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影中探寻着历史的过往，在光影中捡拾着人性的光泽，在光影中窥探着自我的救赎。我们一边遗忘着，但一边又在铭记着，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绝望与希望并存，可我们仍旧选择用最温柔的表达方式，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即使，这些美好从来没有所谓正确的真相作为支撑，但，它的出现，已然让每个人心中有了自己的选择。
对于战争的反思，德国从来都是彻底的，无论是和丹麦合拍的《地雷区》，对于战后少年战俘困境的极致还原，还是《我们的父辈》中，对于战争原罪的追根溯源，或者是《逃出柏林》中，对于对于自由灵魂的探寻。
当一个国家真正能够面对曾经的罪恶，并且不遗余力地避免重蹈覆辙的时候，才算是从内到外的重获新生。
2006年上映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便是这样一部站在历史时间的交叉口，对于身处高压之下人们良知的唤醒，并在自我救赎中回归人性的电影。
即使，我们不了解冷战时期的德国历史，即使，我们并不知道东西德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却能够从人本身这个角度出发，对于电影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电影在整体充斥的压抑氛围中，却时刻都在传递着一种生活的希望。
历史是冷冰冰的，而人心却是温热的，不过，《窃听风暴》中维斯勒这样的人究竟是否存在过吗？这或许已经不再是电影关注的焦点。
利用维斯勒的眼睛观察着即将崩溃的东德体制，利用维斯勒的行动实现自我与他人的救赎，当电影中，用时间字幕的方式，将那段残酷的历史轻轻翻过时，已然盛开的道德与良知之花，得到了长久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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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多项国际大奖殊荣的《窃听风暴》，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大的关注度，在于它的立足点始终是人，即使拥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多变的政治时局，但这些统统都成为了故事角色的陪衬。
于是，我们在电影营造的紧张氛围中，坚信着曾经的确存在过一个或是一群这样善良的人，而这种剖开历史，站在当下的深入思索，并不仅仅是为了谴责，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反思中，一如既往的保持着性本善的准则。
故事发生在1984年，一分为二的德国被一道围墙狠狠隔开，此时，东德对于本国民众思想的控制，达到了病态般的疯狂，电影主角维斯勒便是一位成绩优异的监听者。
故事从一开始便引出了维斯勒，在现实与回忆的结合中，巧妙的点出了此时国内紧张的局势。学生中的异议者，被维斯勒在名字前作了标注，这时候，维斯勒所呈现的形象是冷酷且谨慎的，对于任何的异样举动都不会放过。
立场的背后是国家，职业的背后是职责，维斯勒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螺丝，始终镶嵌在冷冰冰的国家机器上。他的运转离不开国家，而国家的高压专制，让他不得不始终处在自己的世界，所以，话语极少的维斯勒，总是以一种孤独的形象出现，这种与现实社会的撕裂，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可是，当他奉命去监听一个作家时，他的目的是国家的安全，上司的目的却是为了巴结部长得到升职，这是一种价值选择上的冲突，也是对于当时时局的巧妙呈现。高压专制下，原本的无私被自私所踩踏，原本的国家利益被个人利益所利用，维斯勒基于忠诚，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加入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个？”
正是这句疑问，将维斯勒原本扁平化的形象立体起来，也第一次开始，让电影中有了人情味的出现。
群体对于个体的挤压，发展到最后都是盲目的，这是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局面，而陷入疯狂之后的争名逐利，则是重回原始物竞天择的野兽行为。自私自利从来都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可是，却总是带上伪善的面具，所以，自我的救赎，不仅仅需要以参与者身份的自省，更多的还需要站在旁观者角度的反思。
于是，维斯勒对于德瑞曼的监视，渐渐的让维斯勒剥离出了那个疯狂的群体，转而成为了个体的旁观者，他在听也在看。德瑞曼对于东德的失望，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专制的唾弃，对于弱者的同情，德瑞曼女友在强权控制下的卑躬屈膝，不得不出卖肉体与灵魂，这些事情，一次次刷新着维斯勒原有的认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时代车轮碾压下，麻木不仁从来不是人原有的本性，所以，维斯勒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坏人，而从参与者到旁观者的转变，只是一点点的让他从群体中剥离，看到更为真实的自我，从而在自我救赎与救赎他人中，做着正确的选择。
你没有选择国家的权利，但是，你有选择成为什么样人的权利，这是一种看清事实后的人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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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行事是军人职责，制止作恶是人性本能，可电影却将二者放在了一个极端的水平上，那就是，当体制强硬灌输着某种价值观时，个体又该如何不沦为冰冷的机器呢？
这是一种建立在反思之上对于人性的拷问，我想，很难有准确的回答，毕竟，个体永远无法与群体正面抗衡。
维斯勒在获取重要情报后，原本是要交给上司的，可是，当他听到上司对于本国民众采用残忍折磨手段时，他本能的收回了那份情报，且撒了一个谎。虽然是下意识他作出的选择，可却早已经历过反复的挣扎，他的这种选择，并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性，单纯的出于本能，此时，个体跳出集体后，自我认知慢慢开始的回归。
这只是电影的处理手法，如果，真放在现实中时，维斯勒这样的人存在吗？
《窃听风暴》在正式投拍时，的确是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因为，他们想让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呈现出来，可有一个人拒绝了提供帮助，他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
因为这个剧本的设定不符合史料，在整个东德历史上，像维斯勒这样的“良心发现”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看看，多么扎心的回答。
这其实也在间接的说明着，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真正的目的。
他就是要创造出一个现实中很难存在的维斯勒，然后，让维斯勒作出自己的选择，让个体在群体的碾压中，获得自我救赎，之后，用电影对照现实，冷冷地告诉人们，无论处在多么荒唐的集体或是专制碾压中，你还是有选择权的，比如，在朝着试图爬过柏林墙的自己人开枪时，枪口能够稍微高一公分，比如，像维斯勒那样，用谎言挽救一个作家。
绝境中对于人性的萃取，才更加真实，这是在一次次冲突与矛盾中，从主观到客观，从参与者到旁观者，不断突破自我认知的过程，此时良知与道德的复苏，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在集体与专制强硬下，任何的个体都是渺小的，维斯勒如此，德瑞曼也是。当维斯勒选择用谎言和沉默来背叛这个蛮横的制度时，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之后的命运，也没有期望德瑞曼可以写一本感恩自己的书籍。
这不是怀揣拯救天下人的妄念，而是拯救自己的决心，毕竟，选择良知从来都是一种个人的本能，只不过，这个本能被蒙蔽的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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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看完后，我脑海里总是闪现着康德说过的那句话：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是因为我们存在良知，是因为我们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人类依旧挺了过来，这便是人性的伟大之处。
避免历史重蹈覆辙，最好的方法就是，将那些装睡的人一个个叫醒，让蒙蔽的良知一点点复苏，拯救世界之前，先把自己拯救了，选择做一个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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