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在家門”，最早見於《左氏春秋·晏子如晉》 。齊國晏嬰與晉國叔向私下討論齊晉兩國“諸侯日漸式微，政權旁落士大夫”的政局，二人對此深表憂慮，進而發出“權去公室，政在家門”的感慨。晏嬰和叔向所處的先秦時代，“政在家門”只是停留在一種“心照不宣”的狀態，雖然兵強馬壯的士大夫人人皆可為之，卻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諱，公然宣示。
晏嬰與叔向討論齊晉國事
至東漢末年，自黃巾軍起義攪得天下大亂。舊有的漢家劉氏政權面臨土崩瓦解，一批崛起的新晉士大夫階層各自為政，躍躍欲試意圖逐鹿中原。其中，最有號召力、擁有“四世三公”身份的袁氏政權（袁紹、袁術為家族代表）重新提出“政在家門”的口號。參見《三國志·袁術傳》，記載如下：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
此段文獻是袁術上書兄長袁紹，認為漢朝已經大勢已去，皇帝成為傀儡，朝政皆出於權臣士大夫。此時與周朝末年沒有任何差別，唯有兵強馬壯者才能進行攻伐兼併完成大一統，袁氏家族正好符合“天命所歸”，必須取漢朝劉氏而代之。
袁氏兄弟密謀復興“政在家門”
以袁氏兄弟為代表的漢末軍閥與晏嬰、叔向不同。晏嬰和叔向是站在憂國憂民憂社稷的角度將先秦時局歸納為“政在家門”，袁氏家族則是依託強有力的家族政權優勢企圖完成稱王的武統大業。雖然袁氏政權將“政在家門”觀念的重新復活，其背後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它一定程度上成為研究漢末政治最重要的變遷主線。
“政在家門”得以復出的原因
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歷史總是驚人相似,但不會簡單重複”。漢末時期的“政在家門”口號與周朝末年的確存在著異曲同工之妙，也有著自身出現的必然的條件。
①社會失衡導致朝廷權力下放，權臣通過“權力截流”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東漢末年與周朝末年一樣，經歷數百年的發展，特別是自漢和帝以來，養母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權臣、宦官相繼粉墨登場，開啟東漢“君弱臣強”政治局面。以張角為代表的黃巾軍起義，捅破社會矛盾的閥值，將原本已經離心離德的漢朝政權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良田買賣已經淪為由有底線的合法“巧取”，變成明目張膽的“豪奪”
東漢末年最大的社會危機是土地兼併。豪強貴族大肆地進行土地兼併，使得官府與百姓間的利益衝突越發尖銳。《文獻通考·食貨考》記載 “富者有資可以買田, 貴者有力可以佔田”。
農耕文明時期，土地對於百姓的意義有著無可代替的作用。
所謂的良田買賣已經淪為由有底線的合法“巧取”，變成明目張膽的“豪奪”。加上朝廷軟弱無力，必須依靠地方豪強“勤王”來維持搖搖欲墜的漢室“虛名”。此時，權力儼然成為地方與朝廷談判的籌碼，朝廷無限度地下放權力，導致地方私人武裝做大做強。以袁紹兄弟、皇甫嵩等人為首的朝廷“肱骨”大臣，長期處於漢末社會權力的頂層，面對朝廷權力下放的“政策”，他們成為這一輪權力截流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此，過去朝廷依仗的重臣搖身一變成為收攏權力的“家族”勢力。
皇甫嵩塑像
② 世家崛起打破皇室貴族的先天優勢，面對殘破不堪的時局，萌生革故鼎新之意。
“政在家門”絕非士大夫簡單地自下而上竊取“老東家”的政權。其中包含著士大夫面對歷史潮流，對於社會發展趨勢的思考。像東漢末年首個具備取代漢室條件的權臣皇甫嵩，猶豫再三最終放棄“倒戈”漢室的想法，《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
閻忠說嵩，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捴足以振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
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
那麼到袁紹這裡，為什麼可以“冒天下之大不諱”提出“政在家門”。首先漢室衰微，政權早已經旁落權臣是基礎條件；其次前有董卓禍亂朝綱，曹操欲以一己之力興復漢室，結果以失敗告終；最後士大夫清醒地看到，此時的漢朝和彼時的周朝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處在歷史“進化”的節骨眼，皇權經過各方勢力的“玩弄”已經徹底失去神聖的光環，淪為人人覬覦之物。實際上，也折射出士大夫階層對於歷史潮流去向的深入思考。
“君弱臣強”的局勢，皇權失去神聖的光環
且看以下三段記載。
- 《三國志·袁術傳》載
曹搡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 裴松之《獻帝起居注》載
從弟濟陰太守敘袁敘與袁紹書雲，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
- 《後漢書·孔融傳》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
通過三段歷史文獻總結，不難發現，以袁紹為首的袁氏“政在家門”的政治看法絕不僅僅代表“袁家”一己之見，包括劉表這樣的正牌漢室宗親都已經躍躍欲試。各路權臣豪強的言論和行動，紛紛表明他們都在摩掌擦拳，做好代漢自立的準備。“政在家門”由一句政治見解變成政治口號最後成為豪強地主階級進行私人地下組織的形式，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維變遷脈絡，即革故鼎新的趨勢遠遠超過抱守殘缺的固執。
孔融不齒劉表的僭越行為
“政在家門”的概況和影響
“政在家門”算得上一股“政治清流”，歷史存在非常之短，大致自黃巾軍起義失敗後（公元184-188年）至三足鼎立之勢成形（公元220年），不過四五十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是華夏大地家族式政治最為密集的時期。包括漢家劉氏家族、曹操曹氏家族、孫權孫氏家族、袁紹袁氏家族、司馬懿司馬家族，另外以荀彧、荀攸為代表的荀氏；以公孫瓚為代表的遼西令支公孫氏；以楊奉、楊修為代表的弘農楊氏等等。從《三國演義·一百二十回》中，古風敘事篇也能看出些許端倪，節選如下：
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荊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佔一方。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演變，以“政在家門”為組織形式的家族式割據勢力相互攻伐兼併，這些舊有的地主階級逐漸地被新興的地主階級所取代，比如曹操取代袁紹北方一哥的地位；劉備接管劉表的荊襄。各路割據勢力或是明示或是曖昧地釋放意圖自立的政治信號。軍閥之所以冒僭越之嫌、行非常之舉，拋開所謂的“君權神授”天人論和天命觀不說，還是主要依仗家族自身的歷史地位和政治影響。封建皇權發展至此，面臨著自己所扶植的貴族地主階級“政在家門”式的挑戰。
漢末軍閥割據勢力圖
雖然“政在家門”曇花一現，但它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結束已是滿目瘡痍的腐朽漢朝，將華夏文明帶入一個社會格局“重新洗牌”的階段，此時各路有為之士紛紛登上政治舞臺，聯袂上演一場極富“漢末三國”特色的政治大戲。形形色色的人才集聚各氏家門，一方面“政在家門”帶來陽謀陰謀、遠交近伐等等政治手段“紛呈不斷”，從宏觀上看給整體社會發展製造一些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各個家族精心經營自己的勢力範圍，從微觀上看又給局部地區的社會發展帶來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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