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34

唐宋文坛名家辈出，群星荟翠，最能代表唐宋散文的成就，当属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在宋代时，并没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比如宋代邵博论文把韩、柳、欧、苏并举，吕祖谦选范文以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等七家为代表。直到明代初期，朱右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始有八先生之称，明代中期，唐顺之辑《文编》只录了八家文，后来，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即成定说。

八大家的文章题材广泛，体裁众多、风格独特、它们能多方面反映出唐宋散文的风貌，体现了唐宋古文的特点，是唐宋散文的精华所在。

为什么唐代只选了韩、柳两家，宋代六家？为什么曾巩名气不大也能入选，而名气大得多的范仲淹和司马光却选不上呢？这得从古文运动和独特文风说起。

一、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行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的文风。到唐代初期这种文风还很盛行，这种文风适宜颂歌，不适合反映社会现实，于是有见识之士开始提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王勃、陈子昂等名人都提议改革文弊，可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还是骈体。直到唐代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在总结前辈古文家倡导和骈文家改革骈文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完整的古文理论，把“复古”和创新结合起来，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得到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的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唐代之后是五代十国，社会激剧动荡，到宋代结束战争，开始重文抑武，文学复兴，这时唐代古文运动已经尾声，文坛上开始流行“五代体”“西昆体”，古文运动内部也出现偏面地学习韩愈的僻涩怪诞，形成“太学体”的不良倾向，是欧阳修率先起来，修正古文运动的方向，他主张学韩文的“文从字顺”而去其“怪怪奇奇”，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把“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的苏氏兄弟取为上第，有力地扭转了脱离实际的文风。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之后是苏轼成为领头人，发展和丰富了欧阳修的主张，还培养了不少学生。

欧阳修是苏轼兄弟的老师，王安石和曾巩也曾拜欧阳修为老师。他们六人通过创作实践，形成相似的风格，建立平易顺畅的散文风格，使得平易的文风长传不衰，对明清散文的理论和创作都有巨大的影响。

八大家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总结者，实践者，是散文史上功绩卓著的大家，而范仲淹和司马光并没有积极参与古文运动和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二、独特文风

八大家中韩、柳、欧、苏是领袖人物，最为杰出，其余人都能自成一家。

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擅长论、辨、书信、赠序、碑志。

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擅长论、辨、寓言体传记、游记。

欧文“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擅长杂记、传、祭文、笔札。

苏洵长于推勘辨驳，尤长于论。

曾巩近于欧文，柔婉平顺，擅长书信、学记、书序。

王安石的散文简结精炼，顿挫纡徐，擅长论、议、记、祭文、墓志铭。

苏轼之文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兼善众体，尤精于论、议、书信、随笔小品。

苏辙之文一波三折，情韵悠然，写得最好的是书信和亭记。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精力放在修史和政治上，而不是文学上。

范仲淹写过“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这样的金句，但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庆历新政、戍边御敌上，而不是写文章。

综上，八大家是在散文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而司马光和范仲淹虽然名气响，但他们把主在精力没有用在推动和实践古文运动上，“唐宋八大家”作为散文集，他俩没有代表性，所以历代没有把他俩选入。

参考书目：

刘禹昌、熊礼汇译注《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

江雪阁

自从明朝人朱右提出了“唐宋八大家”这个口号以后，唐宋散文也开始在中国文坛上闪耀夺目光彩，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唐代古文，三苏父子、欧阳修和曾巩，领导了宋代古文运动，他们八人被后世称之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可是在这八人之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曾巩，却显得有几分德不配位。宋朝还有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这样的文学代表人物，为何一个看似默默无闻的曾巩，却突然入选了唐宋八大家行列之中呢？

名气卑微，到底是何原因？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人，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曾巩自幼展示出记忆力超群的过人天赋，读书时能过目不忘，脱口就能吟诗词，十二岁就能写文章。这样的一个天才神童，十六七岁时已经名闻四方，二十多岁携文章拜见欧阳修，轻松成为了这位文坛大佬的门生。根据《宋史》记载，他们二人第一次见面，欧阳修一读到他的文章，可谓是：“一见其文而奇之”。以至于在后来的古文创作中，曾巩也成了古文运动中的核心人物。

只可惜在世人的印象中，欧阳修最杰出的徒弟是苏轼。其实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宋代文学的巅峰作品为“词”，纵然有许多入选语文课本中的散文，可是仍然难以取代宋词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曾巩作为一代文人，一代文学大家，竟然在光彩夺目的“词海”种毫无建树，实在是让人心生遗憾。毕竟宋词背起来可要比古文朗朗上口的多，传播度更是远胜于古代散文，纵然曾巩在古代散文中成就颇高，也难以改变散文流传度低的这个事实。

曾巩除了只有一技之长傍身以外，他不为后人所知的换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了解他的渠道实在是少得可怜。先来看看这八人之中的其他七人，韩愈流传最广的散文为《师说》，柳宗元也有《黔之驴》这样叫得出名字的散文名篇，同时这两个人更要拿得出手的古诗，比如语文课本中必学的《早春》、《江雪》，只要会背这两首诗，自然会对这两人印象深刻。再说说曾巩的老师欧阳修，还有他的同窗苏轼，更是宋朝有名的诗词大家；即便是没有什么记忆作品的苏洵、苏辙两父子，“一门三学士”的故事，足以让这一对父子光耀百年了。

就连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的范仲淹，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名句；王安石更不用说，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又有几人不知，几人不小晓，他的名篇《伤仲永》，历来都是中学课本里面的必选佳作。无论是这些入选或没有入选“八大家”的这些文人墨客，抛开散文不谈，还有自己的传世佳作和绝活。反观曾巩，他除了“唐宋八大家”这个名号，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亮点了。没有让后人印象深刻的散文名篇，没有流传于世的优美诗词，更没有可以依托的家庭关系。所以当这个人被选入“八大家”之列时，世人多多少少都会觉得他有些名不副实。

德不配位，是真是假？

曾巩真的是名不副实吗？不妨先去了解一下等待人对于曾巩的评价吧。前文中有提到，欧阳修除了初次读曾巩文章，就感到这是一个奇才以外，曾巩更是他最喜欢的学生。这位文学巨佬能在自己的文章中评价曾巩：“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原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曾巩是他的百位门生之中，可以展翅高飞的那一只雄鹰。不仅如此，当时有不少的人诽谤曾巩的人品和散文，这个时候为他站出来辩护的竟然是王安石，他曾写过这首《赠曾子固》：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後日犹为班与扬。

他之所以能够在宋朝文坛掀起波澜，必然与他的文学成就有很大关系。曾巩自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经世致用的观点运用到自己的文章写作之中，所以他写文是为了明道，为了给人民提供治理天下的方法，他怀揣济世之心借古言今，这种经世观，正是他文章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他的文章在治理国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才会被当时的时代如此所推崇，即便是在元明清三代，曾巩散文是那一些怀有伟大抱负文人的必读之作。他虽不善于诗词，因为他对诗词从来没有刻意而为之，曾巩也有诗词流传于后世，可是他在写诗写词之时，是一如既往采用朴素风格，摆脱了宋词的靡靡之音，自然与当时的时代不符合。不过他鲜明独特的散文个性，流传于后世的文学思想观，至今都在文坛中熠熠生辉。

就曾巩的名气而言，他或许不像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成为那个时代拒不可攀的高峰。但是他自幼所接受的儒学修养，让他将古代散文作家的修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才是他真正的鲜艳夺目之处。更何况时代潮流也并没有抛弃他，曾巩一直在文坛中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但是他却未曾暗淡过。

《曾巩文学思想研究》

《曾巩散文在两宋的接受研究》

《曾巩文学思想及其传播与接受》

藤树先生

因为曾巩是我们普通人写文章可以做到的极限。

事实上，由于我们学唐宋八大家的东西大多来源于小学初中，教育部选的更多的是欧阳修、苏轼他们的，而且要求全文背诵。我印象里曾巩的文章就选了一篇《墨池记》，还只是要求熟读全文的。

但是，历史上对曾巩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比如秦观就说：

“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曾巩文章冠绝天下，这是没问题的。至于说曾巩的诗写的不工整，毕竟评价的人是秦观，写诗词看谁都是渣渣。那么，曾巩的诗写的怎么样呢？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说：

”远比苏洵、苏澈好，七绝有王安石的风致。”

这个评价就算可以了吧。

那么，曾巩的文章究竟好在哪呢？我们还是以墨池记》为例：

与苏轼不同的是，苏轼写东西喜欢对景色进行那种大气磅礴的描写，这地方风景秀丽，大雾横江，水波接天……但是曾巩写墨池是想干嘛呢？

原来是在临川这个地方，有个叫王君的教书先生，想让曾巩写篇东西，鼓励一下当地的读书人。所以曾巩在写的时候，居然一个字的废话都没：

1. 墨池在哪；为什么叫墨池？和王羲之是什么关系？——据说王羲之练字，但可能是谣言。

2. 那么，王羲之真正的品质是什么呢？——“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3. 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这是一篇完美的公文。

我们在生活中，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领导对公众……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东西，但平中出奇，并不容易，而曾巩的文章，清一色是这个特点。

这么说吧，如果你读苏轼的文章，感觉像是在看林志玲，美则美矣，但不是你老婆。

而曾巩文章则是：你读了就知道，他真的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有一说一，非常稳。

毕竟在我们生活中，不管做什么，靠谱的人总是最可爱的。

所以曾巩的文章，一直被历代的才子吹爆。说到底，写鬼容易，把人的事情写明白了，这才是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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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八大家中，人们更熟悉另外几个人，比如韩愈，柳宗元，比如苏轼，欧阳修，比如王安石。他们不但官做的大，而且都著述丰富，尤其每人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名词，至今仍然慰籍人们的心灵。他们每个人都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所以才能成为唐宋八大家。

曾巩相比他们，就逊色得多，虽然他的著述更加丰富，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等等，而且散文写的也非常好，但是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文章，我们在学生时代几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他的官当的也不大，只是个太子舍人，也没有突出的政绩，可是为什么他被推为唐宋八大家呢？

为什么象司马光或是范仲庵这样的名臣却没资格成为唐宋八大家呢？无论文学上的成就，还是政治上的作为，曾巩都不如司马光，司马光仅凭《资治通鉴》就足以压倒唐宋八大家，何况司马光还有著述，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范仲庵在文学上的成就，仅一篇《岳阳楼记》就有资格进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何况范仲庵的词也非常有名，他又是一个政治家，改革家，再加上词人和散文家，这还不够唐宋八大家吗？

我认为这二人也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不过呢，说起唐宋之间的文坛大家，又何止八位，八十位也有，为什么只此八人呢？这就要问问唐宋八大家是怎么来的了。原来明朝有个人叫朱右，他编了一本书叫《八先生文集》，书中搜集的正是这八位（唐宋八大家）的著述，认为这八个人的水平代表了唐宋的最高水平。

不但如此，后来又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又重新编撰了《八先生文集》，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四十四卷，隆重推出唐宋八大家。这本书很有名，很权威，所以以后人们就习惯性地称这八人为”唐宋八大家“。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并不代表这八个人是唐宋间最有才华的文学家，前边说过，象司马光和范仲淹等人丝毫也不逊色于这八人。

至于曾巩，虽然他在散文方面稍逊，但是他文学功底的深厚，知识的广度上均超过了其他人，他除了精通散文和诗词外，如表，疏，礼，律，传，学，典章，制诰，金石，跋尾，碑文等等他都精通，所以把他列入”唐宋八大家“，也是实至名归，几百年来人们都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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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他们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入选的理由是他们在散文上的杰出成就。

唐宋八大家中，名气最大的是苏轼，名气最小的是曾巩。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曾巩的作品名气不大，而其他七人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可能会让人对曾巩的入选产生困惑。

名气的大与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名气代表着作品的普及度的，名气大表示作品普及度高，反之名气小代表作品的普及度低，但是名气小并不表示作品的水平不高。若按名气来评判曾巩是否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这其实犯了逻辑的错误。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在散文上的成就极为出众。王安石曾说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亦赞扬道：“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刘熙载在《艺概》中写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这些文学大家的赞扬，从侧面反应出曾巩的散文水平极高。

曾巩最为擅长记体散文，其中的名篇有《墨池记》、《学舍记》。后人编写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

如果你没有读过曾巩的散文，但以现在的名气来判断曾巩是否应该入选唐宋八大家，这有欠考虑。

司马光和范仲淹的名气很大，但是司马光的主要精力在于修史，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道：“至于属文，实非所长”。范仲淹名气最大的散文是《岳阳楼记》，但就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来看，曾巩略胜一筹。

阅读与思维

诚邀。

首先要明确，“唐宋八大家”指的是是唐宋时期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最初是明初朱右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又有《文编》一书，选了这八个人的文章。再后来嘉靖年间一位叫文学家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抄》，这便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

再来说说曾巩，这些人中貌似曾巩相对于其他7位名声弱了些，就像题目说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没评上八大家，为什么曾巩入选了呢？

其实这是后人的误解，首先是散文不像诗词歌赋那样能在民间流传很广，他更多的是在知识分子中相互比较和发展的一种文体形式，而曾巩在诗词上倒是没有很多经典作品，其他几位里面比如苏东坡，他的诗词就写的很好，所以知名度更高一些。再一个就是曾巩在仕途上，也没有像苏东坡，欧阳修等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看起来似乎默默无闻。

但曾巩其实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自然淳朴，自成一家。他的老师是欧阳修大家都清楚，有一个小故事:

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觉得写的太过瘾了，汗都下来了，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本来要给第一，结果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

所以，可见曾巩的确文章水平很厉害的，他的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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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他们八人都是名气很大的文人，暂且不说韩愈和柳宗元，那么为何名气不小的范仲淹和司马光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呢？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骈体文得到兴起，而唐朝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兴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提倡学古文，习古道，柳宗元等人支持这一说法，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到了宋朝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也形成了一种风尚。

有人提出曾巩声名不显，名声不如范仲淹，司马光，但还是入选了“唐宋八大家”，这是错误的观点。曾巩是宋朝有名的文学家，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骨干核心人物，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史书对他评价极好。《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

范仲淹虽然有名，但是范仲淹文学成就的基础点在政治，他的散文虽然有复古精神，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服务政治，另一方面他的诗词忠于生活符合时事，但是相对于“唐宋八大家”的立意稍逊一筹；司马光文学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主要是因为负责编撰《资治通鉴》，但是那是一部史书，相对于复古的“古文运动”而言，没有多大关系。

唐宋八大家对古文运动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虽然范仲淹，司马光在文坛上负有盛名，但是还没有达到文坛领袖和文化运动核心，所以没有入选“唐宋八大家”也是必然的。

源稚生

这里要确认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曾巩名气不大，列入唐宋八大家，不合适吗？另一个范仲淹、司马光等人为何没有进入唐宋八大家行列？

首先，曾巩名气不大，这是有很强的宣传效应。我们不太了解曾巩，是因他的诗文不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诗文流传广，与其他唐宋七家相比也不如。就拿课文为例，曾巩的诗文几乎没有收录过。而我们普遍的人读过的古代诗歌和散文少之又少。曾巩在他的时代还是名声大噪的。

其次，范仲淹、司马光没有列入唐宋八大家。我认为，一方面唐宋八大家都是散文家，范仲淹司马光散文并不见长;另一方面范仲淹、司马光虽然在文学上很高，但他们的身份标识主要还是政治家。

羽书迟

“唐宋八大家”在明代末期才被标举成名，从明初朱右所选的《八先生文集》，到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选取的都是此八家的文章。最后到明末茅坤选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因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起来，后代治文者都以此八家为宗。

于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就被定为“唐宋八大家”。其中苏轼、苏辙、曾巩是有着“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北宋嘉佑二年的及第进士（乙等）。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宋八位散文家，而不是诗人、词人、政治家、史学家。曾巩在现代的名气不大，只是由于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被选入语文课本，记忆中只有一篇《墨池记》，还不是必背课文。课堂上接触得少，自然就觉得名气不大了。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评价曾巩文章“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钱钟书先生也说过：”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曾巩的名气不是不大，而是我们见识不够罢了。

范仲淹一生政绩卓著、晓畅军事、文学成就突出，西夏人称赞他“胸中有十万甲兵”。他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因而他的文章主要贡献是在政治领域。况且，我们熟悉范仲淹，多是因为《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司马光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自谓“至于属文，实非所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史和从政方面。

因而，曾巩的名气很大，他具备入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水平。范仲淹和司马光的名气也很大，只是专攻的领域不符合“唐宋八大家”的评判标准。

倚斋听风雨

我是文开石，我有靠谱的答案。

中国人自古喜欢搞排名。

动辄就出来个”N大XX“，不过九成九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者因为某个契机、某个人的一句话而间间流传。

这种N大，既不是真实水平比拼，更不是名气大小，多数也不是权威，不是评选出来的。

四大名著就是把流传最大的四本合称，198几年才正式有这个说法。

就像四大美人直接真人加传说都有。

”唐宋八大家“怎么来的？

明初朱后（1314－1376）遍了《八先生文集》。

唐顺之（1507—1560）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

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1512—1601）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就是这么回事，三个文人先后把这八个人列为八先生，合编在一起而已。

为什么选这八个人，和编纂人的所处历史环境关系更大。

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的典范，应该加以提倡，并着手编选和刊行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他们的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

试猜诸人入选和落选原因。

曾巩

所谓名气不大是见识太短。他是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少年时“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于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司马光

更让一般人熟悉的是”砸缸“和”资治通鉴“。他的成就和精力主要放在修史和从政上。文采不错那是因为肚子里学问太大。而且他也没把精力放在文学上，写文章更注重实用性，所谓“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自我评价都是“至于属文，实非所长”。

范仲淹

和司马光类似，重心在于政治。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

關鍵字: 文化 曾巩 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