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的土地制度變革開始，在經歷了三十年時間後，中國經濟又走到一個歷史關頭，農村土地問題又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起始點。
這裡不妨回顧一下這個歷史過程。
1978年到1980年的農村土地改革實際上是在近乎完全被迫的條件下，一個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對土地制度的一次革命性的變革，由此引發了中國農業在不
大規模的技術改造難以跨出國門，而沒有大規模的資本投入要適應國際市場也是不現實的。
資本市場的創新就成為第二階段中率先進行的變革，也是中國改革的新的里程碑。股票市場和新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斷浮出水面，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城市土地管制制度的放鬆，開始近十年的房地產運動，這場運動的中心依然是對投入要素控制的競爭。但不期而遇的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進程和步伐，使得中國可能出現在21世紀初的經濟緊縮提前到來，同時，中國剛剛開始的過剩經濟的狀況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的第二階段的經濟週期嘎然而止。
“軟著落”的場地在哪裡?進入WTO就成為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完成的目
經濟開始影響世界經濟的走勢，而不是被動地接受。這時尋求能夠左右中國經濟的未來又歷史性地回到土地上。
有一個基本共識，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後，當我們的外貿依存度超過40%以
的所有權變革。
在與朋友討論未來中國土地的問題時，有一點是共識的，中國未來長期增長的重要源泉是農業土地的效率問題。
在蘇北的調研也深深感到，地方政府為什麼熱衷於“開發區”模式，可以明見的是，用於農業生產，即使種植現在流行的高效農業，農民的淨收益每年每畝
方式要達到工業生產的平均收益率是不可能的，解塊土地的產權形式達到集中集約化生產的模式，縮小工業與農業生產的效率，輔之以價格改革和適當的補貼，可以使中國農業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農業部門。
但是，十分令人擔心的問題是，這次農業土地變革是否會成為對農民最後一次也是最徹底的一次掠奪？在計劃經濟時代是以農業勞動力的不可流動和工農業
的“圈地運動”稍微文明一點外，其本質的特徵是完全相近的。
那麼，如何避免對農民的最後一次也可能是最嚴重的傷害？這是這次土地改革能否成功的根基。
土地集中過程中的產權調整如何實現?如何防止對農民的最後一次也是最嚴重的全面的傷害是土地變革的前提。土地的集約化和現代化使得大量農民離開土
城市居民的收益。那麼這場變革將成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無法擺脫的夢霾，中國的改革將無法進行下去。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一方面必須離開土地，另一方面又不能沒有土地。實際上，中國農民在改革開放後己經為我們走出了一條道路，就是“農民工進城”，其核心是不放棄對農村土地的己有產權，作為最後生存保障，而進入城市謀取更高的收益來彌補工農和城鄉之間的差距。但是，由於現有農村土地產權的本身的弊端，農村土地在兩次土地承包過程被零散化，農業的基礎設施大
淨收益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內在需求。
首先，土地產權的變革是資本大面積進入農業產業的前提，就以18億畝的底限耕地為基數，每畝增加100元投入，可以引發整個產業鏈上千元收入的提升。同時，避免過去從農民掠奪土地行為的延續，資本的進入才可能實現對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和現代化的改造，農民從土地中獲得的剩餘控制權收益才可能
有序的土地流轉制度將是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中足以載入史冊的篇章，越過這一歷史關口，中國將進入高速發展的新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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