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在位时期被称为“仁宣之治”。在我看来，这两位的“治”更应该称之为“从内到外”地全面回归与收缩。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主要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各色玩物，但
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却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期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革除官妓”：政治文化重新严峻
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的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节点。“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野记》将其记载在永乐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六国码头通商图
明太祖朱元璋在苏州太仓的黄港，也就是浏河，设立市舶司，用以接待各国来南京的使节和商人，民间称之为“六国码头”。所谓“六国”特指高丽、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爪哇，其实也泛指各国。朱元璋还在南京聚宝门外建起了六座宾馆，人称“六楼”，分别是：来宾、重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六楼”名字取得浪漫，十分受欢迎。楼内有官妓，接待各国使节和商人，同时具有收集情报的功能。一些在南京的“京官”和国内商人也是六楼的常客。
对于这一事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沈德符的记载说，事情的发生是宣德时期，而非祝允明说的永乐时期。顾佐曾两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时间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闰八月，第二次的时间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统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说发生在宣德时是可信的。但是，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整个政治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
子不承父业：全面回归与收缩
明成祖朱棣虽然“远迈汉唐”，虽然有文治武功，但在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是“异类”。所以去世之后不久，继承皇位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便对他进行“拨乱反正”，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国道路上来，并收缩海外行动。停止下西洋和从安南撤兵，可说是仁宣时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响的举措。
明仁宗朱高炽
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但因为性格不同、作风不同，不为朱棣所喜。朱棣喜欢的是次子朱高煦，这个儿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难”中出生入死，救过自己，所以一直想让朱高煦做“秦王”李世民第二。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朱高炽稳居太子之位，朱棣却一直不满意。朱高炽做了二十年的“监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继位，却不到十个月就病逝。但就在这十个月中，仁宗中止了郑和“下西洋”，让其与王景弘一道，带着“下番”官军，镇守南京。郑和、王景弘也成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备太监”。同时，朱高炽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密谋，策划从安南撤兵。
严格地说，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些“隔代遗传”，所以尽管赞成并继承了父亲的“收缩”政策，却仍然希望能够和祖父一样，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国使者的“朝贡”。所以，在宣德五年，让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就在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郑和在印度的卡泽卡特去世。北边的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也在宣德时期重新开启，并且重修了“永宁寺”、重立了《重修永宁寺碑》。
宣宗行乐图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户部为代表的实权部门支持，但对于从安南撤兵，不少永乐时代的老臣却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将士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继位不久，皇帝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一方，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安南弃守的争论。事前，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表达了自己放弃安南的打算，并告诫二杨：“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用不着等三、二年，五个月后，宣宗便召二杨及蹇义、夏原吉，共议安南事。
杨士奇（中）、杨荣（右）
会上宣宗首先表态，说是继续在安南驻兵，得不偿失，不如放弃安南，专意内政。何况，安南本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征之国”。蹇义、夏原吉当即表示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地盘怎么能说扔就扔？二十年都坚持下来了，现在安南当地的土著闹点事，就放弃？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得到宣宗的明示，此时自然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阯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宣宗通过二杨说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事先得到了皇帝的授意，直到皇帝的真实态度，而蹇义、夏原吉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安南就此放弃！
二杨与王振：维护道统与秩序的代表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九岁的英宗朱祁镇，国家大政方针由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司礼监太监王振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从他领衔的内阁给新君立年号为“正统”，即可知其政治倾向。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曾不无自夸地记载自己在永乐时与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朱高炽之间的一次争论：
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士奇)对曰：“……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不足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
帝王之学所重者固不在作诗，但记诵词章竟被杨士奇视为“俗儒”。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二杨存在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立场却是一致的。《罪惟录》记载：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教授朱祁镇礼仪规制，一丝不苟，太子对自己的老师是既尊敬又畏惧；朱祁镇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王振的这番话，不但批评了面前的皇帝英宗，而且批评已经去世的皇帝宣宗。内阁杨士奇等人听了，连连赞叹：“
宦中宁有是人！”
明英宗朱祁镇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优于宣德 ，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贤圣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国子监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监为陈敬宗，北监为李时勉，时称“南陈北李”。
《明史·陈敬宗传》说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威严：“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陈敬宗不仅自己仪表堂堂，一言一行做出表率，而且对于监生们的要求也一丝不苟。
《明英宗实录》收录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可见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与“收缩”，并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为“治”，永乐虽然没有视为“乱”，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
结论
这一轮对文化艺术的压制，比起洪武、永乐时期，更有特点。虽然洪武时期文人被摧残甚多，明太祖通过“文字狱”杀戮读书人也广为流传，但那个时代的“文字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且可以说是非文化人杀文化人。但正统时代则是文化人压制文化艺术，用传统的理念、庙堂的文化，压制文学艺术的基本精神：创作的自由和人性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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