贏得小名聲，搖身一變成為積極與資訊合謀的機會主義者。
我們看到，無論是當代文學教師還是博士生碩士生，整體上都在把當代文學推向一種“消極實學”，
貌似科學家一樣深沉務實，並以註釋顯學問，論文好像非常賣力地跟古代文學、語言學較勁，比誰的註釋多。
至於他的選題究竟有何學術價值，不必詢問，那些看起來好像不比正文少多少的成百上千條的註釋和參考書目就等於告訴了你：
這就是價值，看不出來說明你沒學問。
對文學傳統的經典性理解和對文學流程中的準經典的指認，並以此構成史識的敏銳，對當代文學從業者來說，是一個基本的樸素的要求，也是對從事這一職業稱職與否最高的衡量標準。
有相當一部分專業人士其實並不愛文學，也根本沒興趣知道文學的意味和魅力何在，責任更是無從談起，沒有感覺，不辨黑白，甚至連“灰”的道德態度也看不出來。
現有的體制和評價體系的僵死，讓我們常常感到心灰意懶、無能為力。面對高校當代文學教研活動中出現的種種消極教育現象，需要我們的從業者持守最基本的職業倫理來儘量加以克服，
以經典性的文學標準參與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體對文學的感覺和感情。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有把文學教育當成職業倫理，並將之具體地用心地實踐於並不寬裕的教育環節。
把值得用於教學的作品拿到教學現場，讓學生對原作發生閱讀興趣，並積累鑑賞經驗，而不僅僅是總結和灌輸現成的觀點，應該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艾略特在給成人夜校講課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說：“我發現只有兩種辦法來引導學生正確地喜歡他們所喜歡的東西：向他們提供一些經過選擇的關於一部作品的比較簡單的事實——作品的情況、背景、起源；
要不然就是向他們突然提出一部作品，使他們來不及對它產生成見。”他反感並非出自個人閱讀而人云亦云的輕巧淺表的複述，二手的文學批評資訊也不能輕易相信。
對於文學接受者來說，只有來自作品以及與作品相關的第一手資料，才有可能引發最鮮活也最珍貴的文學感應。從方式方法上看，艾略特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鑑。
文學教育的指歸，應該是以史識穿透文學現象，並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漸也養成從懷疑到確定的法眼，並最終具備在新的生態環境下得到發揮的史識。
可是，在今日的情境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確是要在事先就儲備下太多太多的勇氣的，因為這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難的事情。
進入新世紀的大學，產業化風氣和機關化氛圍的愈來愈濃重、領導者們對新聞資訊化宣傳的病態熱愛、極端數字化表格化的教學和科研評估體系等等不合理因素，嚴重影響甚至窒息了教研人員本該始終擁有的獨立探索精神和慧識。
按理說，體現文學的學院標準和權威的大學中文系，該是相對純淨的文學領地，養護的應該是國族文學甚至是整個社會優雅的心臟，它所輸送的純潔血液，應當足能養成與混亂的文學生態和病態的文學肌體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我們的心力面臨衰竭，起碼現在，我們還感覺不出這樣的心跳所顯現的足夠的權威性力量。
新世紀剛剛開始，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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