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攝影師和考古學家在18世紀末到達帕爾米拉的時候，這座已經衰落了一千兩百年的城市所留下的遺蹟，仍能激發起人的敬畏之心。由於位居交通要道，帕爾米拉彙集了來自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創意，這使它成為古典時期最偉大的大都市之一。帕爾米拉的建築和雕塑常常被稱為羅馬-巴洛克風格，這種獨特風格本身就揭示了東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影響。
△位於敘利亞的帕爾米拉古城全景鳥瞰，她曾是古典時期最偉大的城市之一。
輝煌與沒落：千年古城帕爾米拉
撰文、供圖/蓋蒂博物館
翻譯/丁潔雯
古代帕爾米拉：一座輝煌的古典大都市
帕爾米拉古城遺蹟位於敘利亞北部，綿延三公里，考察它的浩瀚遺蹟，證明它崛起於公元1世紀到3世紀之間，在2世紀中期，城市的擴張最為快速，城中最宏偉的一些建築便建於此時。
貿易
帕爾米拉的崛起和特殊藝術風格是她作為商旅城市經濟繁榮的結果，也與她位於羅馬帝國的東部邊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不無關係。儘管根據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的說法，帕爾米拉直到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統治羅馬帝國時期才被置於羅馬的影響之下，但是她早已巧妙斡旋於羅馬帝國和帕提亞帝國之間。令人驚訝的是，只有一位古典作家阿庇安（Appian）記錄了帕爾米拉在商旅貿易中的重要角色。在寫於公元2世紀中期的著作當中，阿庇安記錄了公元前41年馬克·安東尼發起的針對帕爾米拉的襲擊所導致的局勢緊張：“作為貿易者，他們（譯者注：帕爾米拉人）從波斯邊境帶來貨物，再販賣到羅馬。”
△公元2世紀時的古代貿易路線，可見帕爾米拉位於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之上。繪圖/張曉邦
貿易對帕爾米拉城市發展的重要性被記錄在一塊公元137年立於市集的石碑上（直立的石碑），碑上刻寫了關稅的信息，現存於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石碑還記載了不同的商貿服務，其中的繳稅清單標明瞭帶進和帶出城市的貨物所需繳納的稅金。關稅清單用當地的帕爾米拉語（亞蘭語的一種）和希臘語兩種語言刻寫，區分了用駱駝、驢子和驢車來運輸貨物的不同稅款。有的學者認為這些記錄更有可能是用於當地的、而非長距離的貿易，但是當中所涉及的沒藥、黃銅雕像和奴隸卻又表明這些貨物只可能來源於更遠的地方。
△通往帕爾米拉的商隊，1799年由不知名藝術家繪製。
關於帕爾米拉在長距離貿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最充分證據來自於公元19年至公元270年之間的40多份文本，這些文本是為稱頌商旅貿易中的領袖和支持者而作。這些文本記錄了帕爾米拉在公元2世紀中期，因為與東邊幼發拉底河附近的杜拉歐羅普斯城（Dura-Europos）的常規貿易而達到了她繁榮的頂點。從杜拉歐羅普斯啟程，貨物順流而下到達波斯灣，最遠可到達阿拉伯半島或印度的西北部。文本還揭示了帕爾米拉貿易者在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亞（Seleucia）、幼發拉底河中部的沃洛蓋蘇斯（Vologaesias）、波斯灣上部的梅塞內（Mesene）建立了貿易站點，換言之，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帕爾米拉的貿易範圍已經超越羅馬的邊境。雖然很難確知在西印度海岸之外這些貨物都從多遠而來或是否達到了東亞，但是在帕爾米拉的墓葬中發現的2000塊絲綢碎片表明，這種長距離貿易至少與東亞有關，而裝飾城市的數百件黃銅雕像和遺蹟也表明帕爾米拉與羅馬西部有所牽連。
（請橫屏觀看）
△帕爾米拉的廊柱大街，這裡也是古代商人們進行貿易的地方。出自《埃及的墓葬和敘利亞聖地（倫敦，1862年）》一書插圖。
文字
在整個羅馬帝國，帕爾米拉以其語言而獨樹一幟。在散落的遺蹟當中，就發現了3000多句以帕爾米拉語寫成的獻辭、紀念話語和墓葬文本。這些文本提供了帕爾米拉在古典時代的文化、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基本註解。當中的幾百句文本是以帕爾米拉語和希臘語的雙語形式寫成，既有用於公共場合的，也有用於喪葬的；還有很少一部分以三種語言形式寫成，加入了拉丁語，留下了羅馬帝國對這座城市影響的印記。
△來自帕爾米拉墓葬的祭司臥身像，公元2世紀。古代帕爾米拉的宗教生活覆蓋了多種信仰系統。
帕爾米拉語屬於亞蘭語的一種，與希伯來語和納巴泰語同種，在公元前1世紀到城市衰落的3世紀晚期期間較為常用。帕爾米拉語在3世紀晚期消失的原因與羅馬皇帝奧勒良在公元273年征服這座城市有關，羅馬軍隊在此駐防，本地語言也遭到了帝國的壓制。在公元2世紀中期至公元3世紀早期之間，帕爾米拉的文本在它所經過的貿易地區都有發現，其範圍包括了從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幼發拉底河直至羅馬-不列顛帝國的泰恩河邊的南希爾茲，可見無論是帕爾米拉城還是她的人民的獨立地位在這些地區都獲得了較高的認知。
在17世紀晚期，當最早探訪帕爾米拉的現代人到來時，關於這座遺蹟的知識不只是通過書面報告而傳播，同時還通過對於大量散落在遺蹟中的文本的翻譯而傳播。由於帕爾米拉語和亞蘭語文本十分近似，帕爾米拉語早在1754年就已經被歐洲學者藉助於雙語文本中所伴隨的希臘語進行釋讀。19世紀中期，法蘭西文學院對帕爾米拉語文本的謄寫和釋讀，使大量的帕爾米拉語文本匯聚成出版物在法國出版，它就是1926年出版的第一輯的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
△刻有文字的帕爾米拉墓葬半身雕像，公元2世紀。帕爾米拉語屬於亞蘭語的一種，公元前1世紀到3世紀晚期在帕爾米拉流行。
宗教
古代帕爾米拉的宗教生活覆蓋了多種信仰系統，既有以群體為基礎的公共信仰，也包括個人崇拜。在公元后的頭三百年，帕爾米拉人的信仰通過建立廟宇、供奉祭司和在藝術中描繪本地之神等方式來表達。城市祭祀的儀式功能需要從考古數據中仔細鑑別出來，因為關於宗教文本、祭祀形式以及神蹟的故事在遺址中所發現的幾千份文本中並沒有直接的記載。比如，長長的石柱廊街通向的是貝爾（Bel）神廟的大祭壇和儀式坑，它們都可以用作動物祭祀，顯然，壯觀的祭祀場景是帕爾米拉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貝爾神廟的復原圖，復原了神廟和神廟所在的庭院，無名畫家所繪，1799年。
巴爾夏明（Baalshamin）大神廟和貝爾大神廟得以倖存到現在，大部分原因是後來被用作教堂和清真寺。20世紀在整個帕爾米拉城的考古發掘，發現了為“本地”和“外國”神建立的庇護所，這些神包括太陽神亞希波爾(Yarhibol) 、月亮神阿格利波爾(Aglibol)、Allat、太陽神沙瑪什（Shamash）和納布（Nabu）。學者們通過歷史和語言學的證據推測，這些崇拜更多與巴比倫、腓尼基、迦南和希臘的宗教有關，而非與羅馬宗教有關，表明帕爾米拉的東方傾向以及帕爾米拉城市居民的大都市化和多元文化趣味。儘管在遺址中並沒有發現猶太教堂，但有來自古希臘的資料表明曾有大量的猶太人居住於此，併為帕爾米拉多元族裔和多元宗教的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
△貝爾神廟，曾是帕爾米拉遺留下來的規模最大最重要的神廟。
葬儀雕像
帕爾米拉的廣大墓地擁有多層的塔式墳墓和豪華的房屋式墳墓，每一座大約埋葬有400多人，證明作為有強大阿拉伯人基因的亞蘭後裔的帕爾米拉人在死後生活中非常注重家庭意義。由於墓地上裝飾有大量的死者雕像，現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的3000多件半身胸像大都來源於此。這些雕像通常遵循的是希臘羅馬的寫實主義傳統，同時又植入了來自帕提亞本土的裝飾要素，比如非常風格化和深邃濃重的眉弓，這些都來源於亞述傳統。這些古代雕像自信昂揚地目視著我們，彷彿要我們一同見證他們身後輝煌的歷史——帕爾米拉城裡曾有這樣一個包含著商人和貿易者的核心精英群體，他們自豪於自己的本土身份，同時能夠自如地運用他者的文化要素，來展示自身的財富和大都市居民海納百川的氣魄。這些從它們的誕生地抽離出來的半身雕像，見證著一個生氣勃勃的多元文化社會的繁榮和富足，見證著時間和政治的蹂躪，也見證著藝術的永恆共鳴。
△來自帕爾米拉的墓葬雕像，公元3世紀。
羅馬帝國晚期及之後的帕爾米拉
在帕爾米拉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她都作為羅馬帝國的受保護國而保持獨立的地位。公元212年，在羅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治下，帕爾米拉變成了羅馬的殖民地，直到公元260年。就在這一年，帕爾米拉的領袖Odainat打敗進攻的波斯軍隊，因功被羅馬授予羅馬軍隊指揮官（Dux Romanorum）的稱號，而帕爾米拉及其周邊地區一起成為獨立城邦國。Odainat死後，他的妻子——傳奇皇后季諾比婭（Queen Zenobia）擴張領土，控制了羅馬的其他省份，特別是埃及。儘管季諾比婭起初的軍事行動獲得了成功，但是在公元272年，羅馬皇帝奧勒良（Aurelian）——一位強壯的指揮官，入侵了帕爾米拉並且再度佔領了她。這次佔領和後來273年的又一次佔領導致了第二次的戰亂，這使帕爾米拉的城市建築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壞，帕爾米拉失去了作為貿易中心城市的地位，人口也隨之減少。在羅馬帝國晚期，帕爾米拉已經淪落為羅馬邊境上一個不起眼的小鎮子。
△來自帕爾米拉的墓葬半身雕像，所雕刻的是一個男人和他的兒子，公元192年～210年。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帕爾米拉失去了她的希臘-羅馬身份，被稱為Tadmor——一個擁有阿拉伯源頭的新名字，表明她現在是一塊可以生長椰棗的沙漠綠洲。從拜占庭時期、伊斯蘭早期、奧斯曼土耳其人時期，直到現代，帕爾米拉仍然有居民居住，儘管居民的人數已經大規模銳減。一千年來，這座城市持續地被入侵的軍隊佔領或成為強大國家政權的附屬國，她的公共設施和宗教建築已經部分地改頭換面、另作他圖，成為之後建築和堡壘的建築材料。
△帕爾米拉的美女雕像，公元190年～210年。這些雕像人物衣飾華麗、氣度非凡，描繪了當時處於社會精英地位的商人群體，彰顯帕爾米拉人的富裕和自信。
在拜占庭帝國時期，帕爾米拉成為偉大帝國的前哨，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公元527年加固了帕爾米拉的城牆。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以麥地那為基地的四大哈里發、倭馬亞和阿拔斯的哈里發都將這座城市作為貿易點和要塞，加強戴克裡先軍營(Camp of Diocletian)的建設，並在貝爾神廟中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來自阿勒頗（Aleppo，現敘利亞西北部城市）的哈姆丹（Hamdanid）王朝的統治者在10世紀建立了防禦工事來反抗拜占庭的襲擊。11世紀，敘利亞被塞爾柱土耳其人佔領，他們企圖爭奪被十字軍佔領的地區。這座城市最傑出的古代建築都在11世紀的大地震中被毀，周圍沙漠吹來的風沙更使它們的存在岌岌可危。12世紀，土耳其領袖以Homs和大馬士革為基地，走馬燈似的更換，他們加強了對貝爾寺廟庭院的建設。薩拉丁皇帝的阿布尤繼任者在13世紀建築了山頂城堡，之後，埃及和敘利亞的馬木留克控制帕爾米拉直到她在1400年被中亞的帖木兒洗劫和摧毀。1516年，當帕爾米拉處於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時，帕爾米拉只剩下一個留在貝爾寺廟中的小村莊。到了現代的早期，這座曾經在古代顯赫一時的城市在西方已經無人知曉。
帕爾米拉的再發現：與歐洲古典主義風尚
現代早期探索帕爾米拉古城的旅行始於1691年，由居住在阿勒頗的英國商人發起，他們聽說了關於這片巨大廢墟的故事後，決定穿越沙漠開啟危險的旅程。這群為英國利特凡公司工作的人員中，有幾位是牛津大學的東方學學者和考古學家，他們負責尋找這座神秘的古城。他們這次探險的詳細報告後來提交給英國皇家學會並出版，當中附上了180度的全景畫，全書從左向右讀的時候，感覺就像是經歷了一次真實的穿越帕爾米拉廢墟的旅程。該全景畫在Abednego Seller於1696年出版的《帕爾米拉的古物》（Antiquities of Palmyra）一書中重新印製。
△帕爾米拉的墓葬山谷，繪製於1799年。
這些將帕爾米拉描繪成一個由巨大墳墓所圈圍出的卓越古代都市的信息引起了其他西方學者和旅行家的注意。他們親自前來查訪遺蹟，寫出報告，展示帕爾米拉將希臘-羅馬技術與本地和波斯傳統相融合的獨特風格。但是直到1753年，由著名古典學家羅伯特·伍德（Robert Wood，1717～1771）撰寫的、以英法兩種語言出版並負載大量圖解和文本信息的對開本《沙漠廢墟——帕爾米拉》（The Ruins of Palmyra, Otherwise Tedmor, in the Desart，1973）一書問世，帕爾米拉才開始引發公眾的關注。帕爾米拉遺蹟中的貴族趣味和豪華裝飾對於古典主義的好尚產生了複雜的影響，在英國尤甚。
1751年春，羅伯特·伍德和詹姆斯·道金斯（James Dawkins，1713～1757）以及意大利製圖師Giovanni Battista Borra (1713～1770)經過貝魯特和大馬士革到達帕爾米拉。為了“將帕爾米拉的輝煌從遺忘中搶救出來”，伍德和道金斯複製文本並丈量廢墟，Borra則繪製了大量帶有細節的素描。這三人組在返回的途中經過現在位於黎巴嫩的偉大古代遺址巴勒貝克（Baalbek）時做了同樣的事情。
△位於帕爾米拉墓葬山谷中的墓葬塔，由法國人重構並繪製於18世紀末。
當他們返回英國之後，伍德立刻開始著手出版工作。Borra的繪畫被製成版畫，伍德則寫下說明文字。《沙漠廢墟——帕爾米拉》一書的出版，激發和促進了新藝術風格的產生。在當時，藝術家著迷於建築裝飾。由於大旅行的流行，意大利知名的古蹟圖像已經風靡了好幾十年，但隨著伍德作品的出版，英國和西歐建築的內外裝飾、裝飾藝術、繪畫都開始模仿帕爾米拉的藝術和建築風格。
通過將帕爾米拉引入西方古物愛好者的視野，伍德的出版物引發更多旅行者的實地到訪。30年後，建築師路易斯-弗拉西斯卡·卡瑟斯松（Louis-François Cassas）被法國大使派往奧斯曼土耳其宮廷，他記錄沿途古物，於1785年至1787年經過黎凡特時來到了帕爾米拉。和伍德的出版物一樣，卡瑟斯松的作品是為了能夠購買得起這套書的精英人士所制，書籍以訂閱的形式發行，豪華的三卷本形式容納了上百張大尺幅的繪圖。但是由於不久後發生了法國大革命，這個項目的價值並沒有被充分認可，繪畫出版後發佈的照片也只發行了相當小的數量。
帕爾米拉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係也可見於東方學家和哲學家Constantin-François de Chasseboeuf, comte de Volney (1757～1820)的著作中，他是卡瑟斯松的同代人，於1780年代曾經到敘利亞旅行。在Volney的政治專論《廢墟或帝國革命的沉思》（1791年）中，帕爾米拉被視為偉大文明衰落的代表，這在革命時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主題，幫助塑造了新政府的形象。
△帕爾米拉的建築的豪華裝飾和貴族趣味深深影響了18世紀末的歐洲建築裝飾，這股崇古風尚在英國尤甚。
帕爾米拉的浪漫主義想象
古典知識的增長幫助了18世紀的貴族觀眾轉化成19世紀更為文明的公眾，這一變化得益於西方在中東地區的殖民擴張，而這也促發了新形態的旅行敘事。此類敘事的一個典型例子是通俗文學《埃及墳墓和敘利亞神廟》一書。這本書由Emily Anne Smythe Viscountess Strangford寫於1862年，作者描繪了自己在帕爾米拉所做的一次探險，為那些不能親自到訪的讀者提供了一次栩栩如生的想象旅程。事實上，這本書在完成後經過了一位大使兼學者的審查，此人後來成為了她的丈夫。Strangford女士的詩意描繪，喚起一大群讀者對於沙漠的絢麗色彩、陽光普照下廢墟的壯觀景象以及“貝都因”人傳奇生活的嚮往。的確，她希望鼓勵女性們踏上旅程，也對路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險做了提示。儘管書中不乏19世紀基督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和古典主義的偏見，Strangford還是為帕爾米拉的魅力所傾倒，她寫道：
“我曾經被問道，‘帕爾米拉是否不只是一個頹敗的老古董？’的確，她的風格既不純粹也不嚴肅：雖然羅馬帝國輝煌之手寫下的痕跡已經是昨日黃花，但她與所有真實存在的粗鄙廢墟都不一樣，她如此不同流俗，以至於有些夢幻。她的設計顯示著浮華和幻想，卻從不讓人覺得笨拙；她自由、獨立而古怪，卻不失優雅；宏偉至極，卻並非高不可攀，她是如此千嬌百媚，不同流俗。”
△季諾比婭的真正形象出現在她短暫統治時期所發行的貨幣之上，公元3世紀。
與Strangford的關於帕爾米拉的書有廣泛的受眾相比，攝影師路易斯·溫斯（Louis Vignes）的作品卻只有很少的人看到，因為這些照片從未大規模傳播。不過，也正是溫斯的旅行開啟了帕爾米拉的現代記錄，同時開啟了視覺報道的新時代。
在18世紀，古典主義和早期阿拉伯文本都有提及帕爾米拉，特別是有關傳奇皇后季諾比婭的傳說，激發了無數藝術家、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去重構或重新解釋帕爾米拉的歷史。季諾比婭以其智慧和美貌，以及通過強而有力的政治手腕組建軍隊在公元269年對抗羅馬帝國軍隊的事蹟，成為帕爾米拉在那個時代的具體象徵。在古典時期，關於季諾比婭的事蹟和傳說之間的界限就很模糊，一些資料甚至稱她繼承了迦太基的狄多和埃及豔后克莉奧帕特拉七世的血統。關於季諾比婭從繼位掌權、征服帝國城市到最大化帕爾米拉的版圖之種種不同敘說，為道德化和美化季諾比婭生平的各種創作提供了大量想象空間。
△帕爾米拉女皇季諾比婭英勇無畏的傳說，激發了歐洲作家和藝術家無數的浪漫想象。
從中世紀到當代，皇后季諾比婭的故事出現在不同語言的作者筆下，他們中有薄伽丘（《著名女性的故事》）、喬叟（《僧侶傳奇》）、佩德羅·卡爾德隆（《偉大的季諾比婭》）、法國新古典主義悲劇（《克里比隆的季諾比婭》）、亨德爾（《拉達米斯托》）和羅西尼（《奧列利亞諾在帕爾米拉》）的歌劇、浪漫主義小說家威廉·維爾（《季諾比婭或帕爾米拉的沒落》）和霍桑（《布雷迪代爾的浪漫傳奇》）。在視覺藝術中，季諾比婭則是作為強而有力的女英雄、理想之美和被罷免的女王形象出現。通常來講，她總是被描繪為囚徒的角色，據說季諾比婭是在“黃金鍊條”的綁縛下被帶回了羅馬。
季諾比婭傳說的流行導致古代帕爾米拉人的形象甚至對帕爾米拉城的理解都不那麼準確地與一個好戰的女性聯繫起來。從古典時期流傳下來的唯一確信的季諾比婭形象出現在她短暫統治時期所鑄造的錢幣之上。現代國家敘利亞的流通貨幣上覆制了該形象。為了反對ISIS的不義之舉，2015年，一座季諾比婭的雕像在大馬士革樹立起來。
現代考古再現帕爾米拉
像出自卡瑟斯松和溫斯的這些早期描繪帕爾米拉的圖像之所以興起，與業餘旅行家所撰寫的旅行遊記的增多息息相關，特別是19世紀晚期那些穿越沙漠而達到古代商旅城市的探險家和學者。隨著關於帕爾米拉的旅行攝影圖像越來越多，一些帕爾米拉的藝術品，特別是著名的葬禮半身像也開始為人們所矚目。今天，人們可以在中東以外的地區看到上千件的帕爾米拉雕像，它們可能分散在美國、西歐、俄羅斯、土耳其的博物館，大多是在奧斯曼帝國晚期（1876～1922）和之後的法國被佔領時期（1923～1946）收藏起來的。關於這個時期的收藏行為依然爭議不斷，一方面這種行為的確是消極的殖民和國家掠奪行為，但客觀上又促進了這些古老知識的保護和傳播。
△帕爾米拉雖然歷經兩千年的風霜磨礪，仍然遺留下了最寶貴的建築遺產。但在2015年時，帕爾米拉中規模最大的貝爾神廟遭到了伊斯蘭國的摧毀，圖為一名攝影師拿著2014年3月14日拍攝的貝爾神廟遺址照片在被“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破壞後的遺址前。
考古發現極大地改變了帕爾米拉的地理面貌。那些最著名的建築，包括劇院、浴室和宴會大廳，都是從廊柱街的地底下發掘出來的。貝爾寺廟和巴爾夏明寺廟遺址的附屬部分，以及那些沒能存留下來的寺廟的地基，都被髮掘出來，並認為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發掘出的市場、大居住區、公共中心等地方更多地展現了帕爾米拉人的日常生活。同樣，在發掘了墓葬的上層和下層區域後，發現了大量的墓葬藝術品。不僅是考古發掘改變了帕爾米拉的地貌，20世紀大規模的保護計劃也重建了廊柱和一些建築，使帕爾米拉從一片廢墟變成了今日的考古公園。比較卡瑟斯松的畫中散落在他腳邊的大量建築材料，還有溫斯鏡頭下輪廓模糊的遺址，都可以證明，今日帕爾米拉得以豐富呈現，當中付諸了幾代考古學家們艱辛的勞動和努力。
△被“伊斯蘭國”毀壞的帕爾米拉半身雕像，於2017年在羅馬接受修復。
帕爾米拉的現代宿命
1753年，羅伯特·伍德曾說過，一座城市通常的命運總是這樣的：“人們傳誦她的故事的時間總比她自己所留下的遺蹟要更為長久。我們今天只能從書本上想見特洛伊、巴比倫和孟菲斯，因為它們連一塊標記自己位置的石頭都未能留下。但是我們今天卻擁有兩個例外，一個是帕爾米拉，一個是巴勒貝克，它們留下的城市遺蹟超乎人們對她們的描述。我們對她們的好奇總是可以通過所見而不是所讀而得到滿足，帕爾米拉和巴勒貝克就是她們自身故事的尺度。”
△古代帕爾米拉的龐大規模和高超技巧賦予了這座遺蹟經受不同創傷撞擊的能力，更證明了建設這座綠洲大都市文化的偉大。
伍德的觀察是如此敏銳，古代帕爾米拉建築的龐大規模和高超技巧賦予了這座遺蹟經受不同創傷撞擊的能力，更證明了建造這座綠洲大都市的文化的偉大。然而，2015年和2017年，ISIS兩次對帕爾米拉保存最好的建築予以破壞都表明，他們試圖抹去帕爾米拉輝煌的歷史、剝奪現在和未來的人們對過去的文明遺蹟進行瞻仰的機會。但文物破壞活動還只是ISIS佔領這座遺址期間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行的一部分。很多當代的帕爾米拉人，包括Khaled al-Assad這位已經退休的、為保護帕爾米拉奉獻半個世紀的考古學者，被殘酷地殺害了。ISIS還製作公共錄像帶展示他們搗毀和破壞博物館裡的雕像的行為，並在黑市秘密搶劫和販賣其他文物以支持自己的恐怖活動。
發生在敘利亞的災難，讓這些早期的印刷品和照片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它們作為文化檔案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重視，它們鼓勵我們更深地去理解這些遺蹟所關聯的人類過去所取得的成就。通過這些獨特的珍貴的記憶去理解帕爾米拉，讓它們的宏偉和永恆打動我們的心，與我們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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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載於《文明》雜誌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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