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这句人所共知的警句，出自张爱玲的《天才梦》，彼时，她只有18岁。

张爱玲的文字，时常发出直抵人心的喟叹，以至于她初涉文坛时，世人多以为，她是个人情练达的老者。

柯灵先生后来说：“我扳着指头算，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只因张爱玲，写尽了那个时代的炎凉与悲欢，她成全了乱世，乱世也成就了她。

其中《倾城之恋》更是让她火到现在。因为书中的“倾城”战事是张爱玲亲历, 且内容上也多方渗透了其自身及家庭的影子。

换言之, 在《倾城之恋》的故事原型中, 张爱玲是个被丝丝缠绕的局内人。于是, 《倾城之恋》的“介入感”相当强, 无论是小说里的多处议论, 还是其后的回顾文章, 都能看出这一点。

这种相似的人生境遇, 使张爱玲本人的“自我”追寻, 有意无意地投射在《倾城之恋》之中, 投射在小说主人公之上。

今天我们就从《倾城之恋》走进张爱玲幽深的内心、探究她隐微的“自我”。

01：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自我”投射

白流苏与范柳原, 皆被命运、家族放逐于动荡、过渡的“夹缝”时代, 都具有某种孤苦无依、无根流浪的特征。他们的人生境遇, 决定了其对追寻、确证“自我”的本能性需要。

在这一点上, 张爱玲与她笔下的人物境遇相通。她的“被抛”于“夹缝”也是双重的:空间维度上被家庭弃逐于这“乱世”之一隅, 时间维度上被命运抛置在这个“夹缝”般的年代。

张爱玲出生于传统旧家族,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已不断落破, “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 见到、听到的, 都是那些病态的人, 病态的事”。

父亲张志沂是畸形的旧人, “自私、专横、又暴虐”，施与她旧式教育。另一面, 漂亮、西洋范的母亲与姑姑, 则是洋派的新女性, 为张爱玲请家教、学画图、学英文、学钢琴, 又进入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玛利亚女中。

所以, 张爱玲父母分别代表中西不同的文化元素, 通过类似拔河的方式, 对她施加影响。

父母离婚、父亲再娶使张爱玲失去了往昔的优越生活, 她甚至差些因病丧命, 被迫逃去投靠生母。作为新女性的母亲, 自食其力尚且支绌, 无力兼顾张爱玲, 在经济的重压下, 母女亲情也渐次淡漠、冰凉。

她只能拼命学习, 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欧战转去港大。当19岁的张爱玲奔赴香港之时, 她就已诀别了家庭, 拜别了亲人, 在这个“夹缝”式的时代, 开始了离人般的流浪。

然而, 香港陷落的“倾城”之战, 又湮灭了她文凭的希望, 命运捉弄其北上返沪, 独闯十里洋场。

这一经历与白流苏有更多的相似, 流苏及白公馆有许多张爱玲及其家庭的影子。

她说：“流苏与流苏的家, 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 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

白公馆里三哥四嫂与流苏反目, 说白了主要缘于“钱”:哥嫂把流苏的钱盘光后, “当面锣, 对面鼓”地挤兑、驱逐她;

其母亦从经济角度考虑让她回去给前夫奔丧;金钱让骨肉血亲之间机关算尽、冷酷无情。

与流苏相类似的情形, 张爱玲在自己家里早已见惯:金钱如何让父母、父女反目成仇, 又如何再让母女情薄恩凉;其父母离婚便夹杂着许多“钱”的因素，而张爱玲与母亲的疏离, “钱”亦是主因。

白流苏被范柳原巧使手段调来香港, 她虽然感受到柳原的真心, 但为何迟迟不愿敞开自己呢?

因为她看出, 自己的境遇顶多是姘居的情妇。

张爱玲熟悉这样的姘居, 说姘居的女人“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白流苏即是如此, 她反抗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地位;她要找到“自我”, 就不能接受这种“既不像爱, 又不像嫖, 不够健康, 又不够病态, 缺乏主题的明朗性”的关系状态;

她对自己的固守、对柳原的疑忌, 体现了张爱玲言及的“自私者”的一面。

《倾城之恋》中流苏在向母亲求助无果后, 恍惚间有种奇特的感觉:“又是多年前, 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 看了戏出来, 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 瞪着眼看人, 人也瞪着眼看她, 隔着雨淋淋的车窗, 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

这个细节, 明显带着张爱玲小时候“看了电影出来, 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 立在街沿上, 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的个人体验。正是张爱玲曾经孤零一人与陌生街道、陌生人相对时的惶惑、隔膜体验的移植。

试想张爱玲的前半生, “逃离我父亲的家, 不能去伦敦大学入学, 香港大学辍学, 圣约翰大学辍学, 和胡兰成的缥缈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 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 几乎都是‘未完成’”。

总之, 张爱玲对那个旧物崩坏、新物滋生的“夹缝”时代有一定的自觉, 她对这个时代的人们与民族传统的关系, 也有过自己的思考:

“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 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 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 抓住一点真实的, 最基本的东西, 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 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02：书写“凡人”的魅惑

张爱玲文字的一大独异之处, 在于书写极端“大时代”里的凡人俗事, 《倾城之恋》亦是如此。

新时期以来张爱玲的地位擢升、声名显赫即与此密不可分, 以至被不少方家抬到了生活哲学的高度。不过, 在这种文学书写的独特视角、别样魅力背后, 是否折射着张爱玲自己思考人生、认识世界的重重魅惑, 亦是个需要再探的话题。

张爱玲在《烬馀录》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有名的文字:战争开始的时候, 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 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 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 我们总算吃够了苦, 比较知道轻重了。

整段话的重心落在了“饮食男女”和“兽性生活”, 似乎人生唯有这些才够根本, 即所谓人性真谛, 其他的都成了“浮文”。

张爱玲所经历的事件是真实的, 但可惜其观察对象仅仅是殖民地都市的部分小市民及一所殖民地高校的大学生。其视域所及, 仅是完整事件中的一个碎片, 且不免还被张爱玲独特的眼光所“剪裁”。

于是, 张爱玲笔下所谓的凡人、饮食、安稳、苍凉, 似乎也能折射动荡乱世之中市民日常世界的一小段光谱。

总之, 张爱玲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倔强的浮夸:

其结果, 自然会出现种种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逻辑扭曲、简单武断的弊病, 只不过穿着华丽修辞、俏皮机智的外衣。

同样, 张爱玲关于人生“飞扬与安稳”的议论, 被无数人言传乐道, 还奉之为独特的人生哲学。

她站在沪港这样一个畸形、浮华的“夹缝”场域, 只能为同样无根而小众的市民描摹浮世悲欢。然而在这里, 既没有那个时代的本质, 也不是鲜活中国的真相, 仍旧犯了“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 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毛病。

当然, 年少成名是非多, 在种种批评、指责和流言的旋涡中, 张爱玲为自己辩护, 亦是本能的需要。她要通过写作及这些辩护来确证“自我”的存在与合理性。

不过, 这样的辩护, 越辩越显露其“自我”的羸弱。然而, 她执拗于此, 并以之为刚强。

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下, 张爱玲完成了对自私、放恣、拒绝自我牺牲的强辩，对人生的责任义务几乎有本能地逃避,又 给那些同情、宽宥或有着相近心思的人以充分的辩护空间。

03：张爱玲的两重“倾城之恋”及其“自我”

从“倾城”的视角看张爱玲, 在其人生的“文本”里, 其实她也曾有着自己的“倾城之恋”, 而且是两重。

①与上海

上海彻底倾陷的几年, 反而是成全她的唯一窗口, 看来, 张爱玲和这个她生长于斯、乐居于斯、绽放于斯的大都市之间, 形成了某种类似“倾城之恋”的关系。

这里有她最主要的人生经验, 上海既丰富了她, 也限定了她。

1953年以前, 张爱玲除了曾去天津小住和港大读书外, 都住在上海, 并且“在张爱玲的记忆中, 上海是永远和平安定的一角”。

她知道一些上海近代高压生活中的畸形。比如她观察上海, “新旧思想交流, 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 这契合乱世的特征;越是乱世, 伦理道德体系崩散, 人性越趋于自然状态;越是乱世, 生存环境愈加险恶, 人们便只考虑自己, “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 只顾一时” 。

张爱玲的视域不仅被上海限制, 还长期被其父母用半封闭式的闺秀生活圈在家中。

从上海给予她的生活经验中, 张爱玲用自己的聪敏、早慧, 很年轻就总结出一套感受世界、剪裁生活的认知方式。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里说过, “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 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 而专图自己的便利, 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 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 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在那个半殖民的乱世一隅, 张爱玲却与那片畸形的土壤已然共存共生:无论留下和出走都意味着失去“自我” (旧我) ;留下来就必须重建一个“新我”, 她果断拒斥;而漂流于异国他乡也注定了“自我”的凋零。

张爱玲是中西新旧“夹缝”时代里, 畸形的半殖民地土壤上, 滋养着的一朵行将绝迹的富贵兰, 在这三世十方的匆匆一瞬里盛开, 绽放着她娇嫩、精致、美幻、蛊惑的一抹艳色。

②与胡兰成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为白流苏、范柳原的“自我”追寻, 通过婚姻给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

现实中的张爱玲认准了胡兰成, 并缔结了婚姻, 出于她内心的需要与渴望。她给胡兰成的信中说“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婚书上, 她写下“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 结为夫妇”, 他写下“愿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旁写“炎樱为媒证”。

只可惜, 匆匆而至的结局, 使所谓“懂得”“慈悲”“静好”“安稳”成了绝妙的讽刺。

他们的婚姻很奇特, 奇特到连当事人都觉得不像婚姻, “虽结了婚, 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

他们只有公寓没有家, 聚少离多, 这种周期性的鹊桥相会, 倒像是她笔下的“姘居生活”。

这样的关系中, 张爱玲固守着自己, “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改变反倒是罪过;契合她心思的, 她喜悦而顺从;不契合的, “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总归不大像真挚的婚恋那样, 在执着地相互磨合、煎熬中改变着, 把对方的韶华、个性镂刻到自己的灵魂中。

然而，真正的婚恋, 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 经济方面的生存与温饱, 精神方面的信任、依靠以及心灵的交流、倾诉。

可太爱自己的人, 已经没有多余的爱再给别人。自私到不愿“煎熬”“执着”“磨合”“改变”, 又怎能真的把两颗心变成一颗, 结出无限信任和灵魂欣悦的果实?

张爱玲面临的难题和她笔下的白流苏一样, 却比流苏程度更深, 其做派和其愿望分明是一对悖论。她对于胡兰成, 一方面自愿“低到尘埃”并欢喜到“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对我这样百依百顺”；

另一方面却也并不因为胡兰成的“缘故改变她的主意”。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感慨, “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 算盘打得太仔细了”。

不就是张胡二人绝妙的写照吗?张爱玲说她喜欢写男女之间的爱情, 因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更放恣”。

可惜这种真性流露的“放恣”不一定能让爱情开花结果, 过度了、任性了, 反倒会成为自己的牢笼。

所以, 张爱玲可以让香港的陷落成全白流苏、范柳原的“倾城之恋”, 却无法在茫茫的真实世界与现实历史中认清自己、洞察别人。

张爱玲早年曾叹息, 她“最恨”的就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 对独立的职业女性有种种向往, 觉得自己就足以成就“自我”。

实则, 人既是社会的人, 自身的需求都无法在自己之内就全部获取, 一个完整的“自我”是坚持自己与放下自己, 只能在与他者的交往、交换关系中完善。

彼时的张爱玲, 正处于人生最春风得意的岁月, 对她仅有的那点人生经验有沉溺般的珍爱, 并据此倔强地观察社会、认识世界。

她的矛盾在于:不是不想获得爱情、婚姻和“自我”, 但既无力拓宽、改变既定的自己, 又无法认清哪个才是“对的人”。

也许, 对于张爱玲这么复杂、微妙的对象, 她自己的妙笔已经颇为允洽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 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筒, 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 苍白, 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 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 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04:张爱玲的自我“困囿”

张爱玲的“自我”被困囿在中西新旧之间的“夹缝”, 既是造化弄人, 也是自我选择。

在处世待人方面, 她“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对待人情、金钱, 不像中国传统那样人人相欠, 却如AA制一般清楚明白:“爱玲却是两讫, 凡事像刀截的分明, 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 两人锱铢必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 亦必先言明谁付账。”

对待时间, 也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 也不能晚一点, 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 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那些故作潇洒, 看似已与过去道别, 实际上这些贫困、郁暗的阅历经验却如此的挥之不去。因为, 这么决然地不爱父母、不喜学校、不恋童年、不念旧情, 和眷恋它们在逻辑根柢上相通——为过去的时空所围困。

所以, 在自我封闭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碰撞、激荡中, 张爱玲去追寻一个更为健全、成熟的“自我”, 不仅仅是主观的需要, 也是客观的必然。

诞生于此背景之上的《倾城之恋》, 也就成了一个奇特的文本:它成就了张爱玲, 也画下了她走不出的界限;它显示了张爱玲思路的独特、创作的优长, 也在有意无意间碰触了她一生都难以突围的主题。

张爱玲与《倾城之恋》之间有一种意味深长又千丝万缕的缠绕, 这种缠绕, 既增添了《倾城之恋》的魅力, 也为走进张爱玲自身独辟了一条“蹊径”。通过这条“蹊径”, 我们可以看到, 她是多么倔强地眷恋其内心的封闭世界。

在张爱玲的“自我”里, 一面是机智聪敏、才情灵性、犀利精妙, 同时又自我耽溺、自怜自赏、放恣任性、执拗倔强, 另一面是虚无、支离、错杂、悖论、残缺、迷惘与孤独。在她身上, 二者的关系:不是前者否定了后者, 相反, 恰恰是前者造就了后者。

《倾城之恋》的结尾，是白流苏和范柳原回到了上海，成为了白家人人嫉妒的对象。

可流苏还有惆怅——她成了富家子柳原名正言顺的妻，现在他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倾城之恋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它讲了一个侥幸的婚姻，和一个短暂存在过的爱情。

在那故事背后，躲着一个清醒的女人，也曾有过一段倾城的往事，却做了不同的选择。

人们常说张爱玲晚年，如何凄苦。其实不然，她乐得清静，自愿把生活的琐屑之物一减再减。家徒四壁，是为了与自己的灵魂直接对话。

她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

质本洁来还洁去，待到尘埃落定，她只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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