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陽的裡坊建設是按照都城建設規劃進行的。
在建築規劃中，先建宮城、皇城，再建郭城、開闢街道，爾後逐步建築裡坊。宮城，位於郭城之西北隅、皇城之北。皇城，圍繞在宮城的東、西、南三面。郭城總體佈局呈方形，設在皇城和宮城的東部和南部。郭城的東北隅和洛河南岸為裡坊。郭城“內縱橫各十街”，形成棋盤式格局。在洛河以南已探出南北豎街12條、東西橫街6條，洛河以北探出南北豎街4條、東西橫街3條。其道路系統的特點是交通方便，整齊有序。一般通向城門的大街都很寬，最寬的南北幹道定鼎門大街又稱“天街”，寬121米，隋煬帝嘗“盛陳百戲”、唐中宗觀“潑塞胡戲”、唐玄宗大集散樂，都是在這條街上舉行的。
城內縱橫交錯的筆直街道劃分出佈局整齊的裡坊，面積大小基本相同，“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形制基本為正方形，摺合今尺每坊的長寬均為441米，約0.5平方公里（存疑）。宿白先生認為，這可能是沿襲北魏洛陽城坊的形制。考古勘探表明，洛陽裡坊東西向約在470—520米之間，南北向約在480—530米之間（定鼎門西第二坊東西415米，南北480—520米）。若再減去坊牆與街道間的距離，考古所得的這個尺度就更接近文獻記載的方一里了。史籍記載的尺寸大約是規劃設計時的尺寸，或舉其整數而言，在具體施工建設時，受地形和街道寬度不一致的影響，出現變動也屬正常情況。如洛河兩岸的裡坊多是半坊，即應是受到洛河南岸所餘面積的限制所致，因此沿河兩排裡坊的形制很可能不是正方形，而多變為南北比較狹窄的長方形。
隋唐洛陽裡坊的邊長推算與考古勘探對比：
隋唐時一尺約29.5（或29~31）釐米，一步五尺（約147.5釐米），一里三百六十步，推算約531米。按韋述《兩京新記》隋唐洛陽城“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推算約442.5米，與考古上“洛陽裡坊東西向約在470—520米之間，南北向約在480—530米之間”差距較大。
因此，韋述《兩京新記》中隋唐洛陽城“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應該不是事實。
定鼎門到隋唐洛陽城東城牆約5.08公里，減去定鼎門和長廈門街道、邊上城牆佔用的200米，還有約4.88公里，其中共有九坊並列，算下來是每坊加街道約540米，去掉每坊街道佔用的10—20米範圍，每坊邊長最大約520—530米，與考古上“洛陽裡坊東西向約在470—520米之間，南北向約在480—530米之間（定鼎門西第二坊東西415米，南北480—520米）”最大值一致，按此劃分即上圖所示，完全符合考古上分配的方案。
今人推算隋唐一里約531米，與每坊邊長最大約520—530米相近。因此，隋唐洛陽城裡坊大致應當還是一裡為一坊的舊制，其中“每坊東西南北應該是各廣約一里，即三百六十步左右”，而非韋述《兩京新記》中“
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裡坊四周圍有坊牆
根據近年考古勘探得知，洛陽坊牆厚度約在4米左右，均為夯土版築。從文獻記載來看，其高度大約不會超出常人肩部。《全唐文》卷267載有盧俑《對築牆判》文：“洛陽縣申界內坊牆因雨頹倒，比令修築。坊人訴稱：皆合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眾人共修。”盧儲判雲：“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產不侔。奚事薄言，佇遵恆式；既資眾力，須順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妨當面？”同書卷980載闕名之《對築牆判》，命題同前，判文亦云：“廣木墉，見銅駝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盧儒中宗朝為右補闕，後遷秘書少監，開元時為修圖書副使。唐代的判文，有虛擬的命題，也有實際的命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垣高不可及肩”，說明洛陽坊牆遠遠低於長安坊牆9米左右的高度，可以方便地從坊外窺見坊內的情況（存疑，長安和洛陽的坊牆其實都不高，應該只有2米左右到4米之間）。坊牆雖然不高，但當部分坊牆坍塌時，坊人仍希望“當面自築”，而不是由全體坊人共修。對此，盧儲還是要求坊人共修。當然，這可能是一般情形。也有宮家出錢維修坊牆的。唐德宗“貞元二四年二月敕，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坊牆，有破壞，宜令取兩稅錢和僱工匠修築，不得科斂民戶”。
釋疑：
裡坊是古代都城建制結構的最小單位，便於對城市居民的管理。隋唐時期的裡坊制度最完備，百餘里坊華麗壯觀，一里三百步，“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坊牆由夯土築成，寬1.6米。《全唐文》記載：“
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妨當面。”意思是裡坊的坊牆不高，站在牆外可看見坊內景物。此次模擬展示的坊牆有夯土坊牆和檜柏修剪坊牆，兩者交替出現，高低起伏，形成圍合、封閉的坊內空間。
坊牆復原圖
為方便觀賞坊牆，如今坊牆與天街用木棧道相連。為清晰展示隋唐時期城市裡坊格局，“兩坊一街”保護展示工程
通過坊牆、坊門、坊內十字街等遺址要素展示坊內格局，對天街東西兩側的明教坊和寧人坊進行模擬展示。坊牆上闢有坊門，坊門為重樓
《大業雜記》雲：洛河“大堤南有民坊，各週四裡，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為重樓，飾以丹粉”。《資治通鑑》卷183“隋恭帝義寧元年”注引《考異》亦云：“《略記》：三月……乙亥，密部眾人自上春門……丙寅，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樓。”坊內居民出入必須經由坊門，坊門由坊正負責，“以時啟閉”。除正月開門觀燈等特殊原因外，平時是統一以鼓聲為準，“昏而閉，五更而啟”，與城門的開閉時間同步。
洛陽裡坊究竟開有幾個坊門？《舊唐書 地理志》雲，“開東西二門”，是說諸坊只有東西二門，與長安皇城南朱雀街東西兩側的三十六坊相類。
此說與其他文獻記載相悖。如《元河南志》卷1引韋京《西京記》雲：“每坊……開十字街，四出趨門。” 也與考古發掘結果不符。
兩坊一街復原圖
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對隋唐都城裡坊遺址進行了四次較大規模的發掘，其中三次在洛陽明教坊、履道坊、恭安坊，從中可進一步窺見洛陽裡坊的自身結構和基本形態。
兩坊一街示意圖
明教坊是定鼎門街東最南面的一個坊，南靠郭城南城牆，西臨定鼎門大街，北為宜人坊，東為樂和坊，現存北坊牆的西段240米和西坊牆的北段114米。坊牆系夯築土牆，殘寬1.4-2米。該坊中部有十字相交的東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一條，東西街長500米、寬14米，南北街殘長340米(原長530米)、寬也為14米。
四面坊牆中部開有4個坊門，東接坊東大街，西接定鼎門大街，南接南郭順城街，北接永通門大街。考古實測的數字是以坊街實際保存的寬度即周圍道路內側計算的，實際還應當減去坊牆與街道間的距離，所以坊牆內的面積要比上述數字小。據文獻及墓誌記載，坊內有龍興觀，唐尚書右丞宋璟、國子司業崔融、河南府士曹參軍崔同等曾在此居住。履道坊位於長夏門東第四街，因距朝、市都比較遠，“居止稀少，惟園林滋茂耳”，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寧靜幽美的居住區。當時這裡居住了許多達官貴人。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晚年就居住在履道坊，直至壽終。白居易在《池上篇》並序中對履道坊環境及其宅院形制構造記載詳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隅，東南之勝在履道里，裡之勝在西北隅。西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道池橋道間之。”(卷69《池上篇》)1992年，考古工作者對其宅院進行勘探發掘。發掘表明，履道坊的西側自南而北有兩條唐代水渠，且在西北隅匯合後轉向東流，這與《唐兩京城坊考》中所繪伊水渠的走向相一致，而且能夠與白居易詩句“
徘徊伊澗上，睥睨篙少旁”相互印證。水渠間發現有一條坊間大道，寬8米餘，坊內有十字路及小十字路。白居易宅第面積約合今13.4畝。從白府牆基散水及殘存建築基址看，其佈局南有廂房、北有上房，是一座有前後庭院的兩進院落式庭院，後院是白居易及其家人的臥室、廚房，有一平面呈方形的中廳，東西兩端有迴廊與兩面對稱的東西廂房相連。在居住區之南，有引水渠與坊西側的伊水渠相通，很可能就是南園中的池沼。
履道坊示意圖
從考古發掘看，宅院的佈局大體是：宅門向西臨坊里巷，西巷有伊水渠從南往北又東流去。園內水由西牆下引入，在園內周圍繞流，於東北流出入於伊水渠。南面是園，有水池；第宅在東北，第宅西是西園。白府的這種佈局可與白居易有關詩文相互印證。如《池上閒吟二首》、《題新居，寄宣州崔相公》、《北院》、《閒坐》、《池上作》等。白居易宅第在唐宋兩代都是著名的園林。五代時社會大動亂，履道坊年久失修。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改履道坊為普明禪院，北宋時稱大字寺園。
《唐兩京城坊考》記述履道坊在隋代有樂平長公主宅、兩京設計建造者宇文愷宅，唐代有源匡贊宅、高力牧宅、吏部尚書崔群宅。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又據出土墓誌補充有中散大夫上柱國行成州長史張安宅、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崔皚宅、泗州刺史趙本質宅、口口大夫行蘇州司馬上柱國張利賓宅、桂陽郡臨武縣令王訓宅、鄴郡成安縣尉高故妻張氏宅、河南府洛陽縣尉王師正官第、京兆府戶縣令李鈞宅、吏部尚書崔群宅、太子太保分司東都贈太尉崔慎由宅。 惟這些住宅目前尚不能確認其具體位置。但從中亦可說明，履道坊因其環境優雅，使這裡官宅密佈，空間利用率十分高。
恭安坊位於定鼎門街東第三街，平面呈方形，總面積約32萬平方米。坊內發現了兩條分別呈東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街道，在中部呈十字交叉狀，各長約500米、寬8米，應為當時坊內十字大街；坊的南部發現一段10米長的夯土坊牆和一處建築遺址，可能是當時的一座坊門。在坊的東側和西側各發現一座居民院落，院落北圍牆外發現一處蜿蜒曲折的水渠。
此外，在洛陽長夏門西第一坊歸德坊、建春門南第三坊永通坊的考古勘探中，也發現了十字街的殘跡。據上述考古勘探，坊內十字街道的寬度諸坊並不一致，明教坊十字街寬約14米，而恭安坊十字街寬度僅約8米。
從洛陽裡坊考古發掘情況看，隋唐洛陽裡坊坊內闢有十字街，說明坊四面皆有東、西、南、北四門，從而證實韋述所說為是。《太平御覽》卷180引韋述《兩京記》雲：“宣風坊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唐兩京城坊考》卷5亦有相同記載。《太平廣記》卷159《崔元綜》說：崔氏夢中相隨一女子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又同書卷484《鄭還古》雲：“鄭還古，東都閒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宣風坊系洛陽定鼎門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三坊。履信坊為洛陽長夏門之東第四街由北至南第六坊。文獻中所言北街之西、街西、東街，可與考古發現洛陽裡坊四門之制相互印證。
定鼎門大街東邊即為明教坊
隋唐洛陽裡坊的內部結構，以往多認為，其坊內是“四區”區劃制，即一坊只有一個十字街，據此分一坊為四區，每面開一門，而不像長安裡坊那樣，在四區內再設十字街，形成“十六個區”的格局。但考古鑽探在履道坊內除發現了“大‘十字路”’，即坊內十字街外，還發現坊內有“小‘十字路”’，因考古公佈資料過於簡單，其具體內涵目前尚不清楚，但它說明
洛陽裡坊有可能在“四區”區劃制外，還存在其他形式的區劃，這應是無疑的。常規裡坊是指安置下級官吏和平民的裡坊，是裡坊佈局的基本形態。裡坊的平面佈局是由裡坊制度規劃的道路體系決定的，探討裡坊的平面佈局，需要釐清裡坊內道路的構成。裡坊制度自西周初創，發展到北魏時期已基本成熟，裡坊內形成了由街、巷 、曲三級道路構成的道路 體 系 ，只是唐代之前，文獻中有關道路的用語“街 ”“巷 ”“曲”混用 ，都是指裡坊內的道路，尚無指向明確的名稱。如“裡 (閭)巷”“巷街”“曲巷”等 。到了唐代三級道路始有專名，分別以街、巷 、曲名之，史籍文獻出現了十字街、橫 街 、曲的明確記載。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解讀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分析，當代學者將裡坊內道路分別以十字街、橫 街 、十字巷、循牆巷、坊曲等名之。
明教坊、履道坊和恭安坊的考古發掘，對研究隋唐洛陽裡坊佈局、建築形制及民居結構，以及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等都有重要意義。然而也有些問題並未得到答案。歷史文獻記載洛陽裡坊有十字街，有些住戶住在坊的四隅。那麼在四隅的住戶如果沒有環牆內側的街道或里巷，他們是如何出入的？沿坊牆內側究竟有無循牆巷？明教坊和履道坊白居易宅第的考古發掘並無對履道坊西北隅是否有街巷以及小曲巷作出解釋。因此，要回答這一問題，還需要從文獻中尋找線索。
隋唐洛陽城各里坊坊牆內側是否有循牆巷？
循牆巷是指住宅院牆與裡垣之間形成的巷道，是巡檢裡垣、防止逾牆的通道。裡內住宅均以院牆分隔 ，裡垣與相鄰院牆之間便自然形成通道。元代李好文編撰的《長安志圖》中唐長安的《城市制度圖》繪有裡坊的十字街、橫街和循牆巷 ；隋唐洛陽城履道坊考古發掘也證實白居易宅院牆與坊牆之間確有一條通道，寬 2.7米。
據《太平廣記》卷299《韋安道》記述：韋安道“唐大足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裡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 帝者之衛。……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雲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為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宮監但指慈惠裡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人 ”。《唐兩京城坊考》卷5“慈惠裡”條亦錄有《異聞錄》事。
《太平廣記》卷484《李娃傳》亦云：某舉子“以乞食為事。……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裡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娃自?x中聞之，……連步而出。……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慈惠裡在洛陽長夏門東第二街自北向南之第一坊，緊靠洛河北岸。從武則天大足年中韋安道在慈惠裡的活動和《李娃傳》所記之事，證明洛陽慈惠裡和長安安邑里一樣均有坊牆內側之循牆巷。
《太平廣記》卷362《李林甫》雲：“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長安志》卷8《平康坊》曰：“東南隅右相李林甫宅。”《唐兩京城坊考》卷3注引《開天傳信錄》亦有相同記載。所謂東南隅即東南角，按理自然不會靠近坊內十字縱街的南段，由此可證明坊內四隅的住戶應是從環坊內側的循牆巷出入的。
洛陽裡坊是否和長安一樣有坊內曲、巷？
曲、巷即裡坊內級別最低的東西向通道，是十字巷分割的區塊內宅院大門面對的小路。“曲”字的本義是彎 ，與直相對，引申為隱蔽、偏僻的地方，用於道路時，是指幾經轉折、偏僻幽深的小路。賀從容先生在《中國古代城市“制裡割宅”研究三箋》一文中對“曲”字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認為院幽深或僻靜之道路稱為“曲”，是經過規劃修建的東西向直線通道，並非因恣意建造宅院致使小道蜿蜒曲折。
按，曲、巷是坊內僅次於街的坊內通道，居民住宅就分佈在諸曲巷之內。它的出現，應是在坊內多於“四區”區劃制分區的基礎上形成的。因為四門之坊的十字街把坊分為四個部分，有四個十字巷，又把坊分為十六部，形成諸多的曲。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洛陽裡坊皆為四門之坊，考古發現也證明履道坊內有大小十字街。這就意味著隋唐洛陽裡坊存在曲、巷。
如前圖中定鼎門遺址發掘的格局圖所示
另《唐會要》卷86《街巷》載：“開元十九年敕：京洛兩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 《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敕雲：“洛城坊曲內，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植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 《太平廣記》卷118《韋丹》記韋丹受胡蘆先生之邀往訪元長史事，說二人“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人，數十步，復人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太平廣記》卷384《李及》雲：“李及者……所居在京積善裡。……尋途自還，久之至舍。見家人當門，不得人，因往南曲婦家將息。” 《全唐文》卷736《歌者葉記》說：“自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裡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之下。” 通利坊為洛陽長夏門之東第二街由北至南第二坊。積善裡是洛陽定鼎門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一坊。
從上述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隋唐洛陽裡坊的街巷佈局應是有東西南北大街，有環坊牆內側的循牆巷，還應有其他一些小的曲巷。十字街，再加上小的曲、巷相隔，構成了洛陽裡坊的內部結構。居民住宅就分佈在諸曲、巷之內。
《全唐文》
《舊唐書》
《唐兩京城坊考》
《唐會要》
《大業雜記》
《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
《元河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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