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争当省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的要求，努力探索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是对省域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大考，考量我们的思想意识、能力水平，特别是抗风险的韧性。健全的制度体系、卓越的治理能力，是经过无数风险磨难、严峻考验后形成并发展的。数字化治理、包容治理、公共应急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探索和经验，为省域治理现代化打开了新通道。
出院患者占全部确诊患者达87.1%，90个县（市、区）都是低风险区域，全省精密智控指数平均得分96.87分……这是3月2日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的部分内容。与其他所有场次的发布会一样，数据都是“主角”。
用数据这一直观的形式介绍情况，其实并不仅用于这场特殊的战“疫”。数据对浙江来说不只是辅助工具，更是一种治理手段和治理理念。1月23日，在全国首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月9日，首先发布五色疫情地图，实施分区分级管理；2月17日，全省推行“健康码”，防控、复工两手抓……
数往知来。大数据防疫揭示的治理新变局，源自于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畴镛说，“一图一码一指数”背后，是浙江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技术创新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生动体现，是浙江数字政府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效能的坚实底气。
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公安分局朱家尖派出所民警上门指导企业员工如何通过手机二维码办理网上电子居住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拍友 邹训永 夏毅 摄
一个“健康码”里的精准治理
当某些地方干部手拿表格一个社区一个村登记疫情，一些居民焦头烂额办理各种出门证仍“举步维艰”之际，浙江却用一个“健康码”率先破题。
在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控制病毒源头是治本之策，防止病毒传播是关键之举。一人一档的健康码，就是从源头和传播两个方向构筑起防线。这枚“健康码”，根据重点区域疫情风险、申请人到访疫情地区的情况、申请人与密切接触人员的接触状况等空间、时间、人际关系维度，分别赋予红、黄、绿三色二维码。显示“绿码”者可直接通行，显示“黄码”和“红码”者需接受相应隔离措施。经申请者手机扫描、填报等简单几步，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申请者个人健康状况、行动轨迹等信息汇入“云”中，让防疫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全量、实时的信息。
简单说，这枚码高效地“管住重点人、放开健康人”。互联网产业高地杭州市率先推出的“健康码”，很快被推广到全省，实现“一次申报、动态管理、跨域互认、全省通用”，为浙江回归正常秩序奠定基础。之后，又迅速向全国推广。
“出门买菜、上班工作，有了绿码，真的畅行无阻。”余杭乔司街道平安办副主任金卫明深有感触。大年初三开始，他就在高速卡口值班，尽管随身带着纸“路条”，但一开始因不同村、不同街道管控要求不尽相同，上下班路上经过的四五个卡口，都免不了一番解释，甚至还在一个小区的卡口上打自己社区电话“求证明”。
衢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健康码”创新实践案例，推进“精密智控”。周颖 摄
一码管住重点防疫人群，搞定复工复产难题。数字化治理正在为浙江全面打造新型“防疫系统”。
疫情暴发之初，由于有人口流动数量大、频率高这一“体质”，余杭区迅速“中招”，确诊人数在杭州14个区县居首。余杭必须快速“重拳”出击。
聚集了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企业的余杭，“互联网思维”早已根植于社会治理中。2月3日，余杭开始实施防疫“最严禁令”；两天后，“健康码”1.0版呱呱落地，并在4天后正式“上岗”。仅1周时间，余杭就摘掉疫情“重灾区”的帽子，“逆袭”为复工最快区县之一。截至3月1日，余杭已连续20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已复工企业达48075家，基本实现全部复工。
以“智治”促治理。浙江数字化变革的全面深化，为疫情下的省域治理奠定基础。
在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看来，浙江积极探索将“最多跑一次”理念运用到治理领域，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防范化解风险，无论是余杭创造“健康码”这个全国第一，还是浙江启动一级响应这个第一，都可以视为浙江治理现代化发展到当下的“必然”。早在本世纪初，我省就开始部署数字浙江建设，从“四单一网”到“互联网+政务服务”、再到政府数字化转型，逐步推进治理现代化。浙江以大数据赋能精准治理，更照见了科学生活的美好模样。
一张“五色图”上的动态决策
在不少地方还纠结于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两难选择时，浙江已有条不紊地执行各行动计划，治病防疫、包车包机接员工……从各级领导的介绍中总能看到一张神奇的“五色图”，这是各类指令背后特殊的“参谋部”。
浙江首创的“五色图”，被称为县域战“疫”图。首位成员是疫情风险地图，以“健康码”为数据基础，把90个县（市、区）按风险高低绘制成红、橙、黄、蓝、绿五色，并每3天动态调整一次。 图上每一小块颜色的变化，反映各县（市、区）分类管控、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成效。
2月9日，浙江首张疫情风险“五色图”。
在“疫情五色图”基础上，我省又新添“复工率五色图”等。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五色图”融入分级分类管控等科学治理的思维，用简单易懂的呈现，既为科学精准有效防控提供依据，也为全省复工复产提供有效宏观引导，还缓解疏导了群众紧张情绪，一图多得。
以“疫情图”和“复工图”精准推进复工复产，为浙江实现“两手硬、两战赢”目标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信心支撑。数字技术应用的背后，是浙江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加快数字浙江建设、提升治理效能的要求。
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蔡宁说，治理者决策的关键是要牢牢把握主次矛盾的变化，主动作为。各地近年来花大力气开发的“城市大脑”等开放式智慧治理平台，在疫情防控中脱颖而出，成为信息作战的“指挥舱”“驾驶舱”。
我省一级响应启动后，衢州市依托城市数据大脑2.0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智慧交通等基础上，用大数据“找到人”、用大系统“管住人”，用大平台“看好门”、用大网络“守好门”，织密了防控网。
人还没进家门，从疫情重点地区返回衢州常山县老家的市民小陈，就收到了隔离观察期间的注意事项，以及驻村干部、网格员等的联系方式，这让原本有些焦虑不安的他“可以安心地宅了”。这些信息“触发”于小陈在衢州站刷身份证出站之时。当地以大数据助力防疫，通过一个身份证号就能核查市民是否从重点地区回来，进而制定“一对一”防疫方案，同时调动当事人所在镇街、村社做好服务。
疫情随时在变。在防疫新阶段，浙江启用由管控指数和畅通指数综合构成的精密智控指数，让该静的继续静下去，让该动的有序动起来。这一指数，已成为评价各地工作的“KPI”（关键绩效指标）。
3月1日疫情风险“五色图”，浙江全省“转绿”。
2月18日，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另一场战“疫”赢得初步胜利——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和二区开业。当时，义乌刚从“黄色”变为“蓝色”，尚不是在一般人看来最保险的“绿色”。但决策者读出“黄变蓝”中向好的大趋势，果断作出决策。到2月21日，义乌果然再降为“绿色”。国内外评论：占据浙江经济半壁江山的进出口贸易迎来一个重要转折点。
精密智控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大大降低治理成本。2月末，在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务业企业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全面复工的同时，全省企业产能恢复率指数达到76.75。自复工以来，浙江未发生应返工导致的新增确诊病例。
一条新通道中的共享共治
疫情防控、企业复产……一个又一个不断生成的数据，成为照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镜子，考验着政府“计算”数据的能力。人们在浙江看到了大数据的共享共治生态圈。
县级医院是否有能力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远程医疗可赋能。自1月29日患者丁某从缙云县人民医院出院，我省陆续有患者从县级医院出院。振奋人心的事例给浙江县级医院的救治能力开了“证明”。
缙云县人民医院院长李潘良说，得益于持续的“双下沉、两提升”、医共体建设和分级诊疗改革，让当地实现多级联动：向上借力远程通讯，可以连线远在400多公里外省城杭州的医共体建设单位浙大一院，“借智”救治患者；向下，走村过户的“健康直通车”，让服务“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认为，受制于体制机制影响的数据“孤岛困境”难破解。记者注意到，服务于战“疫”的更多大数据集合，进一步释放信息化治理平台的潜能。从数据共享到共治，数字治理生态正在浙江各地形成。
作为杭州“东大门”的杭州火车东站枢纽，处在防疫一线。这里的日常管理涉及省市区职能部门、地方运输保障单位、铁路部门等50余家单位。特殊战“疫”打响，进一步促成这些单位更多的信息共享。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购票数据，火车东站疫情小组实现点对点给到站旅客推送提醒短信，针对重点旅客提早与属地单位联系，做好“个人定制”方案，实现“下了车门送进家门”。
数字化手段打开了又一个治理新通道。背后是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数字化变革，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政府数字化转型，发挥最大的治理优势。
点线面相结合、防控管打相贯通的治理通道，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变事后治理为事前治理。1月31日，面对成百上千的高速出入需求，遂昌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队长黄根华和同事主动“捣鼓”了一个车辆智能登记系统，不仅让车子在卡口无接触“秒过”，还能在发现重点人群之际“秒通知”，协助街道、村社提前做好预案。该套系统推广到丽水全市后，又把全市重点人员的出行统一管起来，大大减少防疫死角和盲区。
线上线下相融合、上下级相联动的政务服务通道，展现出治理现代化的广阔前景。1月27日，面向公众的浙江省新冠肺炎防控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在“浙里办”APP上线，群众和企业不仅可以“掌上办”“在家办”诸如公积金、市场监管、投资项目等绝大多数事项，还可以访问互联网医院，获取居家医学观察、心理健康等服务。“浙里办”背后还有活跃在街头巷尾的33万网格员，通过他们，群众的一思一虑可以反映在省级决策中。一个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立体式的政府数字化服务体系正在逐渐完善。
大数据突破时空限制，以更亲和的姿态拉近了各方沟通的距离，为民意表达、信息公开等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高效的平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极限挑战。在这次挑战中，“数据跑路”的能量进一步爆发。
杭州市余杭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现场，杭州城市大脑余杭平台精密智控系统正在运作。
王俊逸 摄
让数字治理推动治理现代化
——访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蔡宁
记者：您如何看待数字治理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蔡宁：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就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但如何让多主体共同参与？这需要一个开放、高效、智能、互动性强的治理平台。凭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所建构的平台，给数字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的探索实践来看，大数据正在给传统社会治理带来颠覆性变革，符合我们对于治理现代化要求的预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数字治理符合这一要求。
从数字浙江建设开始，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浙江在数字治理方面的探索没有停止，而且路子越走越宽阔。不管是体制机制，还是技术运用，或是数字治理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浙江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为浙江省域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目前数字治理中有何问题需要重视？
蔡宁：防疫战中，人们对数字治理留下不错的评价，但是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改进。一方面，政府数据还要更开放。政府掌握着全社会信息资源的80%，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产生数据需求多样与供给有限之间、数据分散使用和集中管理之间、数据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等的多重矛盾。这方面，我们可以制定平台组织规范、数据识别规范，识别主体特征数据和公共性数据等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对象、分领域、分阶段向全社会开放政府数据。另一方面，破解信息孤岛还要再加码、数据支撑服务还要再深化。比如这次大数据参与防疫工作，相关的数据资源涉及到多个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将这些分散的大数据资源更及时更有效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发挥好大数据分析的支撑服务作用。
记者：数字化治理中，一些企业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些成员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宁：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我们要让企业“英雄有用武之地”，比如研发场景化应用的平台和空间建设。这方面，浙江作为互联网经济大省，有独特优势。这次疫情中，助推大家云上办公、云上教育的钉钉，助力各地复工复产的“健康码”开发者支付宝以及提供网上问诊的微医，这些都是浙江的企业。他们在数字治理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要实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企业获取部分政府开放数据后，在获取商业价值的同时可以参与社会治理。而企业数据的依法开放，又可以支持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极大提升政府对于金融安全和贸易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数据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隐患问题，并在数据的开放利用和应用创新中给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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