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狀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再次把生物安全風險防控的問題推上風口浪尖。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國際競爭和鬥爭的一部分。”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中科院院士裴鋼說。
然而，多位專家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發展的過程來看，目前我國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完善。
事關你我 還有國家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上的這些表述備受矚目。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多位科學家告訴《中國科學報》，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那麼，生物安全距離我們有多遠呢？
回顧21世紀走過的近五分之一歷程，各類給人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的傳染病的名字仍在我們耳畔縈繞：如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的鼠疫、豬流感和新冠狀病毒……
不止是傳染病，生物安全還包括與生物相關的自然災害（如當前非洲、阿拉伯半島等地面臨的蝗災）、外來物種入侵、實驗室病原體洩露、生物新技術濫用等各類傳統和新生的風險，乃至生物恐怖行為和生物武器威脅。
“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國際競爭和鬥爭的一部分。”裴鋼說。例如，此次疫情暴發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以生物安全為藉口，通過斷航、禁入、限籤等極端措施來打壓中國。
裴鋼表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更加便捷，也使生物安全問題更加突出和敏感。
以病原微生物為例，中科院微生物所副所長錢韋表示，它們沒有國界，會隨著人員物資的流動快速傳播，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健康造成巨大威脅。一旦管控不利，其影響“不次於一場戰爭”。
錢韋表示，尤其是我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人員物資的流動和規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生物安全是各個國家間的公共責任，需要有一個得到各國認同並遵守的國際規則、標準及防範制度。”裴鋼對本報說，“但在此基礎上，我們有自己的實際情況，要有自己的考量，從國家利益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出發，制定相應的準則。”
體制體系 “縫隙”待補
當前，我國已經通過海關口岸、衛健委系統、軍口、高校與科研單位等，建設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在防控“非典”、禽流感等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完整不等於完善，更何況生物安全最大的問題是不知威脅會從哪個方向、以哪種方式、在什麼地方突然爆發，因此一定要加強預警和預測功能。”錢韋說。
生物安全問題涉及國家的快速反應能力和機制，在錢韋看來，當前的應對體系仍然比較被動，缺乏“全國一盤棋”的統籌規劃。某種程度上講，部門之間存在的條塊分割也是導致應對生物安全不利的機制性緣由之一。
對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組所研究員于軍也有同感。如在傳染病監管方面，我國按職能部門來分理的“縱向管理體系”很容易讓被管理的事件“掉到縫隙裡”。如與陸生野生動物相關的疾病溯源歸林業部門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間環節歸農業部門管；等傳到人的時候才由衛健委管。
在於軍看來，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不足與體制的有效性直接相關。如檢疫病源需要主動找源頭，要監測野生動物，也要檢疫與監管正常物流中的問題和相關線索。如我國檢驗檢疫部門有待拓展為內外有別的統一體系，將國際間、地區間、省際間的相關部門應該納入整體系統，只有系統穩固無隙，才能“抵擋”和“剿滅”最狡猾的病源。又如中國疾控中心的定位問題，渠道不通導致效率不高，隊伍的職業化、決策的即時性、政令的統一性等都有待於提高。
“在一個鬆散的體制下事情很難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潑下來拿籮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軍說，“所以，國家體制體系的改革至關重要。”
科學發力 遭遇掣肘
生物安全涉及到偵、檢、消、防、治等不同功能性環節，在這場構建國家生物安全“防火牆”的戰役中，沒有哪個環節不需要思考和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2日的考察中所說，“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國之重器”。
例如針對此次新冠疫情，我國科學界和產業界在病原鑑定、藥物新功能開發、血漿治療和疫苗研製等方面快速推進，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認可。“這與我國科技實力的增長具有密切關係。”錢韋說，“‘用兵一時’，這一次都實實在在地用上了。”
錢韋表示，夯實生物安全能力，打贏每一次生物安全遭遇戰，離不開長期的基礎研究。如果沒有平時的積累和長期的努力，指望著在火線臨時搭建和發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受制於生物安全管理的條塊分割以及相關體系建設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相關研究依然面臨不少障礙。很多一線科學家在研究中因為“缺樣本”“沒資源”而“插不上手”，難以發力。
親身參加過2003年抗擊“非典”和H5N1高致病流感病毒的于軍對此深有體會。因為無法積累病毒實驗材料，建立病毒實驗模型，在研製疫苗時無法設計有效的方案，他的團隊不得不專注檢測試劑盒和相關的設備開發。“到打不贏的地方打不如到守得住的地方守。這樣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大家才能去衝鋒陷陣，對吧？”于軍頗感無奈地說。
為加強對傳染病風險的應對能力，于軍同時建議，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對新冠等病毒的研究既要深入，也要長期，更要引進新的“生力軍”，多學科合作。 輕敵就是失敗的開始，不能像第一次那樣，因為害怕，把已經收集SARS冠狀病毒全部銷燬，導致後續研究無法深入。
比較這兩次冠狀病毒疫情，于軍希望這次能夠不重蹈覆轍，重視科研資源的積累、利用，別再留下死角和遺憾。“‘科學大廈’的建設，不僅需要計較一磚一瓦、一管一道，也要計較一進一退、一尺一寸、一兵一卒。”他斬釘截鐵地說。
“吃一塹，長一智。付出代價，有所收穫，這是科學應該做的事情。”中科院院士韓濟生對記者說。他同時表示，面對生物安全緊急時刻出現的信息“流行病”，科普解惑也同等重要，否則將給公眾心理造成大的影響。
此外，由於大部分生物安全問題是由病毒、細菌、真菌導致的，均涉及到微生物學，而與生命科學的一些領域相比，當前我國設立微生物學專業方向的優勢教學研究單位很少。錢韋呼籲高度重視微生物學的發展。他表示，除防範生物安全風險外，該學科發展還能解決生物“智”造、農業生產、環境治理的問題。
他山之石 何以為鑑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多位科學家表示，應借鑑國際先進經驗，加快強化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能力。
當前，許多國家已經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圍繞生物盾牌計劃、生物監測計劃和生物傳感計劃，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國防和軍事意圖的項目任務，在生物反恐和疫情處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軍方，如國防先進技術研究計劃署（DARPA）近年來就投入大量資金用於蝙蝠與冠狀病毒、基因編輯等生物武器相關研究。
“全球產生病原體的源頭也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地方，如南美的亞馬遜流域和東南亞地區。美國在這兩個地方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于軍說，“ 而我們很少面向中國以外的地方。”
他認為，中國急需建立既相對獨立（體制、經費與人員）又廣泛合作（與國際接軌）的傳染病監測體系。“全世界有兩類哺乳動物——齧齒目（含老鼠）和翼手目（含蝙蝠）最危險，它們首先和人一樣是哺乳動物，同時又與禽類的棲息和遷徙行為相關。”于軍說。但它們種群巨大，物種眾多，地理分佈極廣，給監測和檢疫造成極大的難度。雖然我國也有一些觀測裝置和設備，但對動物篩查和監測的廣度、力度、頻率等都有待提高。
“按照總書記的想法，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就意味著我們不僅有大環境的‘青山綠水’，還要有家園裡的‘鳥語花香’，這樣的話，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健康祥和，這一大一小兩個環境的生物安全問題都要考慮。”于軍說。
事實上，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分別把安全、國防等部門納入公共衛生體系，德國等也將傳染病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這些足以證明生物安全在國家戰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對此，在發表於《求實》雜誌的文章中，中科院院士賀福初等也建議，我國應建立權威高效的生物威脅防禦組織管理體系，建立軍地互補的生物威脅防禦科技支撐體系，以及多元分層的生物威脅防禦教育培訓體系。
2018年，英美兩國先後發佈《英國生物安全戰略》和《國家生物防禦戰略》，標誌著國際生物安全戰略形勢已經走向新階段。在我國，填補相關法律空白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於2019年10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目前，該草案即將進入二審。
對此，裴鋼表示，生物安全涉及方方面面，也關係到每個人的利害與權益， 一定要依法管理與治理，不能無法可依，也不能隨意執法。（馮麗妃 辛雨）
閱讀更多 光明科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