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时代，皇帝亲临司法实践，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每月听刑部的汇报，主要是了解监狱犯人的情况；一是每年的皇帝录囚。皇帝要亲自过问犯人的情况，有的时候，他要到监狱去视察，而视察的重点是死刑犯。这种视察可不是走过场，他要了解司法的情况，还有听犯人申诉。对于罪犯而言，他就有机会遇到皇帝，可以最后一次喊冤。如果以前被冤判，这时可以喊冤，而且有规定，只要向皇帝喊冤，这个案子就立刻可以重审。
贞观六年，唐太宗到监狱里视察，那年全国有近四百名死刑犯，都集中到大理寺的监狱。唐太宗一个一个地询问，大家都说犯了死罪，死有余辜，不冤枉。认罪态度良好，法官的审判也很公平。所以唐太宗就有点受感动，就跟这些死囚说，我跟你们立一个君子之约，现在是冬天，放你们回去，来年秋收之后，咱们再在这里集合。四百死囚就离开了监狱，都回家过了一年。第二年的秋后，一个不少全都回来了。这是太宗时期有名的“四百死囚来归狱”的故事。
其实唐太宗那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件事，给了死囚们最后一年的机会，这一年他们过得一定很好，而且也可能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所以第二年一个不少全部回来。这事儿当时也感动了唐太宗，把所有的人都赦免了。
这不仅是珍惜生命的故事，也是顺应人性的故事，还得了人心，典型的“双赢”。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会如此重视死囚犯的生命，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唐太宗这般的自信，所以，只有唐太宗才能精彩地导演这出人性悲喜剧。“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这是贞观时期创造的一个奇迹。
贞观三年三月，皇帝录囚。有一个人叫刘恭，脖子上有纹路，是胜利的“胜”字，看上去怪怪的。他自己就用这个来吹牛，说“当胜天下”，我这个天命不得了。民间到处有这样的人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结果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这家伙被认为有谋反的嫌疑，于是被逮捕入狱。唐太宗在录囚的时候，问罢这个案件，就把这人给放了。他说，如果他真有天命我杀他不得。如果他没有天命，那我杀他干什么？天命大家都知道，古代是讲究迷信的。虽然天命难测，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唐太宗释放了一个吹牛大王，彰显他的高度自信，而且还挽救了一条生命。
贞观时期的刑法制度，体现了皇帝的最高司法决定权，其实也是死刑慎重的表现，是重视生命的体现。这样的好处，是所有死刑都要经过皇帝的批准。这样，皇帝重视生命的观念就可以发挥作用。
有一年，河北卫州发生一起杀人案，案情上报皇帝，结果发生了乾坤大逆转。一个叫杨贞的卫士要经过卫州，到长安来值班。他就在卫州的一个叫板桥店的小旅馆里过夜，第二天再出发。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小旅馆发生了案件。旅馆的老板被人杀了，一检查，发现杨贞身上的佩刀有血迹。于是，大家就怀疑是他杀了老板。地方官府一顿严刑拷打，打得杨贞只好承认老板是他杀的。卫州当然要判他死刑，但是没有处死权，就把这个案件上报中央。唐太宗看了这个案宗，觉得非常奇怪。杨贞这个卫士路过卫州，他跟这个老板素不相识，他没有杀人动机。所以这个案件很不合理，派人重新调查。一调查便查出来，跟杨贞没有关系，他是被人嫁祸了。是老板娘有问题，老板娘跟她的情夫一起杀掉了老板，然后嫁祸杨贞。于是案件大白于天下。
生在贞观时代，即使是一个普通卫士，似乎也很幸运。因为有一整套制度在发挥着保障作用，这些关于生命的故事出现在贞观就有了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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