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中國的書法藝術很講究傳統文化的底蘊，故大凡古代的讀書人或者說知識分子書法不行會被人恥笑甚至自慚形穢，而相當一部分在史上留名的大學者其書法作品都不會太差。翁方綱就是這樣一位學術和書法並稱的大家。
在有清一代，翁方綱與劉墉、梁同書、王文治齊名，並稱“翁、劉、梁、王”。四大書法家，亦與劉墉、成親王永瑆、鐵保齊名，稱“翁劉成鐵”。他的字不僅寫得有一定水平，同時在經學和詩學上也有創穫頗豐。
翁方綱，號覃溪，大興人。進士出身，仕途上是從一般的翰林院編修做起一直做到內閣學士。在大半生遊宦生涯中，先後當過廣東、江西、山東等幾個省的學政。晚年參加過著名的“千叟宴”。
作為一名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官員，翁方綱自己的學問非常淹博。他熟諳群經，有書、禮、論語、孟子附記，併為經義考做補正。史傳記載他，“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所為詩，自諸經註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論者謂能以學為詩。”
在“以學為詩”的“詩法”上，翁方綱主張復古。特本人一生仰慕杜詩，認為杜詩是最能體現＂理＂，與其他學者仿杜學杜方法不同，他以杜詩中能夠反映＂文理＂、＂義理＂兩個方面的內容來闡發其＂肌理說＂的內涵，並逐漸形成自己的詩風。如他把杜甫詩句“法自儒家有”，解釋為“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由於他自己就是位書法家，深諳詩歌和書法藝術的相通之理，因此在書學視域下觀照杜甫詩歌，首次大量借鑑書學術語批評杜詩：以自然天成、質厚古樸論杜詩的藝術風格；以向背、虛實等論杜詩的章法結構；以圓筆、勒筆、提空之筆等論杜詩的藝術技巧。這種獨具特色的杜詩批評理論系統，可以算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翁方綱的詩歌復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他特別推崇江西詩派的黃庭堅。他認為，“宋詩妙境在實處”而且片面強調詩歌的考證作用和史學價值，把詩與“經術”、史料混為一談。所謂“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鑑古今。一代詞章配經術，不然何處覓元音？”
翁方綱有詩九十四卷，然向來評論者評價不高，認為其以金石書畫之考據入詩，造成詩歌板滯、艱澀，難稱為詩。其實翁氏集中有很多＂得詩人之正＂的詩歌，有一定文學性，其以金石書畫之考據入詩乃是刻意而為之。翁氏與朋輩酬唱贈答的詩作中亦屢見金石書畫之考據，其所實現的又是＂詩可以群＂的交際功能。
袁枚、洪亮吉對翁方綱詩歌“以考據入詩”的評價最具代表性。他們的評論集矢於“瑣碎零星”．重賦而輕比興，鈔書之嫌以及缺乏性情。翁方綱詩歌的這些缺陷，雖然或多或少呈現出與考據的關係。但根本原因是翁方綱對“事”的過分鋪排，並強調詩歌解讀的唯一性。他作詩“取境”不擇，“事”與“情”在篇幅和創作方式上迥異，使得這種“學術詩”艱難晦澀，佶屈聱牙。
在學術立場上，翁方綱重視考訂之學，但“以衷於義理為主”，當時錢載斥大學者戴震的考訂之學為破碎大道，翁方綱卻認為：“詁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考訂訓詁，然後能講義理也；然震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不盡然。”這的確是持平之論。
在史學方面，翁方綱並不見長，其史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以正統觀審視歷代史書，主張讀史應鑑古知今，尤其關注典章制度。在各種史書體裁中，他偏好紀事本末體，認為紀傳體、編年體各有優缺點，但紀事本末體最適合資政。他的這種史學觀念形成於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充分反映了清中期官辦學術工程下的學術思想特色及其生存狀態。
由於翁方綱學識廣博，再加上對顏書、歐書和唐人寫經、漢隸都下過很大的功夫。因此，他的書法講究無一筆無出處。他寫字有一個習慣，就是酷愛模仿。每次寫字的時候，他總是竭盡所能地讓每一筆每一劃都酷似前代的某一個人。如果這一橫要像蘇東坡，那一捺就要像李太白，非常講究。他的行書是典型的傳統帖學風格。連貫柔和，不急不躁，循規蹈矩，很有特色，不失大家風範。
翁方綱於八十六歲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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