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波蘭裔美國曆史學家楊·T.格羅斯出版《鄰人》一書，揭開了一段塵封多年的歷史真相。
該書震驚世界，尤其在波蘭，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和憤怒。波蘭高層抨擊格羅斯的文字“對波蘭是有害的，侮辱性的”，檢察機關對他展開了兩次調查，意圖指控他“誹謗波蘭民族”。
對於種種的爭議、質疑和指控，格羅斯本人或許早有預料。在《鄰人》一書的扉頁上，他引用了美國前總統林肯的名言：
“同胞們，我們無法迴避歷史。”
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讓波蘭人難以面對，又讓全世界齒冷膽寒？
1.
1941年7月10日，1600名猶太人在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被殺。
如果不是格羅斯對這段歷史展開詳細的調查，或許這一千多條人命，至今依然淹沒在二戰納粹大屠殺的史料裡。世人自會認為，納粹德軍要為這場屠殺負責。
令人驚愕的是，劊子手不是納粹，而是猶太人的鄰居——和他們一起世世代代生活在小鎮上的波蘭人。
幾乎是一夜之間，小鎮上一半人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暴徒，把另一半人給殺了——所有猶太男人、女人和小孩，僅剩下7人倖存。
殺人的手段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用棍棒打，用小刀捅，用石頭砸，甚至有人把一位猶太少女的頭顱砍下來，在廣場上踢來踢去。
有一名猶太婦女，不想看著孩子被暴徒折磨至死。她帶著孩子投河自盡，先將嬰兒放入水中，親手溺死了他們；然後自己跳河，但始終沉不下去，在水中掙扎了好幾個小時。圍觀的波蘭人興致勃勃地目睹她的慘狀，還建議她怎樣能死得更快一些。直到她完全沉入水底，人群才放心地散去。
有幾個暴徒，挑選了一些健壯的猶太男人，驅使他們搬運碩大的列寧紀念碑，命令他們挖坑將石碑埋葬，然後再將他們殺死，丟入同一個坑中。
波蘭人越來越興奮，殺人的節奏也越來越快，無組織卻不約而同地極盡殘忍，其中最小的兇手，只有9歲。
他們很快發現，用這麼“原始”的方法，一天之內肯定殺不死一千多個猶太人。於是想出了終極解決之道——將猶太人關在一個穀倉裡，一起燒死。
可憐的猶太人像牛羊一樣，被驅趕至葬身之所。穀倉被澆上汽油，點火，裡面慘叫聲連連，暴徒們在穀倉門口奏起了樂器，試圖蓋過咫尺之遙的哀嚎。
年幼的孩子未能贏得絲毫的憐憫，他們遭受了比大人更嚴酷的死刑：
“將小孩子的腳捆在一起，接著用乾草叉，叉起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熱的炭上燒烤。”
就這樣，熊熊大火中，1500多條人命灰飛煙滅。
2.
這個真實發生的故事，超出了我們之前對人性陰暗面的所有想象。心情沉重之餘，一個巨大的疑問揮之不去：是什麼，讓波蘭人對猶太人鄰居痛下殺手，對其趕盡殺絕？
是因為納粹德軍的脅迫嗎？
雖然小鎮被納粹佔領，但德軍並沒有下達屠猶命令，更沒有強迫居民必須殺人。屠殺的當天，德軍沒有參與，“他們僅僅是在一旁拍照”。相反，德國憲兵隊的前哨站是整個鎮子上最安全的地方。
既然德國人沒有下令，甚至連他們都抱怨波蘭人做得太過火了，那又是什麼，讓波蘭人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殘殺？
難道兩個民族之間有深仇大恨，互不相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可作者調查發現，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猶太人和波蘭人相處和睦，鄰里之間的互動和聯繫十分頻繁，“小鎮生活就像一首田園牧歌”。
這就可以想象猶太人被殺時的驚恐。殺害他們的人不是讓他們聞風喪膽的德軍，不是穿著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戰爭機器中的冰冷齒輪，“而是他們熟悉的面孔，他們過去的校友，向他們買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閒聊的人……”
雖然兩方無世代宿仇，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格羅斯一步步覆盤當時的事件後發現，波蘭人對猶太人也不是完全沒有怨言的。
首先，波蘭人和猶太人在宗教觀念上素有分歧。每年復活節期間，天主教神父會在他們的佈道詞中將猶太人描繪為殺死上帝之人，而且很多波蘭人懷疑，猶太人會用小孩的鮮血來祭祀。
但宗教上的這些分歧還不至於釀成反猶主義的思潮，在耶德瓦布內這樣的鄉村小鎮上，敵對情緒就更弱了。
德國納粹在波蘭的政治宣傳改變了這一切。宣傳之詞無不蠱惑人心：“是時候找那些害死耶穌基督的人算賬了，他們用天主教徒的血做猶太逾越節薄餅，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罪惡的源頭……”當時，波蘭國家政治黨派和波蘭天主教會都公開支持反猶太主義，反猶情緒在民間迅速擴散。
格羅斯將這一過程形容為納粹的“憎恨的制度化運作”。人民受到國家機器的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這樣一來，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整個社會徹底癱瘓。
恰好，在蘇聯佔領耶德瓦布內期間，猶太人和蘇軍的關係過從甚密。波蘭人懷疑猶太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幫助迫害波蘭的反蘇地下組織。於是，他們又多了一種恨猶太人的理由，認為是時候“將這些害蟲和吸血鬼從波蘭大地上徹底清除”。
當德軍打敗蘇聯，進駐耶德瓦布內時，波蘭人歡呼雀躍，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殺猶太人嗎？
圖片來自網絡：耶德瓦布內猶太人老照片
但作者深入梳理後也發現，這些普通人之所以發動殺戮，並不僅僅因為他們是反猶主義者，也不是出於某種愛國情懷。有些人自己也是蘇聯的間諜，後來又為納粹幹活，兩頭通吃。比起形而上的原因，他們屠殺猶太人有更現實的動機，比如謀奪猶太人的財產——這可能是更原始的動力。
猶太人善於經商，生活富裕，他們的財產被很多無業流氓所覬覦。作者考證——“這場大屠殺的組織者，正是在事發之後將猶太人的財產據為己有的人”。
一直到1949年，小鎮上的人們依然在競相爭奪猶太人的遺產，暗殺和舉報因此而起。
而另一部分人參與和配合屠殺，更多是為了討好納粹當權者。
最開始德軍提議，可以給每個猶太家庭留下一個活口。在場的居民積極表態，“沒有必要”。
有好心的波蘭婦女因為藏匿猶太兒童而成為眾矢之的。村民反覆勸說她把孩子交給德軍，有人甚至計劃用斧頭砍下孩子們的腦袋。後來這位婦女騙他們說孩子已經被溺死，惶恐的鄰居們才如釋重負。
到這裡，波蘭人屠殺猶太人的理由似乎清晰了：想要討好當權者，謀奪財產，納粹的慫恿以及被煽動起來的復仇情緒，對勾結蘇聯的猶太人的秋後算賬……在這麼多因素的誘惑下，個人陷入了邪惡和癲狂。
但在作者看來，這些理由的解釋力還是不夠。它們仍然不足以回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如此趨同、自覺地選擇殺戮？為什麼不謀殺無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可以輕易瓦解？為什麼平日裡溫和善良、遵紀守法的人，會不約而同地陷入一種精神錯亂之中，竟和德國人一樣，不把猶太人當人看，而是把他們視為病犬惡鼠、洪水猛獸，用盡一切辦法剷除？
作者進一步分析，這場殺戮之所以發生，一些先決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際關係的殘暴化、道德淪喪，以及德軍對一般民眾使用暴力的准許。
蘇德兩軍前後的佔領，對波蘭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蘇軍對波蘭人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驅逐出境；納粹德軍的統治，製造了更大的破壞和更多的死亡。當國家政權、法律系統、社會秩序全部崩潰，活在兩個極權陰影下的波蘭人，神經脆弱，無枝可依，整日擔驚受怕。
在極端恐懼之下，為了生存，很多人試圖預測“這個世代相繼掌權的吃人政體，最渴望從其治下的國民那裡獲得什麼，因而陷入了極端的狂熱之中，試圖順應、討好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私人之間情感日趨淡漠，人性被嚴重扭曲，道德完全淪喪，個人像失控的魔鬼，在群體的掩護下，極盡所能地為所欲為。
希特勒和斯大林
如果說納粹的大屠殺讓我們看到了平庸之惡的可怕——眾人放棄自己的思考和責任，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國家殺人機器的一部分；那麼波蘭小鎮上的這場屠殺，讓我們看到了人與生俱來的可怕原欲，那就是藏匿於人內心的施暴慾望，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和貪慾而不惜殺戮他人的嗜血人性。
這種如同獸性的本能，一旦失去外在的控制和約束，得到制度性的鼓勵和默許，很容易變成一種群體極化的行為，在文明最脆弱的地方，爆發出不可想象的力量，造成巨大的毀滅。
在作者看來，納粹的恐怖統治，就是在不斷挖掘人性中的邪惡本能——
不僅是因為“它將烏合之眾提升到掌權的位置”，還因為“簡單的人，只要社會還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裡出現騷動和混亂，社會組織潰散，他們就會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於是有了所有人都參與的屠殺。
（圖片來自網絡：耶德瓦布內小鎮大屠殺紀念碑）
即便作者試圖從各個方面解釋屠殺的原因，但整本書看下來，旁人可能還是很難接受這種集體的喪心病狂；還是很難理解，為何在強權沒有逼迫的情況下，波蘭人明明擁有一定的自治空間，還是會不約而同地在一夜之間變為瘋狂的劊子手。
畢竟，對一個普通人而言，從怨恨、極端的對立到濫殺無辜，有著難以逾越的界限，總覺得中間有很多繁複的環節需要解釋。
作者也說，這本書可能不會給讀者一種知識上的滿足感，因為他寫到最後一頁時，也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
或許，這本書的力量，恰恰在於這種解釋上的無力感和殺戮動機的不可描述性。
因為人性的深淵不可預測，人性之惡不能完全用理性的邏輯來詮釋，所以註定了很難在鄰人和兇手之間樹立一道無法穿透的厚實屏障，以徹底阻止大屠殺式的悲劇。
因而，無論什麼時候，人類永遠要心存警惕，努力呵護時至今日依舊脆弱的文明，不放棄修復人性的努力。尤其，當面對社會癱瘓和群體迷狂時，不要停止反思：
“哪些是我們可以做到的，哪些是我們本可以規避的，哪些是我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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