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約好的採訪時間，民警高達爽約了。
四個半小時後，他才回復我：“不好意思，突然接到抓捕任務，才回來。”
高達要抓捕的是他所在轄區內一名因鬥毆致人輕傷的“潛逃”青年。轄區地處雲貴邊境的山村，處理年輕人打架鬥毆案件並不鮮見，但因為尚在疫情防控期間，派出所不能拘留，只能辦理取保候審，規定青年在轄區指定範圍活動。
事情因此變得棘手。被“取保候審”的年輕人不識字，更不懂這條法律意味著什麼，被“放”回家後，他以為“沒事了”，當晚就買了車票，準備次日照常前往廣東打工。接到通報的高達和同事們不得不再次出警處理。
一邊是山村社會流動停滯下的矇昧，一邊是防疫工作的辛苦細碎，疫情之下，基層民警面對的情況變得愈發複雜。
疫情困獸
今年的春節，是高達從警多年來處理打架鬥毆案件最多的一段日子。疫情的到來，伴隨著山村“打群架”數量的猛漲，是高達未曾料想的疫情“次生災害”。
高達所在的轄區位於雲南和貴州交界的山區，移動網絡不通暢。恰逢過年，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來，正常情況下僅有的娛樂便也只有吃燒烤、喝酒、去網吧、打麻將、走親戚。
由於疫情的影響，燒烤攤、網吧等實體商業全部關閉，打麻將、走親戚等聚集活動一律取消，年輕人窩在家裡無所事事。年後，廣東、江浙一帶的各大中小企業都延遲開工，打工者的假期無限延長。陳年舊事、各式糾紛在日復一日的枯坐中摩擦滋生。
更重要的是，沒錢了。“據我所知，很多人買了年貨、過完年，現在身上所有的錢也僅僅只夠一張車票了。”發愁生計、復工遙遙無期，焦慮的情緒在封閉的“隔離”環境裡更是衝突的導火索。
“戰爭”四起，像高達這樣的基層警察便只能在反覆的勸解、鑑傷、抓捕中疲於奔命。
同樣陷入救助困境的還有山村內的精神病患者。
正常情況下，他們如果能按時服藥，多出門走走緩解情緒，就能減少發病的概率。但在“不能出門”的防控要求下，隔離的精神病人情緒不穩，高達所在轄區內的很多精神病人都發病了。
七天前的一個晚上，高達接到報警，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拿著菜刀亂砍，砸壞家中財物、砍傷家人。
如果是平日，高達接警後會聯繫轄區內精神病醫院的救護車等在一旁，待民警制服患者後，直接交給醫院處理。但最近，由於疫情的影響，救護車全部被抽調到防疫一線。
沒有了醫療手段的現場輔助，高達和同事只能用束縛帶等工具將精神病患者捆起來，再隨患者家屬一起將癲狂的病人送到醫院。
2月27日，孝感市孝南區楊店鎮解放社區一處疫情防控點，工作人員檢查來往車輛的通行證
比起人數眾多、場面激烈的打架鬥毆，高達更怕的還是有關精神病患者的出警。也是這個晚上，發病的患者拿刀砍向了高達——無意識的病人使那一刀的力量幾乎毫無保留，是高達手裡的盾牌救了他，幸運地在巧妙的角度把迎面而來的菜刀擋飛。
“最近精神病患者發病太多了，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有一兩個吧。”下一次失控的菜刀飛過來的時候，還能不能這麼幸運？高達沒時間去想。
防護難題
因為經常上網、熱衷刷知乎，“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第一次出現在高達的視野中，是2019年12月29日前後。
雖然覺得是“在湖北”，是“普通的、流感那樣的病”，但高達還是在拼多多上下單了N95口罩：23.5元，買50個送10個。
到了2020年1月中旬，一切突然變得緊張起來。“感覺就是一夜之間，所有的口罩都買不到了。”高達在拼多多上提早下單的這60個口罩，成了他和同事們的盾牌，是整個派出所當時唯一的防護裝備。
也是從那時起，民警開始和社區一樣成為基層防控中直接面對疫情的第一道防線。妥善處理基數龐大的疑似病例群體，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密切接觸者、疑似病例、甚至一些確診病例的轉移，大多數都是由基層警察來執行。
2月29日，海口市書場村，網格員潘之讓（右二）與志願服務隊隊員帶著代買的物資，前往居家隔離人員住所
疫情防控職責下沉，基層民警的職責範圍擴大了、迎面而來的“刀子”更多了，“盾牌”卻沒能跟上。
防疫初期，高達和同事們小心維護手中唯有的兩三個口罩，用酒精消毒、反覆使用——即使後來這種重複利用被專家澄清為無效防護；護目鏡當然是沒有的，民警們用的都是形態各異的泳鏡，能防一分是一分；防護服，即使是運送高度疑似人員的時候也沒有見過，高達就穿自己的警服雨衣，運送任務結束，在超市買一瓶50多度的“老白乾”泡著消毒，因為酒精等消毒用品也沒有。
“衣服上一直都有股酒味！”高達笑言。
穿著“老白乾”味道的警服雨衣，高達最危險的一次是20天前運送本地一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他們和確診病例曾一起同桌吃飯，屬於“高度疑似”。去的時候，只有警服、普通口罩和手套。
狹小的警車空間，駕駛室有簡單的防護，疑似患者坐在後排“隔離區”。本來高達要和疑似患者同坐後排，和他同去的領導說因為高達孩子還很小，一旦隔離起來要很久都見不到面，還是他來代替高達去後排。
武漢市公安局江岸區分局百步亭派出所民警沈勝文（左）和戰友一起將汽車加裝隔離板，變成運送病患的專車
沒有防護的領導幸運地沒有被感染，經過20多天的隔離後重回工作崗位；一樣沒有防護的民警奔波在基層防疫工作裡，沒被隔離，卻也難見到幼小的孩子一面。
高達的孩子只有1歲10個月大，還是會在和爸爸的視頻裡絮絮不停說今天吃了什麼玩了什麼，掛斷視頻就會哇哇大哭的年紀。
“到家門口了，我也就只能這麼看一眼了。”採訪過程中，高達發來一張照片給我，透過被雨水模糊的車窗，能夠看到一個普通小區的兩棟樓房，和它們之間為了防疫臨時設置的封堵屏障。
從大年初二到今天，因為疫情防控工作的展開，高達要處理打架鬥毆、要護送精神病人、要運送疑似病例，還要在見縫插針地到社區設卡的路口輔助檢測、維持治安。加上年前的忙碌，他已經兩個月沒有回過家、見到孩子了。這是他第一次短暫地休息，也是第一次“回家”——在屏障的縫隙間，遠遠地望一眼。
情理之間
這些屏障、關卡，一度也造成了基層民警與轄區百姓之間的藩籬。
“山村裡百姓受教育程度、甚至是識字的程度都達不到普遍的要求”，高達說，這些為防疫設置的檢查站常常“處境危險”，有時因為百姓特別不配合，連簡單的測體溫、登記都沒辦法平靜地做完。一些年輕人甚至會直接開車衝撞檢查站，把防護杆撞斷。
“所以我們必須派一個民警去現場，協助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防疫工作”，遇到那些僅因為生活中一點點的不便利而破壞防疫秩序的人，協助工作的民警可以當場帶回，從嚴從重處罰。
但也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高達覺得“執法”還是不能等同於“死板地執行法規”，更不能“跟大城市一個要求”。更多時候，在盡力完成文件下達的防控任務過程中，高達和同事們還要儘量考慮當地的人情世故與風俗。
疫情防控，明令所有人進出公共場所必須要戴口罩。但在一線基層民警都沒有渠道獲得口罩的縣城裡，農村七八十歲的留守老人根本買不到口罩。他們想到銀行取現金維持生活，但買不到口罩，銀行拒絕老人進入，他們只能無助地坐在地上哭泣。
直到現在，本地也依然買不到合格的醫用口罩，只能通過高價的代購。很多老人為了能夠出門辦事，戴的是幾乎沒有防護效果的棉布口罩——是自己用布縫製的。“他們問要到什麼地方才能夠買到口罩，我們確實沒辦法來回答他們這個問題，特別頭疼。”
每次接到這樣的警，除了從自己僅有的幾個一次性口罩裡“摳”出一個新的送給老人之外，高達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有的時候，就……挺心酸的吧。”
村裡有的老人恰在疫情防控封村期間去世，有子女從外地趕回來，因為防疫隔離要求，不被允許進入村子見老人最後一面。“有的不停哭啊鬧啊這些，打我們，罵一些很難聽的話。本來按相關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我們是可以對他們進行處罰的。”
“但是真的”，高達嘆了口氣，“法不外乎人情，像這樣的情況，我們全都忍了。”
除了衝突與繁雜之外，還是有那麼一些“高光時刻”，讓高達為自己的職業感到由衷的自豪。
疫情期間，一位居家隔離的礦工喝多了酒，把隔壁鄰居家瓦房的房梁鋸斷了，醉醺醺地鬧事。礦工身材魁梧，有一米八五高，高達只有一米七三，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合力將這位“魁梧大漢”制服。抓捕很順利，聞聲觀望的百姓很多，有小朋友叫著“警察真厲害！”在歡呼聲裡，高達覺得自己像孩子一樣地欣喜起來。
更感動的一次是高達和三名同事去村子裡督查歸來。因為轄區比較大，從派出所到最遠的農村，開車往返要三個小時，回來以後，飯店、單位食堂都已經關門了。
他們找到一家小吃攤，敲開門，試探著問能不能煮點東西給他們吃。“老闆現準備的材料，給我們煮了麵條，走的時候怎麼都不要我們的錢，掃碼也不讓掃，就說我們辛苦了，辛苦了。”
我問他“疫情防控工作結束後最想做的是什麼？”沒有得到迴音。採訪再一次中斷。
直到次日中午，高達才充滿歉意地回覆我說，他本來在回去休息的路上跟我聊天，結果被臨時叫走到昆明支援，保障農民工復工車隊的安全，手機電量跟他一樣“毫無準備”，自動關機了。他忙碌了一夜，直到此時才剛剛休息，找到給手機充電的地方，回答我的問題。
按照前一天他在採訪中流露的思念，我以為他一定會回答說“想要回家見孩子”。但在兩個月的持續疲憊裡、在休息日再次被“剝奪“之後，他回答說“說真心話，我只想回家好好睡兩天。”
（受訪者高達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尤丹娜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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