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地理志》誤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疾陵城”為“陵城”，此乃因襲清武英殿本、懼盈齋本《舊唐書·地理志》之誤。清羅士琳等《舊唐書校勘記》提出的所謂“疾陵城”與“陵城”之差異，亦乃參考清後期諸本誤刊所得。
關鍵詞：波斯都督府；陵城；疾陵城
作者簡介：陳晶晶（1995—），男，甘肅靜寧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學與歷史文獻學；馬振穎（1992—），男，山東桓臺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文獻學、西北史地。
基金項目：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至公”研究生科研訓練項目“漢唐金石敦煌歷史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8LSZGA002）的階段性成果。
唐朝初年，隨著東西突厥的相繼覆滅，唐朝疆域迅速向西拓展，高宗時期，已西逾蔥嶺， 延至波斯。顯慶三年，唐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升為安西大都護府。時波斯國久為大食所侵擾，於龍朔元年（661）歸附唐朝，唐於其地設波斯都督府，隸屬安西都護府。1975年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地理三》載：
龍朔元年，西域諸國，遣使來內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 六，皆隸安西都護府，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之……波斯都督府于波斯國所治陵城置。
由此可知，高宗龍朔元年，唐朝于波斯“陵城”設立波斯都督府。又其卷一百九十八《西戎》載：
（波斯）卑路斯龍朔元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
《西戎列傳》中的波斯都督府駐地為“疾陵城”，而非《地理志》中的“陵城”。故波斯都督府的治所名稱“疾陵城”或“陵 城”者，就今中華書局本《舊唐書》本身記載，便有兩種說法，且僅一字之差。關於唐初波斯都督府治所，《中國歷史的地圖集》標識於今伊朗之扎博勒，並無爭議。今僅對其原名稱爭議問題進行考辨，其他不論。
一、唐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考證
中華書局本《舊唐書》關於波斯都督府治所名稱的記載只有以上兩處，無第三處，所以， 僅以此本《舊唐書》中的相關記載進行本校分析，無法證明“陵城”與“疾陵城”（亦即《西戎列傳》與《地理志》）孰正孰誤。
於是，在此需要參考中華書局本以前《舊唐書》的其他版本進行對校分析。《舊唐書》的古籍版本集中在明清兩代，現存的有嘉靖聞人詮刻本、乾隆武英殿刻本、道光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同治浙江書局本、同治廣東陳氏葄古堂本、張元濟百衲本（以宋紹興兩浙東路鹽茶司刻本殘六十九卷為底本，參聞人本刊印）等。現存最早的完整刊印本，是明嘉靖聞人詮、沈桐本（後文簡稱“聞人本”）。
聞人本《舊唐書》（本作《唐書》，今便宜改之，注引同）卷四十《地理三》載：“龍朔元年西域諸國遣使來內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 ……波斯都督府于波斯國所治疾陵城置。”又其卷一百九十八《西戎》載：“卑路斯龍朔元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如上所述， 很明顯，聞人本《地理志》與《西戎列傳》關於該地名的記載均作“疾陵城”，並無差異。張元濟百衲本《舊唐書》是以宋殘本為基本，參考聞人本進行重刊的，其《地理志》與《西戎列傳》中關於該地名的兩處記載，亦與聞人本完全相同， 今不贅引。
以上最早的兩版《舊唐書》中，《地理志》與 《西戎列傳》關於該地名的分別記載並無差距， 即皆作“疾陵城”。
若參照與《舊唐書》成書時間相近的文獻， 如《唐會要》、《太平寰宇記》、《新唐書》等書的相關記載，便可以進行他校分析。
成書於北宋建隆二年（961）的《唐會要》卷一百載：“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使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之。詔遣隴州南由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此與中華書局本《舊唐書·西戎》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波斯都督府的治所名稱，亦作“疾陵城”，異於舊志。
成書於北宋雍熙（984—987）時的《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六《安西大都護府》載：“波斯都督府，于波斯國所治疾陵城置。”此與《舊唐書·西戎》記載相同而與舊志記載相異。
成書於北宋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書》 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記載：“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國疾陵城置。”
又本書卷二百二十一下 《西域下》記載：“龍朔初，又訴為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為都督。” 由此可見，其《地理志》與《西域列傳》關於波斯都督府所在的記載均為“疾陵城”。
《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獻通考》、 《續通典》、《鹹賓錄》、《讀史方輿紀要》、《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書，俱有記載，皆作“疾陵城”而 非“陵城”，今不贅述。
《唐會要》的最終成書僅比《舊唐書》晚十餘年（《舊唐書》成書於後晉開運二年［945］）， 它是以唐德宗時蘇冕的《會要》與宣宗時崔鉉的《續會要》為基礎的，之後王溥經整理與續修，完成的斷代百卷本的《唐會要》。《舊唐書》的成書，直接抄錄了大量的唐代原始文獻，這是與《唐會要》的共同之處。王溥《唐會要》與 《舊唐書·西戎列傳》關於波斯都督府治所的記載文字幾乎完全一致，可能是《唐會要》參考了 《舊唐書·西戎傳》，更可能是二者都參考了唐官方文獻。正如黃永年《唐史史料學》所說：
《唐會要》“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所說“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殺傷吏人、掠虜畜產並報）”，以及實錄中有關記載，應是四裔傳史料的主要來源。用四裔傳和今本唐會要互相對勘，發現 所記事實大段符合，有些連文字都一樣，但又互有詳略，可見既非修撰四裔傳者襲用蘇冕 《會要》、楊紹復《續會要》，也非北宋初王溥修今本《唐會要》時襲用四裔傳，而應是二者同出一源。
所以，退一步講，即使最早版本的《舊唐書·西域》中關於該地名的記載作“陵城”，則基本同時成書的《舊唐書》與《唐會要》兩書中，關於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的記載便共有三處，其中兩處作“疾陵城”，僅一處作“陵城”，因而相比之下，“陵城”之說，很有可能是錯誤的。再者，在隨後不久成書的《太平寰宇記》與《新唐書》中，關於該地名的記載，均作“疾陵城”而無他疑。此二書的成書，都對《舊唐書》做過巨大參考，若當時的《地理志》關於該地名的記載異於《西戎列傳》，茲二書理應不會忽略如此明顯的差異，但傳世二書關於該地名之相關記載， 俱同於《西戎列傳》而未作任何異議。這就證明，或者《舊唐書·地理志》關於該地名的記載明顯錯誤，彼二書直接參考了《舊唐書·西戎列傳》的記載（《新唐書》成書之後，《舊唐書》基本廢棄不傳，故沒有必要對其《地理志》之誤載進行勘正）；或者，《舊唐書》的《地理志》與《西戎列傳》在成書之初關於該地名的記載是相同的 （正如前文所證），即均作“疾陵城”，其出現的地名差異可能是後來傳抄或刊印過程中的錯誤，如此，《太平寰宇記》與《新唐書》關於該地名的記載便理所應當載為“疾陵城”而不做任何異議。不管這兩種可能哪個成立，該地名都應作“疾陵城”。
綜上可知，對於唐初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的記載，除了《舊唐書·地理志》之“陵城”外，包括《舊唐書·西戎列傳》在內的其他古籍文獻均作“疾陵城”且無爭議。所以，可以肯定，波斯都督府治所的地名應是“疾陵城”而非“陵城”。
二、唐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校勘問題辨析
關於《舊唐書》所載的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問題，清羅士琳、陳立、劉文淇、劉毓崧《舊唐書校勘記》卷二十二載：“波斯都督府所治陵城置，寰宇記、新志，陵上俱有疾字。”由此可見，羅本《舊唐書校勘記》指出了《舊唐書·地理志》與《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二書關於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的差異，即“陵城”與 “疾陵城”之異。
然除羅本《舊唐書校勘記》指出了該問題外，清代長期以來各種有關《舊唐書》校勘考證的著作，均未指出該差異，如清丁子復《唐書合鈔補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名作，均無此例。且近人張森楷《舊唐書校勘記》、龔道耕《舊唐書補校》，今人詹宗祐《點校本兩唐書校勘匯釋》、吳玉貴《唐書校勘》等著作並無。暫拋開近今成果不談，為何在校勘成風的清代中後期，只有羅本《舊唐書校勘記》提出該差異？羅氏等所謂差異，是源於何處的？又1975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 地理志》中的“陵城”之誤源自何處？
從現存諸本《舊唐書》來看，除了以宋本為刊印基礎的聞人詮本（黃永年以為“聞人詮刻書序所據‘舊籍俱出宋時模板’，則是用宋本重刻，但與現存紹興殘本在文字上又間有異同， 因此又有人認為系‘別據一宋刻’。”）、百衲本外，其他現存版本，如懼盈齋本、同治浙江書局本、同治廣東陳氏葄古堂本等，皆是以乾隆武英殿刻本為基礎的。羅本《舊唐書校勘記》 的校勘底本是岑懼盈齋本，所以其本質上是以武英殿本《舊唐書》為校勘基礎的，則《舊唐書校勘記》中提出的該問題，很可能源於武英殿本。1975年中華書局本點校《舊唐書》的底本， 也是懼盈齋本。黃永年以為：“《舊唐書》點校不用保存舊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經沈德潛等篡改過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 而且點校也極草率。”“繼承了殿本改竄文字的壞習慣。”現在，參看武英殿本《舊唐書》卷四 十《地理三》載“波斯都督于波斯國所治陵城 置”，果有此誤。而其卷一百九十八《西戎》 載：“……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即《西戎列傳》之記載並無誤。
故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在《舊唐書·地理志》中誤作“陵城”，應是從乾隆武英殿本開始的，此錯誤岑氏懼盈齋本沿襲之，所以羅氏等依懼盈齋本校勘《舊唐書》時，指出瞭如是“差 異”。同樣，1975年中華書局依懼盈齋本點校 《舊唐書》時，也沿襲了此錯誤。
首先，以武英殿本《舊唐書》為基礎，包括該本在內的清後期諸本《舊唐書》在刊印時將 《地理志》中的“疾陵城”刊印為“陵城”，此是一誤。
其次，羅本《舊唐書校勘記》提出的舊志與新志、《太平寰宇記》關於此地名記載的所謂 “差異”，又是一誤。
最後，1975年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地理志》關於波斯都督府治所的地名，因襲懼盈齋本，誤作“陵城”，又未列出與分析解決羅本 《舊唐書校勘記》中提出的上述“差異”問題，此又是一失。
來源：《西夏研究》 2019 第3期
選稿：常宏宇
校對：何涵
審訂：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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