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的老东门进城，沿东大街西行至今城守东大街口右转，就是成都历史上一直商贸繁荣的北打金街，现在叫红星路三段。
原来的北打金街由北而南分为上、中、下三段。从原书院正街（今红星路二段）南口至金玉街西口是上北打金，从金玉街口到江南馆街西口为中北打金，由此向南直到城守东大街东口为下北打金。街虽分三段，但其总长度也不过七八百米。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南、北打金街一直是加工、经营金属制品一条街。街上商铺一家挨一家,做铜壶、铁壶、锡壶的,还有各种金属制成的锅、瓢等,各具特色。当年人们只要走上打金街,整条街都是清脆的“叮叮咚咚”声音不断,犹如无规则的打击乐般悦耳动听。
早在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名叫定晋岩樵叟所作的《成都竹枝词》中曾有“最繁华是北打金”的赞叹之词，可见当时的兴盛。如今耄耋之年的成都人都还记得，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这条街也仍然是老成都生意兴隆的地方。
这条老街的得名，相传因旧时陕西人来川曾在这条街以捶制金箔为业，并世代在此定居，于是就将此街取名为“打金”。这种靠手工捶打出的金箔，是用于寺庙菩萨装金及制匾联寿幛。其技术要求较高，而当时又只有陕西人会这种技术，所以能长期在此地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独占行业。后来，商业人气的带动下，这条街除“打金”商铺外，又先后新开了十几家打制银器饰物和制造牛皮箱的手工作坊，于是省内各地的商贾及消费客户纷纷前来采购。更带来了此街的繁荣。
这里特别要细说的这条街上的三个寡妇，都是普普通通的妇女。她们在封建礼教的社会中遭受歧视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开起店铺，支撑起她们那残破的家，并担负起教养子女的责任。她们的所作所为，对今天的妇女来说，也许并不难，但在百年前的社会情势下，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了。
当时在这条街上，有一家被人们称为“伍寡母儿”的饭铺。它坐落于本街东侧，紧邻成都有名的茶铺“香荃居”。三大开间的门面，内设油光锃亮的黑漆餐桌十余张。厨下掌勺的、墩子上的大师傅全是行家里手，做出来的菜，按成都人的话说，叫做“没得谈头”——无可挑剔之意。即便是跑堂的堂倌，也是训练有素，个个热情堆笑，动作麻利，算账报账分文不差。这些都是饭铺女老板“伍寡母儿”长久以来细心调教、统筹指挥的结果。
伍寡母儿饭铺生意兴隆，收入丰厚。尤其是每逢干支为子午卯酉之年，来省会成都参加乡试（清代乡试每三年一次）的各府州县士子，凡住在当时东门一带客栈的，他们大多都喜欢来这家饭铺用餐。特别是在这些年头的农历八月（乡试考期在此月），更是这家饭铺生意红火的黄金季节。
伍寡母儿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只知其娘家姓苟，名字不祥。其丈夫去世时，她还不到三十岁。上有公婆，下有两个小儿子，其中稍大一个儿子是先天性痴呆儿，家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好不容易向亲友四处张罗总算借到一点本钱，先开了一个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饭铺。由于她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几年时间，饭铺就以质量上乘、价钱公道出名并得到扩充。那时，从东大路上省的外地人，一到东门，放下行李，就直奔北打金街伍家饭铺，要么是熟客，要么是老乡介绍慕名而来。伍寡母儿死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享年九十多岁，这家饭铺在这条街上享有名声和好的口碑四五十年之久。
在这条街上，时间稍后于伍寡母儿的还有一位徐寡母儿。这也是一名极其能干的妇女。其名气虽不及前者远播外州府县，但在当时成都老东门一带，却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名人物。
徐寡母儿早年丧夫，丈夫留给她的除债务外，还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女儿和孤单一人的寡嫂。面对这付重担，她没有逃避，而是坚强地承受了下来。起初，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向亲友借得十多元钱作为资本，勉勉强强在本街挨近诸葛井街（今东锦江街）西口开了一间租赁轿子的小铺。由于本钱少，作为租赁用的轿子大多买自二手货，所收租金也比较微薄。这样，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总算凑合着度过了最初几年。
那时的四川，军阀混战，人们处在兵荒马乱之中。“徐家轿铺”的租赁生意日渐清淡，生存危机愈益迫近。她为另谋生路，于是在轿铺隔壁另租一门面，开起了一家卖冷酒干菜和面食的小店。狭小的店面左侧摆放了三张食桌，右壁安放着锅灶和酒菜食品、调料碗筷等杂物。价廉物美的普通食品，很受客人的光顾。特别是晚上，在菜油灯摇曳的光影下，徐寡母儿瘦小而矫健的身躯在店堂内不停地忙碌着。
在今天看来，面食是再普通不过的食品。可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对于土著的成都人来说，却并不常吃。一般人家总要在诞辰或过年过节才有机会吃上。当时民间在亲友寿诞时即以寿面（切面，即干面条）作为馈赠礼品，可见能吃上一餐面食在当时普通人家已是极其奢望的了。徐寡母儿面店之所以能有多人光顾，“尝新”的心理是其原因之一。
徐家面店的面食也确实是有特点的。因为她卖的不是一般面条而是手擀面皮（今称之为“铺盖面”）。将这种面皮煮熟后捞入放有葱花、酱油、猪油的碗内，另在面皮上浇盖牛肉或猪肉制成的臊子。吃起来滑软适口，风味独特。当时每碗三枚200元面值的铜板，虽然所赚甚微，但薄利多销，一家人的生计也就这样勉强赖以维持了。
经过如此苦苦的支撑，直到女儿出嫁，寡嫂送终，徐寡母儿也因积劳成疾，六十多岁即走完了平凡的人生之路。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本街南口不远处，还有一卢姓寡妇。其丈夫在世时是一锡匠，丈夫死后，她继承了打造锡器的生涯。每当人们经过那间窄小的铺面，总能看到一个三十多岁妇女佝偻着坐在小木凳上操作的身影。
打造锡器，这本是一种全凭手工技术的劳动，对卢寡母儿这样一个孱弱的妇女来说，无疑是艰辛的。尽管她平时耳濡目染，然而面对具体操作，却也透着多么的陌生。从购进锡锭原料，到熔化并反复敲打成型、抛光，以致与买主交易洽谈、讨价还价，一切都得靠自己亲自完成。除此之外，还要担负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儿女的教养。不难想象其中的酸甜苦辣。
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像上述三个没有文化，没有资财的家庭妇女，凭着对生活的信念和家庭的责任感，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养家糊口，教养子女，始终如一地履行着人妻人母的职责，自立自强。其人品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尊敬的。这也正是老街坊们传为佳话，至今还时时称道她们的原因之一。
在下北打金街的西侧距联升巷口不远，有一家修理钟表的小店铺。单间门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张短短的黑漆柜台，右边的一张上面放着一架嵌有螺钿的大型紫檀木座钟。店内左右两张工作台上，摆满了镊子、锉刀之类的小工具。店铺门前的上方，当街悬挂着黑底金字木质招牌，尽管金字的颜色因年代久远已失去光泽，但上面木刻楷书“天一斋”三个大字却依然清晰可见。这家店铺就是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成都扬琴玩友（成都方言对业余戏曲演唱者之称）经常在此聚会演唱的场所。
“天一斋”这家钟表修理店的店主叫何茂轩，他在这条街上修理钟表已将近30年了。上世纪40年代中期，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仍不得不将店铺勉力支撑着。因为手艺好又注重诚信，“天一斋”这块招牌在当时成都修理钟表行业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这位老人居家俭朴，平时对烟酒赌博等嗜好一概不沾。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欢弹弹唱唱，特别是对扬琴，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这个嗜好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89岁高龄的一生。
老人勤于摸索，虚心学习，加之长期与其他扬琴爱好者相互切磋，使他的扬琴演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难得的是，有关扬琴演奏的乐器，他大多都是亲手制作。对扬琴材质的选用、烘干、锯板、粘合以及琴钉、琴弦、竹马的安装，敲击竹签的削制，琴身的髹漆等等，技艺极为精巧。其它配合乐器，如鼓板，他也亲自选材、打磨。他曾经自制的一副黄杨木鼓板，川剧名演员周企何见后爱不释手，他便慷慨相送，此事曾一度传为艺林佳话。
在扬琴的唱本方面，由于过去民间艺人缺少文化，大部分是靠师傅口授流传下来，加之一些唱本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字词的错讹，因此不少唱本以讹传讹。传世的唱本，曾有名家黄吉安亲撰或校订的“黄本”，除此之外，其它多为仿刻本（一般是本市卧龙桥刻本）。仿刻本的错讹之处颇多，如《白帝城托孤》一出，有的艺人将其中“范疆张达”二人（刺杀张飞者）唱为“反将张达”，这是口授讹音的误读；如《拷红》一出中红娘“摽梅及时”的道白“摽”，（坠落之意，偏旁从手，摽梅，词见《诗经·召南》。“摽梅及时”是用来比喻女子婚嫁应当及时），不少仿刻本或传抄本将“摽”误写为“標”，“標梅”语意就不通了。凡此之类，都曾引起何老先生的质疑并得到纠正。作为一个仅仅读过几年私塾的扬琴玩友，这种认真而不盲从的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成都著名的慈善机构——慈惠堂，为帮助一些孤贫盲童获得谋生自立的本领，由该堂总理尹仲锡（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亲自出面敦聘何茂轩为该堂举办的瞽童教养所扬琴班首任义务教习。在何茂轩一丝不苟的教导下，数年来先后几期毕业的瞽童大都学习有成，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唱腔独具韵味的“堂派”风格。其中如洪凤慈、大章等人，后来在成都西御街安澜茶社的扬琴演唱中，都曾获得广大听众的赞赏。
在成都的扬琴玩友界中，何茂轩以其年高德勋、诲人不倦的德艺双馨，一直受到玩友同仁的尊重。登门向他求教者，远有乐山、犍为、自贡等地的扬琴爱好者，至于本市前来请益的，更是难以数计了。在同辈好友中，如杨卓然、沈子孝（均曾担任瞽童教习）、邓范渠、萧绍辉及黄玉麟等，都是扬琴玩友界的知名人物。他们共同切磋技艺，热心辅导后学，促进了成都扬琴玩友琴艺的提高。
当时这些玩友的聚会，大多时候就在下北打金街的“天一斋”。大体十天或半月聚会一次。由于是自发形成，多采取邀约串联的方式。每次的聚会，演唱从傍晚店铺关门开始，约三小时结束。具体演唱的剧目，届时由当晚到场的人根据自己的擅长和爱好临时确定，每人一般演唱二到三出。经常演唱的剧目，有旦角的《刺目劝学》《三祭江》《碧莲教子》等；有老生的《白帝城托孤》《失代州》《饭店认子》等。加上其它剧目，大约不下三四十种。每值聚会晚上，“天一斋”窄小的殿堂里，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除场面上坐的操琴、击鼓、弹三弦等四五人外，周围坐唱或立听的经常有十余人。其中有初入门道急于借此一试才艺的后进，也有来此欣赏扬琴魅力的街坊邻居。当时著名川剧演员刘成基、戴雪如、周企何等人，也常来这里拜访，与何老师一道切磋扬琴声腔。这些不速之客，店主人是一律欢迎，让座倒茶，来者不拒。于是这个小小的“天一斋”修理钟表铺的名气，不胫而走。事实上，这里成为成都一处著名的扬琴玩友俱乐部。这期间，成都扬琴玩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马再如、任正奎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斗换星移，解放后，此店因店主何茂轩年事已高而歇业，住所由北打金街迁至东升街的人民银行职工宿舍。扬琴玩友聚会照常于每周六、周日晚上在宿舍大厅举行。
1953年，当时的西南局召开音乐工作者代表大会，何茂轩老人以78岁高龄作为特邀代表赴重庆参加，并在会中与后辈精英同台献艺，亲手操琴。当时的报纸赞誉为“三代同堂之精彩演出”。
1964年4月，何茂轩老人因高血压中风逝世，享年89岁。出殡前夕，老人生前好友、扬琴玩友李公亮之子李克贵（前苏联莫斯科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扬琴演唱金奖获得者）在老人灵前深情地演奏了一曲《将军令》为其送行。慷慨激昂的琴声，给丧礼增添了浓浓的悲壮气氛。毕生钟情于扬琴的老人，此去应当是毫无遗憾了！
如今,虽然成都的很多老街都如同这条北打金街一样，只徒留一条街的虚名了,但如果去寻求这些老街所承载的历史———当年发生在老街上的故事,恍惚间,故事中的人物———小商贩、大老板以及街坊上普普通通居民百姓,依然会感觉到他们的身影仿佛至今仍在老街上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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