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王愚的生前身后
1985年，我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子，成为一名《延河》的编辑时，常见一个中年人在与《延河》编辑部相邻的《小说评论》的四合院里走动。我一眼望去似曾相识，因为这个中年男人与鲁迅先生长相颇为相似。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读得最多的作品是鲁迅先生的，能在图片中看到最多的作家形象的，也是鲁迅先生的。我曾经见过一副版画作品，画面上是呈沉思状的鲁迅形象。
对照着记忆中的这幅版画，再看省作协院中的这个中年人——个头不高、浓密的头发硬而直立的平头，一双亮晶晶、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瘦削而坚毅的脸庞，尤其上唇修剪整齐亦浓密的胡髭，真仿佛鲁迅就在陕西省作协院子里栩栩如生。
这个酷似鲁迅的人，就是已经大名鼎鼎的王愚先生。他是1985年1月创刊的《小说评论》的副主编，时任主编是省作协的党组书记、省作协主席胡采先生。所以，王愚当时实际主持着《小说评论》的编辑工作。
起初，我所了解的是有着各种头衔和荣誉光环的王愚：茅盾文学奖的初评委、陕西省作协书记处书记、闻名省内外的文学评论家••••••
我所看到也都是思维敏捷、激情四射的王愚：每次省作协开会，或是一些文学活动上，总少不了王愚发言。此时，我们就能见识他过人的口才，他很少手拿稿子照本宣科，却能在不同场合，或明快清晰、或高深莫测地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王愚，操着一口标准的带点京腔儿的普通话，援引古今，滔滔不绝••••••
说不来他讲话怎的就带着京腔儿？不过私底下聊天时，只要有说陕西话的人在场，他立马就能调整频道，一口地道的西安话流畅地悬河泻水。
陕西作家聚会，以下顺时针方向：王愚、刘成章、和谷、杨韦昕、邹志安、京夫、汪炎、路遥（1988年）
1986年的4月1日，《延河》编辑部召开纪念《延河》创刊30周年大会。到会的有省委及文学界、新闻界、作家代表、《延河》新老编辑一百多人。当时的《延河》主编是白描，副主编是晓雷和闻频，老编辑张沼清还健在，作家子心时任编辑部主任，已故作家王观胜才调到编辑部任小说组组长。而《小说评论》的王愚、李星、李国平等都曾是《延河》评论组的主力编辑。1984年底他们开始筹办以评论小说为主的理论期刊——《小说评论》，这三人后来分别在不同时期担任《小说评论》主编，并且也在不同时期担任“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在这次《延河》创刊30周年的会上，王愚不仅出色的口才令我敬佩，更因为了解到他早在1956年，也就是《延河》创刊不久，就进入《延河》做了理论编辑而让我心生崇敬。
文学编辑这个职业，通常被我们做编辑的自称为“摆渡人”，“为人做嫁衣”。尽管大多数作家，在他们初入文坛时，得到过编辑的发现和扶持，然而，一旦他们风光于文坛，当初编辑的工作就被许多作家看做微不足道了。文学界有一句流行语：一作家、二评论、三编辑。编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做编辑的最大苦恼，不是被这些作家成名后迅速遗忘，而是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编辑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学编辑价值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延河》曾经因发表《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而辉煌于文学期刊界。而《红日》的发表，出自文学编辑王愚之手。1956年，时任《延河》的副主编魏钢焰从北京组稿回来，将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交到王愚手中。王愚阅读后立即签上建议发表的送审意见，并且意犹未尽地连夜赶写了评论文章，认为《红日》是建国以来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之一。《延河》当下将《红日》选编了几章，随同王愚的评论文章同期刊出。后来，《红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改编成电影，反响极好。吴强在看过《延河》发表的评论文章后，曾写信给王愚表达感谢。
因为遇到了充分认识作品价值的如王愚这样的优秀编辑，《红日》等作品才得以公之于世，否则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翻看现当代文学史，每一章节，都在评作品，论作家，却从来没有一章节是属于文学编辑的，而文学编辑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没有缺席过的。
由于我与王愚不在一个编辑部，业务联系不多，只有参加文学活动时，才可能相遇。有一次，一个文学活动结束后，王愚先生和一个作家坐进省作协的一辆小车里，两个前辈都招呼我一同乘车返回省作协。那时，省作协的小轿车只有一二辆，但是，我们这些小编辑却没少乘坐。进入新世纪，省作协“高大上”的轿车剧增，不过都成为领导的专车，我们反倒不再有资格乘坐了。
那天与王愚和这个作家乘车回家的路上，作家突然与王愚发生争执，高一声低一声的。起初我听不懂他们为何争吵？担忧他们同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吵翻了今后怎么共事呢？然而，是我杞人忧天了。事后，王愚和这个作家关系如常——依然平心静气地交流和交往。那天快到家时，我才听明白，两人酒后的争吵，多为彼此的出身。作家高声嚷着，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当然比不上你，我就是农民子弟。你出身高贵，你是富家子弟。平时快言快语的王愚，此时声音不仅难以拔高，而且也不再行云流水，他口将言而嗫嚅：我怎么会瞧不起你？我怎么会瞧不起你？
此后，我方了解，王愚有着显赫的出身。其父王一山，陕南旬阳人，12岁时只身闯荡西安。先上军校，后从事陕西重大军事活动，辛亥革命时任炸弹队长，守藩库（财政局）有功。后与杨虎城一见如故，任17路军参谋长。“西安事变”期间王一山以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身份代理省政府主席，在这个大事件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46岁时王一山得独子王愚，故王愚自小受到百般呵护自不待言，但也因寄予厚望而得到过分严厉的教育。尤其王愚三岁时丧母失恃，深宅大院中，常常踽踽一人，孤独相伴，也由此使王愚少时就养成阅读和思考的习惯。1955年10月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了王愚的《谈中的人物描写》文学评论，就此声名鹊起。紧接着，《文艺报》上又见王愚的《艺术形象的个性化》一文发表。1956年，陕西省作协领导在看到王愚文章末端有“写于陕西”字样，便由《延河》编辑部的董得理先生出面，按图索骥找到王愚家中，邀王愚入《延河》编辑部做编辑。
1957年，任《延河》理论组编辑的王愚，应《文艺报》敏泽先生之约，撰写了一篇文章《从文学实际出发》。文中针对此前周扬的文章和观点，对当时的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的教条主义，以及违反艺术规律的风气进行了抨击。这篇文章尚未发表，“反右”浪潮铺天盖地袭来。于是，这篇只出了清样的文章，成为王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地狱之门就此开启——王愚先是被打成“右派”停职，后强制劳动、监督改造、长住牛棚。再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蹲监狱，劳改场烧砖、背砖，刑满就业看守仓库四年••••••1979年虽然平反了，但是因为他是判过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除掉强加于他身上的污蔑之词，他反复奔走法院两年多。难以想象，身高不过1.60米，体重不足百斤的王愚，是如何挺过这苦难卓绝的21年的？又是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了21年的？
平日里，说起省事国事天下事文学种种事，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的王愚，不论是自己显耀的出身，还是21年的苦难，我们却几乎不曾听到他有只言片语吐露。他既不炫耀自己阀阅世家的出身，也不诉说21年遭受的肉体与心灵的迫害。当我们这些后辈在老同事口中得知，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王愚是做过“右派”、蹲过监狱的人，小个子王愚的形象，立即高大威武起来。在我们后辈眼中，这个经历本身已经与“英雄人物”无二了。然而，关于种种这些，王愚自己选择了不说。即使酒后也从不失言半句。
是因为不堪回首，是因为苦到难以言说，王愚有意将这段痛苦记忆删除了吗？
在阎纲先生撰写的《为王愚安魂》一文中讲到一个细节：80年代回西安，王愚请酒，交谈甚欢，突然，他的脸色变了，惊慌失措，非常害怕的样子，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白光一闪，一位表情毫无异常的警察从前方走过，定身之后，他解释说，由于监狱里被专过政，见到警察就害怕，明明知道警察不会抓我，哎，习惯成自然，身不由己！”
到这里，让人不禁唏嘘不已。瘦小而单薄的王愚，在21年里饱受精神与肉体的蹂躏与摧残，这就是一场噩梦！如今，尽管噩梦已然结束，尽管冤狱的高墙已然倒塌，王愚已经在荣誉的光辉照耀之下。然而，21年的伤害至深，他无法轻松地走出痛苦的囹圄。由此，倘若我们不能理解王愚的惊魂难安与不说，无疑是对他的第二次的伤害。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经常有肖云儒、刘建军、畅广元、费秉勋、王仲生等评论界的大腕身影出现，我认识这些评论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们都是王愚领衔的“笔耕组文学研究”成员。
“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于1980年12月，适逢改革开放的年代，成立之初由胡采任顾问，王愚、肖云儒、蒙万夫任组长，宗旨是团结西安地区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开展创作评论、研究活动，成员有11人。
“笔耕组”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开展活动的场所，不是在王愚简陋的办公室，就是王愚的家中。这些思想活跃，艺术感觉灵敏的评论家，吸纳新鲜的文学理论成果，包括西方文艺批评论点，积极关注文坛动态，从艺术的角度分析衡量文学艺术创作，对文学创作起到了直接的有益的帮助，同时张扬着各自的文学批评品格。很短的时间里，“笔耕组”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对推动陕西文学创作走出陕西区域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忠实曾经这样评价王愚领导的“笔耕组”的历史作用和突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王愚对于陕西新时期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新时期伊始，王愚、畅广元、刘建军、蒙万夫、李星、肖云儒等陕西一批重要的评论家，以民间的形式组成“笔耕文学评论组”，一直关注全国的文学发展态势，尤其是对陕西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这个作家群的关注和研究，陕西新时期涌现的主要作家，都在王愚和笔耕组的评论视野之内，尤其是那些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像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这些作品都受到过巨大的关注，有过深入的研究讨论，产生了一批评论文章，对作家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作家群体也发生重要启示，每当他们感觉有必要对陕西文学创作发展状态做一次阶段性的分析时，笔耕文学组就开会。这一段过程我是经历过来的，因为我也是被他们关注和评说的对象，在我是记忆犹新的，难以忘怀的。”（陈忠实《心斋，一个海阔的文学空间》）
“笔耕文学研究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在促进陕西文学发展走向全国的同时，也培育和支持了一批才华卓越的文学评论家活跃并闻名于全国文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不仅失去了80年代良好的争议氛围，而且在市场化现实秩序的冲击下，急速地滑向世俗层面，其中渗透了商业习气、市侩习气以及传媒习气。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只停留在作品具体的表象之上，友情赞助式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
鲁迅曾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了，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看书琐记(三)》）
在日渐华而不实，虚夸浮躁的文风氛围里，王愚曾对自己从事文学评论定下三准则：一，多一点理论建设，少一点尖酸刻薄；二、多一点认真读书，少一点随意而谈；三，多一点实事求是，少一点片面的深刻。作为《小说评论》的创刊人、主要负责人，他也将这种严谨的学风，渗透到《小说评论》的办刊过程中。一份刊物办得是否精心，体现在刊物的各个细节上。刊物的风格，其实就是办刊人做人做事的风格。面对普遍存在的文学批评的缺席或文学批评的堕落，《小说评论》能见出一种学术期刊鲜明朴实的风格，和卓尔不群的风骨，恰似王愚文学评论的风格和风骨的体现和培养。
上世纪九十年代，《延河》编辑部、《小说评论》编辑部，还在年久失修四面漏风的老房子里。我所在的办公室后窗就是省作协的家属院。1996年4月初的一天，王愚夫人张素文先生，从窗户外递给我们一沓文稿，是美国“飞虎队”空军将领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女士的一组小说：《窄门》《茶花怨》《秋之花》《女秘书及其他》。
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子心和我阅读了陈香梅这一组小说，其中的《窄门》娓娓道来，言语不俗，写得极好。当时《延河》有一小说专栏，发一个作家一组小说，再配一篇对这组小说或作家创作的评论文章。我们向张素文先生建议，请王愚老师写一篇评论。张素文先生答道，王愚也有此意，只是突然中风，现在医院里。要看身体状况能否允许他完成评论。我们震惊之余表示，哪怕这组小说没有评论而留下遗憾，也祝福王愚先生早日康复。
然而，时隔不多日，张素文先生就从窗口将王愚的评论文章送来了。这篇题为《悄无消息到今朝——陈香梅女士小说四题小议》的文章，是王愚写于4月14日病榻辗转之时，文中写道：“1996年，陈香梅女士第四次访陕，对陕西省海外联谊会顾问陈祥林先生转达，一本散文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四篇小说由《延河》发表。桑梓之情，溢于言表，并且请我作点小叙，对背景略作详述。我当时表示义不容辞，既是美学的审视，又是名流的挥就。
对于《延河》编辑部，也愿意发表陈香梅女士的短篇小说，至少是一段难得不易的文字因缘。小说四题，特别是《窄门》《茶花怨》，对生存的沉重，力透纸背；对人生的转侧，如火如荼，文字的功力还在其余，文学的深沉时见精采。很想对这几篇小说谈出一些较为特别的评点，可惜今年四月，我突然中风，脑梗塞，脑血栓，言语紊乱，所幸陕西省人民医院几位医生疗治及时，还没有全部废弃。详细的评点，实再难以勉为，便趁在病床稍轻的时候，说些对陈香梅女士的涂鸦，也申明她的高谊，唐突之处，望请海涵！”
这一组小说在1996年6期《延河》刊出之后，反响极好。《窄门》被各大选刊转载。
说到王愚，好像不说他的酒名就不完整。的确，王愚的酒名与文名比肩。其实他酒量不大，且每喝必醉。最初喝酒，大概是为在痛苦与黑暗的年月里，消解心中块垒，没成想一喝不可收拾。省作协院子里经常听到王愚酒后的趣闻，比如，醉酒后，王愚从不坐车，硬是走着回家，醉眼朦胧中，还不忘纠正街道两旁牌匾的错别字；比如，醉酒后，王愚捧着一瓶酒下楼，不料脚下踏空，连着几个趔趄，头碰到墙上，站起来时，那瓶酒依然牢牢地抓在手中丝毫无损。醉酒后，跌落到省作协前院的喷水池里，那次我倒是亲眼所见。那一日傍晚，王愚酒后踉跄着走进省作协院子里，本想坐在前院高桂滋公馆小楼前的喷水池边略微歇息，却因坐立不稳栽倒进水池中，幸好被旅居省作协招待所要赶火车的路人发现，并及时拖出池来。《小说评论》现任主编李国平形容王愚：“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在酒的燃烧中，王愚这个矛盾体，在忘却着许多，向往着许多，争取着许多。”
1996年这一次的突患中风，很伤了王愚身体和情绪。一向口齿伶俐的他，一度几乎失语，后来虽恢复如初，各种场合依然众横捭阖，然而，从此听从医生警告，彻底戒了酒。朋友都在感慨：不喝酒的王愚是否还是完整的王愚？
2002年，我搬离了住了17年的省作协院子，而王愚也因再次中风，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就很少与他在院子里相遇了。偶尔见到的王愚，是一个步履缓慢，低头不语的老人。2008年之后，我又因挂职米脂县政府，而远离了省作协院子，与文学圈也渐行渐远，更少机会再见王愚。
2010年清明节，一个噩耗传来，王愚因患肺癌去世。当时，我还在米脂挂职尚未结束。
王愚早已知道自己身患肺癌，然而，他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承受。直到八个月后，因为再也无法照顾已经确诊患有结肠癌的老伴儿，王愚才不得已公开自己的病情。难以想象这八个月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承受的该是怎样的痛苦。
我病逝的父亲得的就是肺癌。当年，我眼见日益剧增的疼痛摧残着父亲却无能为力。好在父亲身边还有我的母亲和四个女儿悉心照顾，而王愚却是独自一人在家，该吃饭了，他就拖着病体下楼，在省作协家属院附近的一家麻将馆里，让人为他带一份外卖。
2010年3月，我从米脂回到西安，在省作协，见到《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李国平说，王愚拒绝住院，拒绝人去探望，并且说他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他请求说，就让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保留一份尊严。
那天，我本想去王愚居住的省作协家属院看望老人的，可是，想到了王愚那句掷地有声的“尊严”，我止步于那条通往省作协家属院的金家巷口。
王愚是在病逝前的十几天才住进医院的。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病房里大模大样走进一个小偷，偷走了王愚病床枕头边的一个小包。王愚眼睁睁看着小偷拿走了这个里面只有十元钱的小包，却没有任何力量阻止。
让王愚着急的是包里有一个多年使用的通讯录。王愚只会用这样传统的方式与他人联系，王愚以为，失去了这个通讯录，就意味着阻隔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王愚与夫人）
王愚是参透了最终告别仪式上的场景吗？平时很少见面的熟人、朋友、同道，在殡仪馆院子里相遇，带着惊喜互道问候，寒暄，感慨。然后，怀着真诚，或是佯装的真诚，向曾经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告别。之后，又各奔东西，该怎么活着还怎么活着，丝毫不会因为失去了一个故人而改变什么。
我们没有听从王愚的临终遗言，还是去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多爱赶各种会议、凑各种热闹的忙人没有出现，所以，王愚老人走得很清静。这大概正是他所希望的。
2014年5月，我随作家莫伸去陕南的旬阳县参加一文学活动，我早已期待能有机会去旬阳，因为这是王愚的故乡。虽然其父王一山年轻时就走出旬阳，而王愚也是西安生西安长，但是，故乡始终以他们父子俩为荣，并为王愚建立了纪念馆。
“王愚纪念馆”开馆于2013年10月，坐落在旬阳县城关镇原来的一座小学校园，走进院中，迎面是王愚先生的一座形象神似的半身雕像，在院中一座三层小楼的二层，依王愚先生在省作协家中的会客室、卧室的原貌设置，摆放着他用过的桌子、椅子、笔墨和一书架的藏书，以及王愚珍贵的手稿等。
我默立王愚“家中的书架”前，感受着书籍散发出的他的气息。想起多年前我去王愚在省作协的家时，曾在他家客厅兼书房的昏暗灯光下，看到过这一整面墙的书籍、两把省作协最多见的老旧藤椅、一个老式的书桌，书桌上是一摞摞的书籍和杂志。
比起“王愚纪念馆”复原的家，王愚真正的家逼仄、凌乱又清贫。
离开“王愚纪念馆”时，纪念馆负责人送我一套四卷本《王愚文集》，沉甸甸的。文集出版于2013年3月，由王愚夫人张素文先生拖着病体整理编辑。在文集编后记里，张素文先生有一段话，读得令人窒息：“从王愚走后，我的心情就没有好过。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人走茶凉”。王愚在时，来求王愚写序的，题字的，看作品的，叫写文章的等等。来人不管吃饭、休息与否。
可是王愚去世以后，情况大变。过去来人见了老王和我，嘴上不停地叫着：王老师长、张老师短的，说一些酸溜溜的奉承话，能把王愚捧上天。现在真正体会到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过去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一点不假。这真反映了现实是多么残酷和无情。”
因文而罹祸，坎坷半生的王愚，也因文而得到鲜花和喝彩。谷底与巅峰的境遇他都经历过，他本就不是等闲之辈，自不待言，他早已看尽尘世人生、参透“现实的残酷和无情”。不然，王愚不会总结自己一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风清云谈之中是睿智，是宽和，是仁爱，是豁达，是深厚的阅历而生成的胸怀和心境。只是此刻，他如何能安抚年迈体病还为他备感不平的爱人呢？
张艳茜，黑龙江绥化市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从事文学编辑工作28年，曾任《延河》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米脂县政府副县长（挂职）。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获柳青文学奖），《路遥传》。陕西省优秀编辑奖获得者，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2013年调入陕西省社科院，现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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