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1895—1974)，山西省臨猗縣人，1918年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閻錫山部。1927年傅作義隨晉軍參加北伐，率部奇襲奉軍腹地涿州，一舉而下。而且在一無給養、二無援軍的情況下，
固守涿州三個月，因此一舉成名。
涿州位置十分關鍵
1931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35軍軍長、綏遠省主席，並率部進綏，主政綏遠15年，對綏遠的治理做出了突出貢獻。
曲折的愛國者
傅作義是中外聞名的抗日愛國名將，抗戰中，他率領廣大官兵，指揮並參加了長城抗戰、綏遠抗戰、平型關戰役、忻口會戰、太原守城等戰役。尤其1939年末至1940年夏，在河套地區發動了包頭、綏西、五原三戰役，戰果輝煌，揚國威而喪敵膽，使敵人直到投降未敢進犯綏西。
令人惋惜的是，傅作義也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指揮了華北地區的內戰。然而他本著對國家民族的無限忠誠，能順乎時代潮流，基於為國家為民族為歷史負責的大義，於1949年1月舉行了北平和平起義，使這座文化古都完好地迴歸人民，為加速全國的解放起了積極作用。隨後，他又親去綏遠，幫助董其武將軍排除種種艱難險阻，實現了“九•一九”和平起義。
1949年10月19日，傅作義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傅作義對新的工作表現出一片赤誠，不辭辛苦，經常深入基層指導工作，對新中國的水利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74年病逝，終年七十九歲。
傅作義對國家民族所作的貢獻，一直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評價。
綏遠省
綏遠省
綏遠省大致相當於內蒙古自治區的中西部，從今天的行政區劃來看，主要包括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彥淖爾盟、包頭市和呼和浩特市。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於1914年1月成立了綏遠特別行政區，1928年，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後，隨即便把蔣作賓提出的綏遠、熱河、察哈爾三特別區改為行省的建議列入議事日程，於1928年8月29日作出熱察綏三特別行政區一律改為行省的決定。徐永昌為政府主席。徐永昌於1929年8月24日離任。接任者為李培基，到1931年8月18日由傅作義接替，幵始了他長達15年的綏遠省主席的生涯。
解放後，1952年6月，內蒙古人民政府由張家口遷到歸綏。按照中央決定，綏遠省人民政府受華北行政委員會和內蒙古自治區的雙重領導。1953年11月綏遠省人民政府和內蒙古人民政府正式合署辦公。1954年1月，綏遠省一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歸綏舉行，會議通過了撤銷綏遠省建制的決議。1
月28日，政務院第204次政務會議一致同意批准綏遠省一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決定將綏遠省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撤銷綏遠省建制。傅作義與綏遠
1930年，把持南京國民黨政府大權的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為首的反蔣聯盟爆發了中原大戰。結果以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失敗而告終。蔣介石把黃河以北的軍政大權交給張學良，並讓張學良收編晉軍。因為在琢洲之戰時，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儘管當時是敵對的雙方，但通過戰爭彼此瞭解，張學良和傅作義成為摯友。因而在張學良將晉軍由14個軍改編為4個軍時，於1931年1月16日，提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傅作義為35軍軍長。
同年8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0次國務會議，任命傅作義代理綏遠省主席。在這樣的背景下，傅作義率部進綏，坐鎮塞外，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主政綏遠。
一是徹底肅清匪患
當時綏遠比較有名的土匪首領有王英、蘇雨生、蘇美龍、趙有祿等。這些土匪反對傅作義主政綏遠，曾經勾結當地的一些土豪劣紳，提出“以綏遠人治理綏遠”的口號。
面對這種情況，傅作義對當時剿匪任務進行部署，對影響大危害深的土匪予以嚴剿，而對一些小股土匪，如能改惡從善，則予以收編或遣散，瓦解土匪陣營。
1932年春，重點清剿王英等大股土匪。4月，以重兵向盤踞在河套的王英發動進攻，王英在土匪楊耀峰掩護東竄時在安北卓資山遭到孫蘭峰團和董其武團的伏擊，他帶的3000多人，多半潰散。
王英逃出後套後，蘇雨生接受了趙承綬的收編。官兵、馬匹由包頭裝上火車，在開往大同途中，陷入傅部伏兵包圍圈，全部被繳械投降，僅蘇雨生少數人逃出。當時盤踞在固陽的陳得勝匪部，經孫蘭峰從大青山後驅趕到集寧附近，被董其武部消滅，陳被擊斃。
經過長期治理，基本上肅清了危害多年的匪患。
二是加強鄉村建設
傅作義到綏後，從一個單純的帶兵將領到一個軍政大權集於一身的地方黨政要員，抱有自己的理想，想勵精圖治做一番事業。
傅作義的主政思想中，農村工作是基礎，是根本。當時在中國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和晏陽初的“縣政建設”理論，深深地吸引了傅作義的視線。
梁漱溟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失調問.題”，他的結論是“中國根本問題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為此他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是搞“鄉村建設”，即依靠“鄉村自治”組織，來建設‘‘鄉村文明”。
傅作義十分欣賞梁漱溟和晏陽初的理論。1933年，傅先派普通文官考試合格的梁建一、劉美齋、馬映光等人去山東鄒平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學習，然後又請河北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和河南鎮平別庭芳等支援人才。1934年到鄒平縣學習的人結業回來，邀請的人才也陸續到達。於是傅作義開始大張旗鼓的開展鄉村工作。在梁、晏理論的指導下結合綏遠的實際，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綏遠鄉村建設作法。
首先建立完善的三級組織機構。省政府設立鄉村建設委員會，在縣一級將縣政觀察研究委員會改為縣政研究委員會。鄉村一級設指導員。在這三級組織結構中，鄉村指導員最為重要。
鄉指導員不僅要兼任鄉鎮公所書記，而且還要兼任鄉村小學校長和勞動服務團團長。鄉訓所於1935年春天開始舉辦。共舉辦四期，每期大約有學員300人。傅每期都要給學員講四、五次話。而且對學員的要求非常嚴格。要求學生通過學習，既要懂軍事，又要懂滅育、農業、工業。
鄉訓所集中了當時綏遠一批優秀人材，經過嚴格的培訓，被派到最基層開展工作。傅作義在《訓練鄉村工作人員的目的》的講演中，明確指出：
“訓練鄉村工作人員的目的，就是為的救濟和復興凋弊的農村，進而由農村之復興，達到國家之復興。”
綏遠省鄉村工作的成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整理鄉村財政，減輕了農民負擔。如在歸綏縣鄉導員代表工作報告書中提到，己往鄉鎮每年幵支多者達四、五千元，少者八九百元。經過鄉導員整理後，每年開支多者不過二千元.，少者僅四五百元。在包頭縣鄉導員則取締私帳，公佈鄉款收支概況。豐鎮縣鄉導員“親筆記帳，所有款中一切浮濫侵吞，拒絕登帳。雖招壞人反對，但對減輕民負，具有相當效果。”
二是大大推進了鄉村教育。綏遠省鄉村教育十分薄弱，也是鄉村工作的中心。因此鄉導員親自兼任學校校長或教員，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如豐鎮縣強迫兒童入學，學校學生較以前均大為增加。
三為抗戰儲備了軍事力量。傅作義推行鄉村工作的時候，“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只是時間問題。因而鄉村工作的中心工作之一“衛”就是為抵禦侵略者積蓄武裝力量。
這些自衛隊後改為國民兵，在抗戰時發揮了重要作用。1937年秋，日本佔領大同後，緊接著沿平綏路北犯，發生了豐鎮和集寧戰役。駐豐鎮的國民兵馬逢辰團和集寧的王贊臣團，雖是初次參戰，但取得了出色的戰績。
四是促進了當時農村經濟的發展。所謂鄉村工作，發展鄉村經濟是應有之義。在鄉村工作中，緊緊圍繞著辦合作社，開渠、打井、種樹及改良農業畜牧等開展工作。同時，廢除了13種苛捐雜稅，使農村的面貌有所改觀。
三是發展工商業
綏遠地區有著豐富的資源，特別是皮毛等產量豐富，開發綏遠受到了全國的重視。傅作義主政綏遠時，同樣把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位置。他根據綏遠盛產皮毛的有利條件，跟天津人馮欣農合作在歸綏創建了“綏遠毛織廠”，由地方士紳於存灝擔任廠長，聘用留法學習染織的山東人邢國衡為工程師。1934年6月動工興建，1935年3月投產，結束了綏遠地區不能生產毛料的歷史。每年能生產粗毛毯一萬多條，粗毛暱一萬多碼，總產值20萬元左右。
綏遠毛織廠
1932年，傅作義建起“綏遠電燈麵粉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五塔牌面粉，外銷天津。品質優於當時享有盛譽的無錫“兵船牌”麵粉。年產麵粉約12萬袋。由於麵粉含麵筋質多，勁氣大，每袋份量足，水份少，銷路很好。除滿足本地銷售外，每月運二到三車皮銷售天津。
同時，為了推進鉉遠地區工業的發展，傅作義還主張從提倡國貨入手，在綏遠地區倡導形成了一種用國貨促進地方工業發展的良好氛圍。
1932年10月，歸綏開始架設鄉村電話，1933年8月，綏遠至新疆委辦汽車郵路，第一次班車運送郵件由歸綏至迪化。1934年，歸綏電報局設無線電臺與天津、蘭州、榆林、張家口通無線電報。傅作義還積極支持成立新綏長途汽車公司。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傅作義又率兵參加長城抗戰，浴血懷柔。由於戰爭的爆發，人們對局勢的憂慮，1932年長城抗戰結束不久，平市官錢局發行的平市票又發生了擠兌的風潮。=
四是發展教育文化。傅作義在1933年親自兼任教育廳廳長，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1933年制定了《綏遠省教育廳實施短期義務教育計劃》，綏遠省的教育狀況有了很大改觀。到1933年10月，綏遠省立小學即發展到八所，學生達到1610名。縣級小學達到635所，學生數達到23775人。省立中學二所，男師範2所，女師範丨所，中山學院1所，私立正風中學]巧，共有學生1千多人。私塾數達到1020所，學生17529人。
綜上
傅作義作為一位軍事家、偉大的愛國者，作為一位有著系統政治、經濟、教育思想的建設者，自1931年就任綏遠省主席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面對複雜的局勢，一手抓軍隊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對綏遠的治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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