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對於中國的新富來說，路易·威登包和寶馬汽車曾是身份的象徵。不過，這些似乎已經過時，他們有了一種新的身份象徵：會說英語、受過大學教育的菲律賓傭人。
而對於這些菲傭而言，這個身份則意味著她們離開年幼的孩子，放棄原本的職業追求，甚至放棄自己的合法公民身份，前往一個陌生的國家，為另外一位母親照顧她的孩子。
她們為了滿足孩子受教育的需求放棄原有的生活來到異國他鄉成為一名菲傭，等到自己的孩子成人之後，又因為僱主的孩子們需要她們，使得她們遲遲無法踏上歸鄉的路。
這是那些總是在滿足其他人需求的女性移民的一生。
菲律賓的聖伊西德羅大學教務處在公告欄裡貼出了一張「承諾書」，這次他們一共公示了15個長期拖欠學費的學生的名字。愛瑪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了那張紙上，她和她的三個朋友都驚呆了。這是她們在這個學校的第一個學年，在這一年裡她們在學校裡成立了一個七人的女生團體，並用成員們姓名的大寫首字母組成的「Ringlets（長卷發）」命名。她們從未想過自己的債務會被學校公示出來。長卷發們用筆劃掉了自己的名字，一個小時之後，她們被叫到輔導員的辦公室。愛瑪承認之前她用筆塗掉了公告欄上自己的名字，並且辯駁道：「我們這麼做只是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情讓我們感到羞恥！」
愛瑪出生在農場，家裡除了她之外還有11個兄弟姐妹。她只能白天在學校的圖書館工作來償還她的債務，然後晚上上課。不過這份工作對她而言也有好處，每天圖書館都會分配給他們一些書來整理，她可以利用工作閱讀這些一般人買不起的書籍。即使學生在圖書館可以借閱到這些書，也同時會有至少六個人想要借閱同一本書。儘管愛瑪主修的是會計，但是她覺得自己其實更擅長閱讀。
在她的英語選修課上，當她的同學們被美國小說中使用的倒敘和擴展隱喻的寫作手法搞得暈頭轉向的時候，她已經明白這些情節在講什麼了。在工作的休息時間她總是會在圖書館裡看書，然後會在看到女主人公被強姦或者被冤枉收監的時候，她會忍不住叫道：「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她的同班同學不理解她的反應為什麼會這麼粗鄙，她會強烈地要求他們：「去讀讀這個故事你們就明白了。」
愛瑪的閱讀和寫作的方式打動了她的人格發展老師，她邀請愛瑪來擔任自己的助教。這個老師發現愛瑪非常自信並且很受學生的歡迎，她就跟愛瑪開玩笑說她在一年之內絕對會結婚。這個想法讓17歲的愛瑪覺得自己被侮辱了。她對自己的未來很有抱負，所以她根本無法接受自己會成為一個家庭主婦。但是她又很享受男友艾德蒙的陪伴。艾德蒙很帥，這讓其他的「長卷發」都很嫉妒愛瑪。愛瑪說：「我沒想過要結婚。我就是，恩，需要有這麼一個人，下雨的時候他會給你送傘，週六的時候他會陪你去看電影。」結果過來不到一年，愛瑪就懷孕了。她的老師跟她說：「還記得我之前跟你說過什麼嗎？」愛瑪一直想弄清楚她的人格發展老師說的話究竟是預言還是詛咒。
愛瑪跟艾德蒙結婚了。在生完孩子的第三週，她回到了學校。但是愛瑪一直惴惴不安的，因為她的女兒長得實在是太瘦小了，在愛瑪看來，她只有一個塑料瓶子那麼大。她跟艾德蒙搬到了布基農省的省會馬來巴來市，這個地方被大山環繞著，他們在那裡找到了一間用棕櫚葉鋪成屋頂的兩居室的木屋。愛瑪每天早起為艾德蒙煮咖啡，然後打掃房間熨燙衣服。她覺得自己還是「有點幸運的」，因為艾德蒙的父母經營著一家餐館，這就減輕了她的部分負擔，她至少不用下廚做飯了。不過很快，這家餐館就走上了在菲律賓經商的老路，它破產了。愛瑪和艾德蒙的家庭收入減少了，年收入只有3500美元。與此同時，這個省份超過四分之的人口還處於貧困中。
愛瑪跟菲律賓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一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她不知道如何避孕。所以等到她大學畢業獲得自然科學學士文憑的時候，她已經是兩個女兒的母親了。畢業之後她進入布基農省政府，在營養學部門工作，制定相關政策措施來避免兒童出現營養不良的情況。她僱了兩個夜校的學生，讓她們在自己工作的時候照顧她的兩個女兒。但愛瑪每週只能掙到55美元，這筆錢只夠養活她的兩個孩子。艾德蒙在家裡的農場工作，在莊稼豐收之前，他沒有任何收入。每週，愛瑪都要開一個家庭會議來討論如何分配家用。然後根據女兒們提出的需求，愛瑪把錢給她們，但是幾乎每次，錢都不夠用。愛瑪一直要求提高她的工作待遇，她跟我說「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看起來像是在乞討一樣。」
愛瑪的姐姐拜姬曾經是一位老師，她跟愛瑪一樣，也拼命地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孩子。1999年的時候她搬到了紐約，在那裡她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靠著這份工作的收入，她把自己的三個孩子送到了大學並且買了套新房子。拜姬就是人們所說的菲傭。菲傭這個稱號表明了菲律賓人的地位，他們經手的匯款的數額要比中國人和印度人多得多。從1997年開始，菲律賓政府就開始鼓勵勞動力出口來緩解貧窮和國債問題。現在，菲律賓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海外工作，世界上將近一半的國家的家庭都有僱傭菲傭來協助做家務，這同時也意味著，在菲律賓國內有九百萬的兒童失去了母親的陪伴。在過去十年裡，四分之三的菲傭都是女性。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阿基諾稱讚她們為「拯救我國經濟的英雄們」。
到2000年的春天為止，愛瑪生活的社區已經沒有母親了。當年「長卷發」團體中的成員中，也有一個人去了紐約。離開菲律賓前往紐約的，還有愛瑪的家政老師、大學同班同學以及她一些教友。這一年，愛瑪的兩個女兒也進入了大學。愛瑪44歲了，她意識到以目前的收入水平，自己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兩個女兒的學費，所以她決定申請美國的旅遊簽證。當她在馬尼拉的美國大使館接受面籤的時候，她告訴簽證官她要去加利福尼州的迪斯尼樂園玩。簽證官問她在布基農省她要負責多少個營養不良的兒童。
愛瑪用低沉沙啞的聲音回答道：「400個以上。」
簽證官隨即就拒絕了她：「好的，這兒有400個營養不良的兒童等待著你，那麼你怎麼能把你的錢浪費在去迪斯尼度假呢？」
愛瑪哽住了，她有點不安的說道：「恩，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她被拒簽了。三個月之後，她再次提交了申請，這次，她花錢拜託她的一個富有的朋友給她一些能夠證明她「很有錢」的證據：這個朋友暫時在愛瑪的賬戶裡存了50萬比索，差不多一萬兩千美元，這樣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就會相信愛瑪是一個有錢的遊客。這個朋友還有一個大米加工廠，她就給愛瑪提供了一些文件使得愛瑪看起來是這個企業的所有者之一。2000年的7月，愛瑪在面籤的那個早晨齋戒祈禱。她的姐妹內拉陪她去了大使館，她說愛瑪在面簽結束後直直地向她跑來並喊道：「我成功了！」內拉說：「她都跳起來了，她太高興了。我對她說『趁他們把這個簽證收回之前，我們快走吧』。」
愛瑪能明白為什麼媽媽們沒有辦法跟自己的孩子解釋自己為什麼不得不離開，因為她們太慚愧了，根本開不了口。但是她已經習慣於什麼事都跟自己的女兒商量了，哪怕是她們的月經週期，都要一起討論。所以當她回到家裡的時候，她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並且告訴孩子們：「媽媽要去美國做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她的11歲的小女兒伊澤瑞爾喊道：「媽媽，不要去！」大女兒尤尼斯提出她們可以不坐三輪車改為步行上學，這樣就可以給學費省出不少錢。長大的女兒們顯得無憂無慮。其中一個姑娘問她：「媽媽，你是不是打算掙很多錢給我們用？這樣我們就能夠買得起李維斯的牛仔褲？」愛瑪還記得伊澤瑞爾跟她們說：「我不需要李維斯的牛仔褲。」
2000年的8月21日，愛瑪從她的辦公室借了兩輛服務車，帶著她的女兒、丈夫和她的姐夫開了兩個小時的車到了卡加延·德奧羅的小機場。愛瑪帶了一個手提箱，裡面裝了四條褲子、一件毛衣、兩雙鞋、兩件睡衣和一把發刷。拜姬囑咐過她不要帶長裙，因為在紐約根本不會有需要她穿長裙的場合。在終點，她們倆都哭了。愛瑪的女兒們將由她們的父親和兩個愛瑪用20美元一週的價格僱來的「幫手」負責照顧。愛瑪一個人跑進貨攤旁的廁所裡哭泣，她說「我的良知在告訴我『別丟下你的孩子。別丟下你的孩子。她們還小她們需要你。』」
愛瑪搬到了拜姬租住的一居室的公寓裡，這個公寓在伍德賽德的菲律賓人聚居的皇后區。超過13000的菲律賓人聚居在羅斯福大道附近的街區，因為這兒離地鐵7號線也近，去時代廣場非常方便。羅斯福大道已經不斷地在適應這些新女性移民們的需求：這裡有專門售賣保姆、管家和家庭健康護理的工作服的商店；還有物流和匯款中心，工人們在這兒把自己的收入所得和禮物寄給他們的家人。在7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的菲傭都是男性，他們大都在商船隊和建築施工隊工作。但是90年代以後，不僅僅是菲律賓，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移民持續增多，母親和女兒們紛紛離開她們的家庭來做只有女人能勝任的老幼病殘的護理工作。這些工作都是那些發達國家的女性不再有時間或者有意願去做的事情。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研究所的瑪利亞·伊薩拉教授認為這批女性菲傭充當著「情緒上的無產主義者」，她們「投入真實的情感來掙錢」。
愛瑪和她的姐姐拜姬睡在同一張床上，拜姬每天都工作得很累，所以儘管愛瑪一直希望能和她聊一聊，但是拜姬要求愛瑪保持安靜好讓她休息。她們的兩個老鄉，一個是保姆和一個是管家，她倆睡在她們家的沙發床上。愛瑪來到紐約的第二天，她先是向當地的菲律賓保姆事務所投遞了自己的簡歷，然後在拜姬工作的時候跟在她的身後，記錄下她的姐姐如何用美國人的方式打掃衛生，例如要使用漂白劑而不是肥皂水、要使用電熨斗而不是點燃的椰子殼的灰燼。在愛瑪來紐約的第三天，拜姬讓她練習一個人坐地鐵。愛瑪不太明白為什麼地鐵的車廂裡滿滿的人似乎都是來自墨西哥和中國的。她問自己的姐姐：「美國人去哪兒了？」
事務所在查巴克給愛瑪找到了一份工作，愛瑪在這兒見到了她想象中的美國。愛瑪的僱主的房子看起來就像愛瑪在他爸爸帶回來的掛曆上的插畫，愛瑪的爸爸是二戰老兵，這個日曆是他退役之後拿回來的。這個掛曆中每一個月都配有一個美式建築的特寫，有一個煙囪和兩塊草坪。
愛瑪每週可以掙375美元，她的工作內容是負責照顧一個一歲和一個三歲的小女孩，為此她每週要在僱主的地下室住5個晚上。在她工作的第一天，她很疑惑她的僱主穿著運動服出門後，過了幾個小時又回來了。她跟姐姐打電話說自己的僱主似乎連工作都沒有。拜姬勸誡她：「什麼也別問。記住，你只是個幫傭。」
愛瑪幻想過自己能利用空閒時間做些事情，比如她計劃親自輔導自己的孩子閱讀，但是當她意識到如果她不想一些替代方案的話她就會搞砸她的工作。愛瑪說：「我告訴自己，是時候關注你要照顧的這些孩子們了。於是我把對我自己孩子的愛轉移到了這兩個小姑娘身上。我想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對待她們。」
她每晚給這兩個女孩讀書，讀完之後鼓勵她們複述這些故事並且練習26個字母的發音。愛瑪在她的活頁筆記本里寫下自己最喜歡的故事書的名字。每到週末，她會去巴諾書店把這些書買下來然後寄給她的二女兒洛葛仙妮。洛葛仙妮有一個一歲大的兒子，她很驚訝地發現在菲律賓克利福德，很少有紙張光滑印刷清晰的兒童讀物。當愛瑪叮囑她要每晚給孩子讀睡前故事的時候，她回擊道：「你都沒有對我們這麼做過。」
愛瑪在她的公寓裡放了幾張女兒們的照片。她已經有16年沒有見過她們了。
在查巴克的每一餐，愛瑪時不時地會陷入到內疚感中然後沒有食慾。她說：「等你有孩子了，你就會想把你吃到的所有的東西都跟孩子分享。」個別清晨，愛瑪在給僱主家的兩個孩子梳洗的時候，她會想到自己的年幼的孩子沒有媽媽陪在身邊，得在幫傭的幫助下做上學的準備，她會忍不住哭出聲來。幫傭中有一個人也有一個兒子，愛瑪會問自己的孩子用人來照顧她們的時候，誰來照顧她的兒子呢？愛瑪的女兒回答不上來，愛瑪就會在腦海中想象出一個鏈條，這個鏈條上是由一個接著一個看護著別人的孩子的母親銜接成的。
愛瑪每週會買一張30美元的電話卡，然後每天給家裡打15分鐘的電話，分別能跟三個女兒聊上5分鐘。有時候她能聽到伊澤瑞爾在電話那頭大喊：「我沒時間跟媽媽聊天了！我還要跟媽媽說話呢，她們在搶我的時間！」尤尼斯說她們的父親讓她們別在電話裡說壞消息：「我們告訴媽媽『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家裡一切都好』。」愛瑪喜歡做願意，她種過菠蘿蜜、茄子、秋葵、紅辣椒、大麗花和紅色的火鶴花，但是幾個月之後愛瑪的朋友告訴她，她種的這些植物都死了。每當愛瑪擔心她的孩子們瞞著她在做壞事，她就會打電話給自己在馬來巴來做警察的侄子詢問自己的女兒有沒有嗑藥。愛瑪的侄子向她保證這幾個姑娘都沒有接觸毒品，不過他還會告訴愛瑪，皇后區的菲傭中誰的孩子最近已經在嗑藥了。
愛瑪的女兒私下裡會給愛瑪寫長信去傾訴她們的煩惱。伊澤瑞爾有一次在給愛瑪的信中寫道：「媽媽，當我的姐妹們都排擠我的時候，你是唯一一個站在我這邊的人。沒有你我覺得很迷茫。」愛瑪的大女兒瑪婭·安曾經寫過這樣的話給她：「媽媽，你不在我身邊我真的太孤獨了。」她還告訴過愛瑪他們的爸爸沉迷於派對：「別再給爸爸打錢了，因為他還會把這些錢拿去喝酒。」
愛瑪讓洛葛仙妮掌管家裡的財務大權，但是家裡的其他姑娘認為洛葛仙妮在濫用職權。愛瑪的女兒KC在給媽媽的信中寫道：「洛葛仙妮會在我吃飯的時候在旁邊算我吃了多少錢。有的時候她一直在我耳邊碎碎念，我都吃不下去了。」KC覺得洛葛仙妮這樣做會讓她覺得她不配得到這些東西，她在給媽媽的長達十頁的信中寫道：「我會記得在家裡發生的每一件事。到了我自己組建家庭的那一天，這些痛苦的回憶依然會伴隨著我。」
旅行簽證的有效期最長只有半年，愛瑪想在簽證到期之前回一趟家。但是飛機票很貴，她很難支付得起這樣一筆錢。2001年的時候，菲律賓日報的調查板塊出了一版頭條題為：「菲傭的共識：留在海外」。這篇報道中有一段對當時的菲律賓總統的採訪，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總統在這段採訪中表示：「我們是正在依靠那些在異國辛苦工作的人們的。如果你能在國外找到一份工作，並且這份工作可以養活你在國內的家人，或許，你應該留在那裡。」
愛瑪勸說她在國內的教友埃斯皮和迪莉婭跟著她一起到紐約工作。她表現出自己對新生活非常滿意。埃斯皮當時有四個年幼的孩子，她向愛瑪表示自己一直有一個想法，「想去某個地方，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也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個地方。我只知道我的夢想就是能去那個人們稱之為『國外』的世界。」
埃斯皮和迪莉婭在2001年的時候來到了紐約，並且找了份保姆的工作。愛瑪的僱主會在週日的晚上出門，每到這個時候，愛瑪會舒舒服服地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給埃斯皮和迪莉婭打電話聊天。她們在電話中用對方僱主的名字互相稱呼。她們嬉笑著：「你好，貝拉太太。」「哦，晚上好，施瓦茲太太。你今天怎麼樣？」
愛瑪出門一般都是去曼哈頓的菲律賓銀行給家裡寄錢，她每次只給自己留20美元，然後把其他這周賺的錢都寄出去。這些錢基本都花在她的女兒的身上，然而與此同時，愛瑪的姐妹、同事和朋友都希望愛瑪能對他們施以援手。她的一個姐妹給她寫信：「可憐可憐我吧！」還有兩個朋友請求她「展示一下財力」，這樣他們的家人就能去科威特和意大利工作了。她的朋友向她乞求：「任何數額都行。愛瑪，任何數額。」那些遠在故國的熟人們都會用一些迂迴的方式，他們會在信中寫上他們所想象的愛瑪擁有的財富，並且大力稱讚她，然後在信中附上他們的銀行賬號。愛瑪的一個朋友寫信給她說：「聽說你現在都是百萬富翁啦。」還有一位菲律賓前同事跟愛瑪這樣講：「我敢說你現在一定非常漂亮，畢竟你有那麼多美麗的鑽石。」
拜姬和她的朋友們稱呼愛瑪為「身陷困境的女孩」，因為愛瑪幾乎每一餐都在吃售價兩美元的中式雞絲麵。不過愛瑪覺得比起那些免費的用炒麵做成的薄脆，雞絲麵已經相當不錯了。埃斯皮每餐也是這麼對付過去的。她跟記者說：「我們心中銘記著我們需要為了家庭犧牲我們自己。這就是這份職業的方向。」
每個月愛瑪都要去菲律賓城羅斯福大道上的約翰尼空運公司買一個硬紙箱。這個硬紙箱有一個小冰箱大，愛瑪會用好幾周時間在這個箱子裡塞滿咖啡、午餐肉罐頭、巧克力、雀巢或者菓珍的飲料沖劑、化妝品和從好事多超市買的衣服。愛瑪知道幾乎所有的在國外的菲律賓人在自己居住的公寓裡都有個balikbayan箱，也叫「遣返箱」。愛瑪每填滿一個這樣的箱子，就立刻把它寄往家裡。不考慮重量的話，每次郵寄都要花65美元，並且要經過兩個月才能通過集裝箱船寄到菲律賓。這是愛瑪用來表達她對孩子們的愛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當愛瑪的孩子跟她抱怨那些寄到的衣服都已經過時的時候，愛瑪就會讓他們進行車庫拍賣，然後下次她會寄更多的東西過去。
愛瑪在第一位僱主家待了兩年，後來她聽說在長島市做管家每週至少可以掙到55美元。這樣幹上一年，她就能賺到一個女兒度過大學四年所需的費用。但是她不想離開已經照顧了兩年的兩位小主人，所以她詢問僱主可不可以給她加薪，但是僱主拒絕了。
愛瑪難過地和兩位小主人分別了。她說：「我已經喜歡上她們了。」愛瑪在第一個僱主家工作的最後一天，僱主帶著他的兩個孩子把愛瑪送到了火車站。僱主告訴自己孩子們，愛瑪只是去度個假，愛瑪也試圖表現出自己只是暫時離開她們，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她說：「分別真的太痛苦了，因為我已經和我自己的孩子們經歷了這些，所以，老天啊，我真的不想再體驗一回了。」
愛瑪的二姐內拉在布基農省的一所小學擔任校長，一直嫉妒著自己的兩個姐妹的收入。她一直在比較著，如果自己可以到美國工作，可以比現在多掙多少錢。直到美元對比索的匯率大漲，內拉終於決定加入她的兩個姐妹。2006年，內拉已經57歲了，並且把她的孫子們送到了學校，她搬到了紐約，然後照顧一個瀕死的女士，擔任她的管家和傭人。內拉和其他五名曾經擔任過教師的女性住在皇后區的同一間公寓裡，這裡面有三個人曾經在她的學校工作過。
內拉被愛瑪對於在美國生活的評價觸動了。內拉看到愛瑪馬不停蹄地連續照顧九個孩子，（內拉形容這個場景「就像走臺階似的」），她內心對這個場景產生了警惕心理。內拉過去常常叫愛瑪「辛德瑞拉」，因為她非常美麗卻受盡折磨。內拉總是督促愛瑪去美容院做個頭發。愛瑪現在有個鮮紅的維多利亞的秘密品牌的胸罩和一個手鐲，擁有這些東西讓她的心理健康狀態好了一些。愛瑪跟記者說：「五年了，我沒給自己留下任何一件東西。現在，我終於可以問自己一聲『我現在怎麼樣？』」
在寫給愛瑪的信件中，愛瑪的丈夫總是再三地告誡她去做一個「好姑娘」、「好妻子」。愛瑪想知道這些警告是否是她丈夫心裡某些想法的投射。愛瑪每次問自己孩子們，爸爸是不是另有新歡了，她們會告訴愛瑪：「哦，媽媽你別想這個了，忘了這個念頭吧。」
愛瑪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只是擁有著一個名義上的丈夫。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是來美國尋求自我發展，或者是為了逃離充斥著家暴或者已經失敗了的婚姻的。菲律賓人認為離婚是非法的，但是移民海外被人們認為是「菲律賓式離婚」，但是大部分的移民者是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掙生活費才來到美國的。她們是很快適應了在沒有丈夫的情況下做決定，愛瑪說：「這讓我們看起來非常女權，似乎我們想要成為主宰。」
當愛瑪的僱主反覆地強調他們的指令，似乎以愛瑪的心智沒法記住這些要求，或者是他們堅持讓愛瑪不要用拖把清洗地板，而是一定要跪下來用海綿擦洗的時候，愛瑪會覺得自己被冒犯了。內拉勸愛瑪別那麼犟，「只要他們沒傷害到你或者是打你，就讓這些事過去唄。」內拉稱呼自己的僱主為「夫人」或者「先生」，她總是念叨著那句菲律賓諺語：「你裝糧食的箱子滿了，你再反駁回去。在那之前，還是閉嘴吧。」
愛瑪和內拉發現，在僱主眼裡，菲傭是從事家政工作的各人種中最高級的那一撥。似乎她們的菲律賓國籍成為了家庭責任感和順從的同義詞。現在紐約州里有約20萬菲律賓女性被僱傭為家政工作者，隨著老齡化的加劇，以及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勞動力，以及為老年人和兒童設置的專項資金服務的缺乏，人們預計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增長。美國家庭傭人聯盟在201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表明全美三分之二的保姆、管家和家庭健康助理是移民，而在這部分人中有半數是非法移民。正是因為這些從事家政工作的移民，紐約人能夠自由地享受公共生活，不用再為家務活煩神：家政工作者們花費大量的時間管理著這些私人住宅。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第一版勞工法被通過的時候，南部的立法者們的努力使得家政工作被排除在勞工法的討論範圍外。這使得美國內部依然存在著種族歧視並讓黑人勞動力成為了非常廉價的勞動力。1938年，在那封由「15個疲憊的女僕」署名寄給安娜·埃莉諾·羅斯福的信中，有這樣的呼籲：「我們女孩需要得到跟其他的勞動群體同等的關注度。」她們的要求在當時並沒有獲得關注，直到30年後，非洲籍的女性繼續為女性爭取更多利益。那些來自有色人種的女性移民充當了被拋棄的角色。美國家庭傭人聯盟的領導人蒲艾真表示：「大批女性移民逃離她們祖國的經濟窘境，她們已經在困境中創造出了機遇。而這些正在看護著我們所摯愛的人的女性，卻沒有辦法照顧好她們自己。」
紐約是美國通過法律保障家政工作者權益的六個州之一，它規定這些家政者的最低收入水平線，加班時長以及為她們提供保護以應對工作中騷擾。但是很少有工人或者僱主知道這些法律。提倡保護菲律賓裔家政工作者權益的組織「團結行動」的執行委員會領導人琳達·歐力燦談到，工人們擔心如果自己利用紐約在2010通過的這條法律來嘗試著改變他們的工作條件，他們就會被舉報非法務工，然後他們會失去他們的推薦信或者失去他們的家庭賴以為生的收入。
歐力燦1994年離開菲律賓來到紐約從事家政工作，她認為這種外出工作向家裡匯款的這種傳統滋生出一種政治滿足感：那些家裡有人在國外做菲傭的家庭相較起來更不容易反對菲律賓政府或者抗議腐敗統治，因為他們有家人從國外的資助，他們在這種保護下生活得很好，儘管他們的社會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當歐力燦聽到政策制定者在談論移民們的時候表現出他們好像是自願離開祖國的時候，她感到很挫敗，歐力燦說：「他們忘記了這些女人出身在哪裡和她們離開祖國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團結行動」的很多成員開始懷疑她們當初做出離開的選擇的正確性，特別是那些孩子還年幼的女性。歐力燦跟記者說：「當你成為一個保姆，你就會發現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頭幾年有多麼關鍵，這幾年幾乎決定了孩子的價值觀並且奠定了孩子人格形成的基礎。」
歐力燦的女兒麗雅大學畢業之後跟隨母親來到了紐約，現在她也在「團結行動」這個組織工作。麗雅今年38歲，她告訴記者自己和媽媽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緊張的，除了政策她們之間沒有什麼可以溝通的話題。在菲律賓國內，她的媽媽是反對費迪南德·馬科斯的軍事政權的激進分子們的領導人，麗雅第一次看到工作狀態中母親時，她覺得自己不再瞭解這個女人了：「我腦海中曾經有過那樣清晰的圖景，在中央公園裡她推著嬰兒車走在我的前面，車裡躺著個白人小孩。現在這個圖景消失了，你會有點心寒。我告訴我自己，你失去你的媽媽了。」
愛瑪越來越適應在美國的生活，這讓她漸漸淡忘了她當初來美國的目的。當她的孩子大學畢業之後，她的目標就轉變成了回家。到2013年為止，愛瑪所有的女兒都已經大學畢業了。但是她們中有四個人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那幾個抱怨薪水太低：其中一個在政府部門做行政管理的工作，另一個在選舉委員會擔任秘書，還有一個是便利商店的經理。她在經濟上最成功的一個女兒是尤尼斯，她在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擔任部長，並且還會給她姐姐和她的孩子們寄生活費。當尤尼斯詢問愛瑪她什麼時候會回家的時候，愛瑪總是回答道：「快了，快了，但是現在還不行。」然後愛瑪會談起那些拖欠的費用。愛瑪現在和女兒們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臉書，女兒們會在臉書上上傳自己結婚時的照片和視頻，以及自己的孩子們出生之後的照片。愛瑪生日的那天，女兒們烤了個蛋糕，在奶油上寫了愛瑪的名字，然後上傳了她們為媽媽唱生日歌的視頻。
2014年，愛瑪58歲了。她跟自己的丈夫離婚了，這樣她就能自由地選擇一位美國人結婚了，這幾乎是她獲得綠卡的唯一可靠途徑了。有了綠卡以後，她就可以回菲律賓去見見自己的女兒們，並且不用擔心被禁止重返美國了。從90年代開始，儘管有僱主們的擔保，但是法律對那些低收入群體獲得綠卡的限制越來越多了。儘管愛瑪的僱主用現金支付她的薪水，但是愛瑪跟她的很多一樣堅持納稅，這樣如果法律有鬆動，她就會有一個很好的聲望。
愛瑪和他的前夫簽署的離婚協議在菲律賓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只在美國國內有效。在前夫同意離婚之後，愛瑪越來越頻繁地選擇在晚上9點出門，以圖將自己的注意力從悲痛中轉移出來。在一次派對中她認識了艾薇。艾薇也是菲律賓人，也在這裡做保姆，她今年只有37歲，比愛瑪的大女兒小一歲。艾薇深情滿滿，充滿朝氣並且非常能幹；儘管有的時候她會處於拋棄孩子的痛苦情緒中。艾薇似乎一直處在發現自己被困在紐約的震驚中。艾薇的出現給愛瑪帶來一絲安慰，愛瑪說：「我們有同一種孤獨。她的臉看起來很像我的女兒，我們似乎就是一家人。」
艾薇之前做的是助產士的工作，她決定自己要忠於留在故鄉菲律賓南部的三寶顏市的丈夫。她跟愛瑪之間的友誼幫助她拒絕跟其他男人發生親密關係。艾薇說：「我的個性很容易被其他人吸引。」2010年的時候，在艾薇前往美國的同時，艾薇的丈夫放棄了自己的護士工作，專心在家照顧他們三個年幼的孩子，他抱怨自己太沒用了。他跟艾薇說覺得自己現在就是一個「帕拉蒙」，在菲律賓這個詞指的是動物飼料。艾薇說：「因為他說我像養一隻鳥一樣在飼養他。然後他就一直張著嘴等著我喂。」
去年夏天，艾薇經常在愛瑪的公寓留宿，後來愛瑪就告別了之前的室友邀請艾薇和她同住。愛瑪從家得寶家居連鎖店買了一個木製的割斷，然後利用這個割斷把客廳改成了臥室。她跟艾薇就一起睡在臥室裡一張配有雙單人床墊的床上。愛瑪的侄女在紐約做家庭健康助理，她就睡在愛瑪和艾薇的上鋪。如果愛瑪晚上打鼾，艾薇就會嘗試用抱著愛瑪的方式讓她不再打鼾。艾薇之前用這種方式讓她的媽媽不會再打鼾，在艾薇高二的時候，她也和自己媽媽睡在一起。
愛瑪的姐姐內拉說，愛瑪開始跟人們講她領養了一個女兒。漸漸地，她不再用領養這個詞了。有時候，愛瑪省略「領養」這個詞，會讓熟人以為是她的一個女兒拿到了簽證來這裡陪伴愛瑪，愛瑪會非常高興。愛瑪的女兒尤尼斯也非常驚訝。她有時候在愛瑪的臉書主頁上看到愛瑪和艾薇的合照，然後會看到自己的媽媽在照片下寫道「媽媽和女兒」。艾薇跟愛瑪的女兒在臉書上解釋道：「你們的媽媽只是太想念你們了。謝謝你們允許我借走她來充當我的紐約媽媽。」儘管尤尼斯希望自己能成為那個正在享受母愛的人，但是她依然感到非常高興媽媽有一個忠誠的能一起生活的人，她說：「至少對於我媽媽而言，在紐約也能有一個人像她的女兒一樣。並且在我看來，對於艾薇，她也是在尋找媽媽。」
還在菲律賓的時候，艾薇一天要跟媽媽說很多次話，哪怕她在工作她也照做不誤。在紐約，她也用這種模式和愛瑪相處。艾薇一週有五個晚上再查巴克她的僱主家休息，她會給自己設一個5點鐘的鬧鈴，這樣她就能叫醒愛瑪讓她能夠準時到曼哈頓上班。艾薇會詢問愛瑪「你早上想吃什麼？」，用這種方式從睡夢中叫醒愛瑪。
晚上，如果艾薇在跟愛瑪聊天之前就休息的話，她會把手機放在枕頭旁邊，然後時不時地驚醒，看看愛瑪有沒有給她發信息。艾薇告訴記者：「我要是一天沒跟她聊天，我就渾身不舒服。我會覺得像是少了什麼似的。」
一天晚上，艾薇正在和愛瑪視頻聊天，艾薇的僱主走進艾薇的房間，艾薇向她擺動著手裡的iPad，示意她看屏幕上的愛瑪：「這是我的媽媽！」
愛瑪用手捂住自己的臉，說道：「別那麼做！」
艾薇對愛瑪說：「但是我希望夫人見一見你。我為你感到驕傲。」
這一年的情人節，愛瑪和艾薇去參加一個由來自布基農省的移民組織舉辦的派對。這個組織會常規性地為大學生舉辦募捐活動。這場派對的地點設在皇后區的菲律賓酒吧帝海文的一間四面都是鏡子的舞廳。25個紅色的愛心型卡片在牆上被擺成了一個相框，每張桌子上都放著一碗浮著玫瑰花瓣的清水。客人們來齊了之後，愛瑪用手指在空氣裡圈了一個長方形，被括在這個長方形裡的孩子都曾接受過她的捐助。在舞廳裡最年長的女性是愛瑪五年級時候的老師帕茲，她穿著一件綴著亮片的上衣，手拄著柺杖。帕茲已經在美國從事將近30年的家政工作了。愛瑪向記者耳語道：「她是一個工作狂。」
舞廳裡差不多有100位女性，裡面有一部分是帶著伴兒來的。這些男士中大部分都是白人，而且看起來實在沒什麼吸引力。愛瑪坐在她前室友安妮塔的身邊，安妮塔現在負責照顧一個瀕死的老人。愛瑪和她的朋友很樂觀，因為奧巴馬總統將會通過一個行政命令，給那些堅持納稅的移民獲得工作簽證的機會。儘管她們越來越清楚這個命令並不會很快下達。安妮塔和她負責照顧的男結婚了。愛瑪跟我說：「安妮塔一次稅都沒有繳過。」結婚的價格持續增長中，愛瑪告訴我，這個價格現在已經漲到20000美元。
這個組織的主席詢問大家：「今夜你尋到心中所愛了嗎？」說這話的時候，她站在舞廳的前方，背靠著一塊寫著「滿是美好的夜晚」的牌子。
艾薇尖叫道：「找到啦！」
主席又問道：「只在今晚嗎？」
艾薇又回答道：「每一天都能！」她大笑著看向愛瑪。後者搖搖頭：「太瘋了。」
艾薇穿著一身綴滿亮片的紅色緊身長裙，她花15美元在網上買了這條裙子，然後其他買家都同情她買的不值。愛瑪則穿著一條開叉的綠色貼身長裙，腳踩一雙紅色的高跟鞋。主席講完話之後，DJ開始打碟，艾薇和愛瑪開始一起跳舞，時不時拉著對方轉一個圈。後來還有四位女士加入了她們，她們圍成一個圈，擊掌伴舞。
第二天早晨，艾薇五點離開愛瑪的公寓去車站坐火車回查巴克。她服務的那一家出門度假滑雪去了，艾薇得照顧他們的狗、貓、金魚和倉鼠。整整一週她都一個人待在這個像度假酒店一樣的地方，這房子裡有一個被白色柵欄圍起來的泳池，一個露臺，一間酒窖和一個健身房。艾薇剛到這所房子的時候，她一直不停地給自己的手機充電才能一直在臉書發信息給自己的親友分享她在這裡的見聞。艾薇此時給愛瑪發信息說：「我現在孤獨得想要大喊大叫。愛瑪回覆她：「喊出來吧！你的老闆現在又不在。」
派對之後過了幾天，記者又一次拜訪了艾薇，她看起來有些不一樣了，似乎市郊的環境已經改變了她：艾薇在前額綁著一條紅色的止汗帶，穿著黑色的瑜伽褲，腳上踩著卡洛施品牌的便鞋，在房子裡輕步快走。她用僱主的營養子彈牌食物攪拌機給我做了一杯冰沙，用玻璃酒杯盛好遞給我。一大堆混亂的信號湧出，提示記者艾對這個像迷宮一樣的房子已經十分了解了。當我們向房子的三樓走去的時候，艾薇跟我說：「這兒是我的領土啦。」我們經過洗衣房，發現在這裡有兩套標準尺寸的洗衣機和烘乾機。之後我們到了艾薇空曠的沒什麼傢俱的臥室，房間裡的地毯才用真空吸塵器吸過。艾薇在她的床頭放著她照顧的小男孩寫給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非常非常愛艾薇。」並且他在這句話下面畫了一圈愛心。艾薇稱呼這個小男孩為「阿拉嘎」，這個在菲律賓語境裡是指那個被喜愛的人或者寵物的。在這封信的旁邊，是艾薇拼貼的一組照片，照片上是艾薇在查巴克照顧過的18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以及祖父母，還有兩張她在菲律賓的家人的照片，她在這組照片下面寫道「我的家族」。就在前一年，在艾薇的請求下，她的家人們去三寶顏市的一家攝影棚拍了這幾張照片，並且把艾薇的形象數碼合成到了這張全家福上。照片上，艾薇就插在她的丈夫和她的二兒子中間。
艾薇跟我說她一整個早上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因為她發現她的兒子在臉書上上傳了他在情人節收到的巧克力，卻對送巧克力的她表示感謝。她通過網絡電話向丈夫抱怨道：「你們這些傢伙總是忽略我！」為了讓自己好受一點，她就會在心裡想自己的兒子比她僱主家的孩子懂禮貌多了——僱主家的孩子可是會因為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衝自己的媽媽大喊大叫的人，不過這個想法也沒讓艾薇感到多少安慰。艾薇跟記者說：「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禱，希望我的孩子會感恩我為他們做的這一切。但是現在我知道了，他們不會的。」
她也在擔憂自己對丈夫的情感是否真的能不變。在和記者會面的前一晚，她掛了丈夫的電話，因為她想在臨睡前聽一聽愛瑪的聲音，她跟丈夫說：「我現在正在等媽媽的電話。」艾薇隨後就覺得非常內疚，因為她發覺自己的優先順序發生了傾斜。愛瑪在紐約生活的時間是艾薇的三倍，艾薇發現愛瑪的思鄉之情已經發展到了後期，她並不像自己需要她一樣需要自己。當記者提到她前一天才和愛瑪見了一面，艾薇隨機問道：「她提到我了嗎？她對我還滿意嗎？」愛瑪對艾薇沒有安全感這件事已經習以為常了。她向艾薇解釋過：「你確實改變了我的生活。你從各種途徑提供給我生活的動力。但是你得接受有的時候，我真的在忙，而且忙到我沒辦法接電話。」有的時候愛瑪會讓艾薇跟自己的三女兒伊萊恩·梅聊天，伊萊恩會給艾薇發超級多的信息讓艾薇沒辦法在短時間內都回復完。
為了緩解她的孤獨感，艾薇決定春天的時候在城區找一份工作，這樣她就能每天都能回到愛瑪的公寓了。在查巴克工作的這5年裡，艾薇每天能掙130美元。起初，艾薇很滿意這種住在僱主家的工作方式，這種獨居的生活方式有助於她保持自己對丈夫的忠貞。但是現在她只求能夠跟愛瑪共同度過工作日的夜晚。
但是春天真的到了，艾薇卻改了主意。她解釋道：「跟這家人告別真的太難了，因為他們真的拿我當家人對待。他們是家人，我愛他們。」當最小的男孩在夜裡無法入睡的時候，他偶爾會悄悄爬上樓，鑽進艾薇的被子裡。艾薇補充道：「最大的男孩總是在問我，『艾薇，你真的愛我嗎？我結婚以後，你還會不會繼續照顧我的孩子？』」
愛瑪想在自己65歲之前回到家鄉，這意味著她最多在紐約再待五年。愛瑪的這個想法讓艾薇非常得不安，因為艾薇至少還要在紐約再待上10年，直到她負責看管的最小的男孩從大學畢業，她才能考慮離開這件事。而掌握一個人離開的時機，是一樣非常危險的藝術。愛瑪、艾薇和她們的朋友之間談論起回菲律賓，更像是在交代後事，或者是一種無止境的家族狂歡，到那一天，她們終於可以因自己為家庭所作出的犧牲獲得相應的回報。回去的念頭時常閃現——在她們終於供自己孩子上完了大學的時候；也經常出現在供自己的孫子們大學順利結業。但是到了那個時候，離開的時機的計算的方式會變得更為複雜。她們應不應該在紐約待得更久一點，節省下一筆退休金，但是與此同時還要冒著在美國生病的風險？或者過早地離開美國，然後等到在菲律賓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重新回到之前一貧如洗的日子？
最近，愛瑪的一個好朋友悲劇性地錯過了她回去的時機。她被診斷為卵巢癌，並且只有不到兩個月的壽命，她甚至都沒有再見分別多年的家人一眼，就離去了。愛瑪和她的朋友們籌款建了一個「死亡救助」資金。她們希望能幫助到這個朋友的丈夫能夠支付得起將她的骨灰運回故鄉的費用，這個朋友的丈夫在菲律賓經營一座農場飼養家禽，愛瑪曾經拜訪過那裡，知道他的經濟能力難以負擔這筆費用。在移送遺體的前一天，記者陪同愛瑪在上東區完成她的看護工作。愛瑪三天前去看了她的朋友最後一眼，她震驚地發現她的朋友變得極其得瘦小。她在工作中一次次試圖忘掉這段回憶，她問我：「這究竟是怎樣的人生？」
愛瑪很感激她的小阿拉嘎在這期間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鮑威，這個兩歲大的小姑娘總是開開心心的。鮑威住在一個小型公寓裡，然後她總是把早晨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從她爸媽的床跑到沙發跟前，再跑回去，如此往復，樂此不疲。她也很喜歡爬上沙發的扶手，然後像騎馬一樣騎著它。當她想要騎在她那隻剛剛輸過血的英國鬥牛犬身上，愛瑪立刻把她從狗的背上抱下來，並對鮑威說：「鮑威小寶貝，不能騎在狗狗的背上。」當愛瑪站起來去給鮑威拿果汁的時候，鮑威會跟在她的後面，然後抱緊她的大腿。愛瑪跟我說：「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是她就是喜歡抱著我的大腿。」她一邊說著，一邊用髮梳從鮑威的前額梳下一縷頭髮。
在操場邊，其他的保姆正在給僱主發信息彙報：她們的小阿拉嘎剛剛吃了什麼，她們剛剛換下的尿布上都有啥，孩子們剛剛午睡了多久，他們剛剛產生了哪些小情緒。愛瑪心裡有一套鬆散的理念：家長們是操作木偶的人，越是密切地監視著他們僱傭的保姆，就越會教出目中無人脾氣暴躁的孩子。鮑威的父母生活懶散，鮑威也是。唯一能夠讓鮑威哭到十秒以上的事情，就是她的爸爸在午休的時候不陪她而是去遛狗。愛瑪從背後攬住鮑威，說道：「爸爸媽媽回家了，她就是想跟他們在一起。我明白這點，因為我的女兒也是這樣。」
鮑威的父母是做護士的，他們要工作得非常辛苦才能支付得起孩子的看護費用。愛瑪不止一次評論說他們的公寓比自己住的那間還小。鮑威睡在壁櫥裡，他的父母睡在客廳。俯瞰這個客廳，你會覺得它看起來很像一個天井。愛瑪覺得這對夫婦過的生活讓他們更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自己的女兒兒子。愛瑪和這家的女主人都要在早晨五點起床去工作。僱一個保姆來照看自己的孩子，儘管這個做法更像是富太太們的特權，但是如果在這個國家，可供購買的兒童護理服務就那麼幾種，這就是兩個上班族媽媽之間的協商。女主人覺得她沒辦法證明花錢請保姆這件事是合理的，但是她認為維持自己的社會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她沒有辦法放棄自己的工作。她向記者表示：「如果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照顧鮑威，我就會覺得我是在這個房子裡她的專屬奴僕。」她聘請愛瑪每週照顧她的孩子兩天，其他時間就由鮑威的祖父母們代勞。在餘下的三個工作日，愛瑪為其他四位委託人擔任管家，其中有一位要求她能夠工作8個小時。
愛瑪在鮑威午睡的時候跟我說，「有的時候我真的是對這些工作徹底厭倦了。我已經幹這份工作16年了，每天都做著幾乎同樣的事情。」在每天工作的最後，愛瑪要把客廳的燈全部關掉，洗乾淨洗碗池裡的髒碗然後把鮑威扔在地板上的玩具收拾好。做完這些，她會坐在廚房裡看一本叫做《非營利組織領導人守則：主管十條》的書。她希望能制定出更好的募款措施，這樣就能在布基農省建設幾個獎學金，這個項目給她一個機會用到她學過的會計的專業知識。愛瑪已經失去了她在菲律賓從事的那份工作，她辭職的時候，她的上司寫信挽留：「換了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能把這份工作做得像你這樣好，因為他們沒有你的能力和你不同尋常的傑出表現。」但是愛瑪已經不能回到她曾經的工作領域了。
愛瑪的女兒和朋友們依然夢想者能夠出國，哪怕不是去美國，去日本、香港或者新西蘭都可以。愛瑪說：「這個循環不會停止的。」她發現她沒有辦法打消她的女兒要跟隨她來到紐約的念頭。她已經有16年沒有見過自己的女兒們了。
愛瑪至今都無法談論當時離別的情景，每次回憶起，她都只能默默哭泣。隨著時間的流逝，她的孩子們的語氣都變了；競爭也逐漸減少了，辭職的人越來越多。早些年，愛瑪的孩子還會猜測，媽媽會在哪個假期的時候回家。漸漸地，她們不會再問愛瑪的計劃了。她的女兒洛葛仙妮在信中寫道：「我堅信，如果老天保佑，媽媽你終有一天會跟我們團圓的。」
儘管愛瑪極度渴望看到她的孩子們，但是她並不希望孩子們走上她曾經走過的這條路。她不願意去想她們也得去照顧別人的孩子和父母。她告訴記者：「我覺得我的孩子們沒辦法處理好這些事情，她們太瘦弱了並且身子骨也不結實，而且她們連怎麼打掃衛生都不知道。而且到那個時候，我也沒有辦法教會她們怎麼成為一個好管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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