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人文天祥曾慷慨有言“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他所指的氣是宋代理學講的天理之氣，恰恰在這個“氣”的長養之下，宋以後的文人士大夫才真正擁有了“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堅定節操。與此相反，另外一些依靠中央朝廷俸祿的文人官僚群體，內心精神走的卻是另外一個方向。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談談中國古代的文人與倡優。
漢代王充《論衡》將儒生與文吏進行嚴格區分，認為儒生承擔的是道德教化、批評亂象的君子角色，文吏則只是習慣於公文寫作，依章辦事，且不具備道德品質的一類文人。然而在儒表法裡的現實政治環境下，儒生的地位遭到指責，文吏越來越瞧不起只會高談闊論的腐儒酸儒，這一點，恰恰給與道德傳統以深重的破壞。即便儒家在漢武帝時定為一尊，地位極為尊崇，卻通過辦事治獄嚴苛的酷吏將儒家內在的救世精神逐步瓦解殆盡。歷史的相似一幕則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這一部宋代理學的精華之作，終於在明清兩代通過科舉把它的精神消磨得一點稜角也不存在。
一、皇權下的爭寵文化
漢代的兩件事頗具意味。《漢書•儒林傳》記載黃生與轅固生在漢景帝面前爭論湯武革命：黃生認為，殷商的開國君主湯與周朝的武王姬發不具有革命的合法性，雖然桀紂無道，然而君就是君，只能正言以諫，否則就是謀權篡位；轅固生則認為，夏桀和紂王虐亂，天下人心歸向湯武，湯武是受天下人心之命討伐桀紂，具有政權成立的合法性。如果景帝認同黃生的說法，劉邦取代秦政就是謀朝篡位，如果同意轅固生的說法，那麼漢朝廷就有被他人取代的正當性理由，於是景帝責令他們不準談論這個問題。另一件事發生在漢宣帝和他的太子的對話上：《漢書•元帝紀》記載太子劉奭看到漢宣帝重用酷吏，用嚴厲的刑罰處置大臣，就希望宣帝重用儒生，實行仁政，不要那麼嚴酷地對待朝臣。漢宣帝很不以為然，生氣地說漢家的制度就是霸道與王道一起用，俗儒只會是古非今，不知時務，太子是“亂我家法”，過於軟弱。上述兩件事，給有理想興太平的文人可以說是打擊深刻，儒家經典中的學問精神並不能深入到統治者的內心，只有曲意逢迎的人常常博得皇帝的喜愛。這樣，文人漸漸轉向倡優，向倡優看齊，學習如何討好權力，與眾人爭寵，中國爭寵的風氣，倒不侷限於皇帝的後宮了。這也就是近年來後宮劇熱播的深層文化心理，也是千年來反覆出現且值得深思的文化性格。
《漢書》記載“（枚）皋不通經術，詼諧類俳優……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自悔類倡也。”枚皋的父親是以漢大賦《七發》聲名遠播的大文學家枚乘。枚皋自知不通儒術，而他作賦和司馬相如作賦的根本出發點也不同：司馬相如在取悅君主的同時能夠以儒家道德進行諷諫，枚皋只為娛樂君主，故而自比倡優。他深知自己無法為人所敬重，內心向往著父親當年氣勢恢宏的榮耀，流下酸辣的淚水。西方有人評價：“這些人，他們沒有思想和感情，他們在靈魂深處含著眼淚的時候還得大笑。”馮沅君在《漢賦與古優》中總結東方朔類同倡優的四點特徵：當時人視他為狂人；他自比於侏儒；他與倡優鬥智鬥寵；他以“倡辯”得幸。文學侍從的使命本就不在於體國經野的大事，日常的瑣碎與討好成了一生中佔據絕大部分時間的內容。整個宮廷都在圍繞一個皇帝絞盡腦汁阿諛奉承以求顯達。東方朔說文人“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的現實狀態，一朝得寵便可權傾朝廷，一旦失勢便同過街老鼠。
二、倡優的歡歌與淚水
中國古代的倡優男扮女裝，以歌舞調戲為能事，更多地是以類似於雜技的技能供王公貴族娛樂。在早期，這類人常由身材矮小的侏儒甚至瘋人為主，在西方同樣也是。他們更像是一種玩具，憑藉技能與口才供權貴把玩，而本身謹小慎微，受盡凌侮。西方記載優人的處境：“一個大人家的優人是同訓練有知識的驢一樣，對他要留神……他研究音調，跳舞，應對如流，歌唱樂曲宛如籠中鸚鵡或小鳥，他忍受鞭打的懲罰，在廚房內對著僕人懺悔。”此外，為了突出他們身上的笑點，常常需要穿上綠色和黃色的服裝，戴上裝飾有鈴鐺的長耳尖帽。在中國唐代時有一則《三教論衡》的笑話可以窺見倡優的機敏。高彥休《唐闕史》（下卷）記載唐代優伶李可及穿上儒生的寬袍大帶登座評論儒、釋、道三教。他說釋迦如來是個女人。因為《金剛經》說“敷坐而坐”，敷音同夫，如果如來不是女人，何須丈夫坐下後自己再坐下呢？他說太上老君也是女人。因為《道德經》講“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身字早期的意思就是懷孕的意思，如果不是女人，又何必害怕有身孕呢？李可及說孔子也是女人，因為《論語》講“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如果不是女人，為什麼要等待出嫁呢？結果皇上很高興，給他授官賜祿。這件事是否能反映當時文人雖一面鄙薄倡優而另一面又爭相效仿倡優行事呢？當年李白在翰林院大概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他不能忍受，故而離開。
三、文人的反抗自覺精神
宋明理學積極應對這種權力下文人性格無法獨立的問題，即保持自身人格，規範限制皇權，努力建構對自身有利的上下尊卑關係。明代呂坤在《呻吟語》中指出代表真理的儒家聖人和代表權勢的帝王天子的相互關係，認為真理常常受制於帝王的權力，以皇帝的意志為行動指南，但另一方面，皇帝需要依靠臣子在朝廷發表各自的意見並且有必要整合借鑑。他認為天理高於王權，擁有政治權勢的人也要在“道”的面前低頭。中國古代的文人以道統自居，盡力用聖人之言規範限制權力，以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文人畢竟不能墮落成倡優之類，當然，倡優本身只是由於自身的職能所限，不必以文人的道德加以評論，然而文人類同倡優，則是道德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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