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1904—1957）

據浦江清《中國文學史稿》第四冊腳註，附錄一《北大中文系邀請校內外專家討論的座談記錄》[1]，“是浦江清先生任‘元明清小說戲曲選’一課時請校內外專家進行專題討論的記錄，時間大約在1953年”[2]。而據浦漢明教授後記，1952年院系調整後，浦先生便在北大教授“小說戲曲選”課程。儘管此前十年已有《論小說》這樣的高屋建瓴之作問世，但此時的浦江清對於“小說選”課程涉及思想、人物分析的部分卻有些困惑。他在1952年10月10日給胡士瑩先生的信中坦然道：

弟對於“戲曲選”較有把握，而“小說選”一無經驗（不是小說史，也不重考據，重在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等），不知《水滸》《紅樓夢》搬上講臺如何講也。吾兄如有經驗，乞為指示。[3]

浦江清遺著《中國文學史稿》四卷，浦漢明、彭書麟整理

浦先生的這種困惑，並沒有隨著教學時間的延長而消弭，反而隨著文藝環境的變化[4]而不斷滋釀，如鯁在喉。1953年發起的這場《紅樓夢》座談，圍繞著《紅樓夢》思想主題與人物評價展開，仍是此前“困惑”的延伸。今天看來，這場名家彙集的座談會，正好處於1954年《紅樓夢》批判運動的前夕，難免有著意味深長的歷史蘊含。

這次座談除浦先生遺稿外，未見其他資料記錄。《記錄》不到四千字，記錄了出席專家和對話內容[5]。專家共八位，有中文系的楊晦、吳組緗、季鎮淮、浦江清和林庚，外語系的馮至，文學研究所的何其芳，以及北京師範大學的徐士年，年齡都在四五十歲左右。浦江清開場白道：“今天這個座談會的性質是為了中文系的功課“元明清小說戲曲選”的小說部分，在講《紅樓夢》之前，特請大家來談一談，以便吸收各位專家的意見。”[6]浦先生之所以再三請教他人，慎之又慎，一方面是要對學生負責，如致胡士瑩信中所言：“弟胃痛、脊骨痛依舊，體力衰弱。教課同學要求頗高，當勉力耳。”[7]另一方面也不無對文藝環境的考慮

清華國文系1948級畢業生師生合照

（一）《紅樓夢》的主題

浦江清先說明了座談的中心問題：“今天擬採取漫談方式，中心問題在於怎樣分析《紅樓夢》的主題。”他認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暴露賈府，即“《紅樓夢》的主題主要在於暴露一個貴族家庭的本質，另外也被作者的思想所滲透”，暴露封建社會的不合理；二是表現愛情，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但對於兩者何者為“中心”和“主要”問題尚拿捏不準。

專家們的意見分成三種。吳組緗先生贊成愛情主題說。他說：“《紅樓夢》主要寫愛情，賈府的沒落只是故事產生的一個環境。主要寫了個人自由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矛盾。”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正是對封建制度的一種反抗”。作者採取了否定愛情和社會人生的態度。

吳組緗（1908—1994）

林庚先生認為“賈府沒落與愛情主題兩者並不矛盾，不是兩個主題而是一個”。一方面曹雪芹以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垮臺，另一方面也通過愛情表現了對封建制度的憎惡。

林庚（1910—2006）

而馮至、何其芳則贊同封建沒落主題的說法

何其芳（1912—1977）

可以看出，當時對《紅樓夢》主題的認識還存在爭議和困惑，而以何其芳為代表的“反封建”主題說，實際上已經開啟了此後《紅樓夢》評論的轉向。浦江清後來的講稿充分吸收了這些觀點。按：浦江清提到“《紅樓夢》產生的原因和效果”也是座談題目，但已經體現在小說主題討論中，不再贅述。

（二）如何評價賈寶玉、王熙鳳

座談涉及小說人物評價，是從楊晦先生“對賈寶玉是肯定還是否定”這一提問開始的。

何其芳認為“今天對賈寶玉應該是肯定的”，寶黛都是小說中的正面人物，有著反封建精神；賈寶玉也不是淺薄的，對愛情比較專一，重視感情基礎而非僅僅追求肉體誘惑。而楊晦則表達了不同看法，他承認“對寶玉的分析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作者本身對於賈寶玉是批判的”，因為賈寶玉愛“真”和“美”，“有許多無限的追求，而碰到了許多有限的限制”。

楊晦（1899—1983）

接著又引出對王熙鳳的評價問題。

馮至（1905—1993）

從諸位專家的發言來看，他們評價人物時已經明顯受到蘇俄文藝理論和馬列主義文論的影響，比如何其芳認為《紅樓夢》“表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吳組緗、林庚等認為小說基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映了現實”，是“好的現實主義作品”；以及對“文學作品反映那個時代的現實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等社會反映論、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的運用等。

季鎮淮（1913—1997）

（三）《紅樓夢》的愛情觀

針對《紅樓夢》反映出的“夙緣”觀念，林庚先生提問是否是“資本主義初期思想”。吳組緗認為不是，因為“還沒有到資本主義社會”；浦江清、馮至認為“因緣”是中國小說的書寫傳統，是點綴小說結構的藝術手法，不是作者的主導思想。

徐士年（1928—1973）。徐生平難考，照片採自網絡，可靠性存疑

專家們對小說愛情思想的評價，總體是肯定的。如何其芳認為“由於寫了純潔的愛情，並不誨淫”。浦江清拿《西廂記》作比較，認為小說通過賈寶玉展現了愛情觀的成長，是“從共同生活中寫出了愛情”。吳組緗則認為，從當時社會環境來看，《紅樓夢》的愛情描寫表現了民主自由思想。他們都認為小說的愛情觀是以感情為基礎的。

（四）小說整體評價

座談對《紅樓夢》的評價是很高的。如何其芳雲：“在藝術上，人物寫得成功的、有性格的是中國小說中最多的，心理描寫《紅樓夢》也是最好的。”它是“無比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圖畫，就如列寧稱托爾斯泰的作品時無比的俄羅斯生活的圖畫一樣”。吳組緗說它是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作為好的現實主義作品影響今天的文藝創作”。但何其芳也指出，《紅樓夢》的反封建精神還有侷限性，因為它“還只能是一個封建社會內部的反對物”，當時資本主義“萌芽”還未產生，它“是在舊的基礎上產生的”。

這次座談表現浦江清的觀點雖然不多，但卻對他此後的《紅樓夢》講授、解讀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對小說主題的把握，試圖結合不同國家、不同文體從比較研究角度審視小說的風格，在後來的講稿中仍有延續。他發起的這次座談，涉及《紅樓夢》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評價問題，實際已開其後《紅樓夢》大討論之先聲，對於認識1954年的批判風暴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從學術角度來看，與浦江清先生的讀紅札記、文學史講稿相比，《座談記錄》的史料價值更突出，有助於認識特定時期的文藝批評生態。浦先生作為由民國學界走入新中國文壇的代表學者，其治學經歷與學術理念的嬗變與賡續，無不折射出那一代人複雜而又特殊的心路歷程。浦漢明教授對父親的一段回憶說得很真切：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懷著虔誠之心學習馬列主義，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自身殘留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他力圖運用新觀點來研究古典文學，同時也不能認同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這就不免要反覆斟酌，感到難以把握了。因此這一時期的講稿，不可避免地會留下那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頻起時代的印跡。我們本著尊重歷史的態度，保留其本來面目，從中或能折射出老一輩知識分子在新社會思想改造過程中的心態吧。[8]

浦江清前期札記與後來講稿呈現出的鮮明分野，“燈下面對自己”與“臺前面對學生、學界”的意味深長的錯位，或許就是他當時的真實“困境”吧。幸運的是，如今我們隔著六十年的書幕，還能依稀觸摸到當年的溫度，在接受學術灌頂的同時，也跟隨浦公視線凝視彼時之人、之景，或許，這就是作為遺稿的意義所在。從這一點來說，浦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既有其歷史蘊含，也有著當下的啟示意義。

俞平伯、浦江清、顧頡剛、朱自清、鄭振鐸等人合影

註釋：

[1] 浦江清《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頁。

[2] 《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369頁。需要說明的是，此次座談邀請了文學研究所的何其芳先生。據何其芳自述，其於1953年2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與此次座談時間相合；不過彼時何其芳尚未正式開始研究《紅樓夢》（《論紅樓夢》序，何其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1頁），何的代表作《論》寫於1956年下半年。

[3] 轉引自浦漢明《後記》，《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409頁。

[4] 1951年至1953年間，已發生了對電影《武訓傳》、作家蕭也牧的批判運動。“而胡風等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已被置於受批判的位置上”。（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8、43頁）

[5] 《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369—377頁。

[6] 《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369頁。

[7] 浦漢明《後記》，《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409頁。

[8] 浦漢明《後記》，《中國文學史稿 明清卷》，第409頁。

閱讀更多 師太的元博士 的文章

關鍵字: 何其芳 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