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几写了一部《史通》，被今人称作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此书的《古今正史篇》云——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示范。

刘知己的这段话，既讲了伪孔传《尚书》的出世，又讲了"经学"在东晋发生的一场大变化。

已写过"《尚书》稽故"一文，大致讲了《尚书》的内容和成书时间；书名含义及从《书》到《尚书》的变化；逸书的发现；《古文尚书》之由来；今文和古文经学的差异及论争等等。

本篇，则专门把伪孔传《尚书》有关情况，介绍与有兴趣的朋友。

一，东晋偏安与梅赜献书。

公元266年，司马炎篡魏，从其父司马昭晋公之名，定国号为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280年，西晋灭吴，实现统一。但没几年，就生八王之乱。316年，短命的西晋被匈奴灭掉了。

从西晋倾覆，长期积淀的文化，也遭受了秦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极大破坏。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

永嘉伤乱，众家之书并亡。

朝廷藏书尽毁，民间之书损失大半。

317年，西晋皇室南逃建业。司马睿仍称晋之国号，即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司马睿这个晋元帝，不是没有光大东晋之想法。于是，有了豫章内史梅赜献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一事；也有了朝廷增原来的经学博士五人至九人，再至十一人终及十六人一事。其中，《尚书》博士占二人。

关于梅赜献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载——

《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这段话，前面讲的是古文派的传承，后面讲，在西晋的时候，梅赜已经向皇帝献了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

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序》还说——

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其后传授乃可详焉。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施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

孔氏所说的这两段话，是晋以后的儒学经学家们深信不疑的。

不过，唐修《晋书》，为今日《二十四史》中版本。其中未有孔颖达所说内容。唐之前，各种晋书约有十八至十九家；到宋时，竟有晋书二十三家。孔颖达或凭藉了其中一种说话。

然所谓皇甫谧采用孔安国传《尚书》，一定是讹传了，孔颖达误读了《帝王世纪》所引的"桀卒于鸣条"，"桀"应为孟子说的"舜"，版本误刻而已。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是对梅赜这个人记录最多的，但是，名字写作"梅颐"。

所以，梅赜究竟如何献伪《古文尚书》，是一段未了的公案。

二，伪孔传《尚书》之概貌。

伪孔传《古文尚书》，全书共五十八篇。为何是这个篇数呢？因为西汉刘歆的爸爸刘向说过《古文尚书》有五十八篇这个话，伪造者要凑这个数。

此书的每篇，都有伪造的孔安国的"注"，只有《舜典》除外，因为伪造者没有找到可依据造假的《舜典》，于是用王肃本《尧典》的后半段假造了一篇，此篇不标"孔氏注"而标"孔氏传"。

曾传，汉代有今文《尚书》百篇本，孔安国为之"作序"。其实这也是讹传，史上并无其事。所谓"孔序"，亦为伪造。

此伪孔传《古文尚书》，则将"孔序"改为"孔注"，分插在各篇之首或篇尾。全书之前，又以孔安国口气伪造了一篇《尚书序》。后来的治经者，称此"序"为《书大序》。

《书大序》曰——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讨论文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至鲁共王好治官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为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

西汉初年伏生口授《尚书》，弟子以汉隶记录，成书三十三篇。此伪《古文尚书》，借孔安国《大序》，讲了其比伏生本还多了二十五篇，即为五十八篇。

多出来的二十八篇伪《古文尚书》是——

【虞书】：1，《大禹谟》。

【夏书】：2，《五子之歌》；3，《胤征》。

【商书】：4，《仲虺之诰》；5；《汤诰》；6，《伊训》；7-9，《太甲》三篇；10，《咸有一德》；11-13，《说命》三篇。

【周书】：14-16，《泰誓》三篇；17，《武成》;18，《旅獒》；19，《微子之命》；20，《蔡仲之命》；21，《周官》；22，《君陈》；23，《毕命》；24，《君牙》；25，《冏命》。

这二十五篇，共十九题。其中，《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伊训》、《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周命》九个篇题，亦在"逸书十六篇"中；从今文《尧典》中分出的《舜典》以及《皋陶谟》分出的《益稷》，也在"逸书十六篇中"。但是，缺了十六篇的《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题，多了《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八题。

这也说明，造伪传《古文尚书》者，并不熟悉"逸书十六篇"，只是从《书序》百篇里挑选篇目凑数而已。

三，伪书立于学官当属必然。

1，伪孔传《古文尚书》，在东晋初年立于学官。

《晋书.元帝纪》——

建武元年十一月：置史官，立太学。

大兴二年六月：置博士，员五人。

当时南方望族的贺循、荀崧、车胤等人参与了此事。

《通典》卷五十三载：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

大兴(318- 321)初，欲修立学校，惟《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立博士。

《晋书，荀崧传》：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

总之，东晋最初设五经博士五人；贺循谏议增加三人，皇帝增为九人；荀崧提议再增加四人，结果批准了三人；最后到了十六人。这十六个人都是主管传授今文和古文五经的太学博士。

2，东晋，伪孔传《古文尚书》得立于学官，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

不早不晚，伪孔传《古文尚书》恰好在东晋出现，有其必然的原因。

首先，从最重要的原因来说，晋世王朝败逃南方，仓皇甫定，需要寻找自己得以苟延的精神支柱。

什么最重要呢？无疑是所谓历代圣主的"政训"——《尚书》。一方面，似乎可以激励统治者自身反躬自省；另一方面，也可以靠其聚拢臣民集于大纛之下。一部从未有过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恰好可尝其心愿。

其次，就另一个社会原因来说，西晋的失败，很关键的一点，是门阀政权的形成。

魏王朝的九品中正制，扶植发展起来的大地主的世族豪门，从上到下把掌了各级政权；而且，晋代实行的王国分封制，与汉代的衣食租税封王之爵制度相比，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豪族控制了西晋各级国家机器，选拔官吏全凭门第而不重才学，改变了汉代官吏都需从儒生中挑选的常规，这使两汉确立的所谓"贤良方正"和"通经致用"的选拔人才标准彻底失灵。正如《陈书.儒林传》所说:"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素，罕通经业矣。"只要门第显赫，不学无术亦可任吏拜官。由此对西晋官僚政治破坏之大，可想而知。

再次，从曹魏到西晋，上层统治者在物质上的腐化享乐、骄奢淫逸是出了名的；在精神层面，则推崇玄学、导倡清谈，形成所谓"正始风流"的潮流，文人士大夫一概追求玄虚超逸，以致"清谈误国"。

鉴于以上原因，东晋政权希冀东山再起，一是要需找自己的精神支柱；二是要扭转西晋的弊政恶习，就只能求助于重振儒家经学了。

其实，自魏开始，佛教迅速在中原昌盛。这与朝廷的大力推广是分不开的，因为，这对稳定社会，维护政权，确实大有好处。

但是，南逃之后，搬出主张"出世"的佛教作为重振旗鼓的思想武器，明显南辕北辙。因此，东晋政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儒家经学了。

这就是东晋增立经学博士，包括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官学的必然原因。

四，东晋经学巨变面面观。

两汉，是个文化昌盛时期。

后来，经历了西晋开始的"永嘉之乱"，不仅中原沦陷，且文化亦遭受巨大破坏。

比如，就两汉经学来说，以今文注释"五经"的十四家著作，亡佚严重；以古文注解《易》、《书》、《春秋》等的著作，亦损失大半。包括曾非常著名的马融、郑玄注解《书》、《易》；贾逵的《左传注》等，也散失殆尽。至今，只能从其他古籍的转引、略述，才能觑其一斑了。

当然，有学者认为，以上这些经学著作的佚失，与汉代学者思想的抱残守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无关系。此话亦有道理。

东晋经学巨变，形成了官方认可的一套经学"标准教材"。主要是五部——王弼所撰的《周易注》；郑冲、孙邕、何晏等人所撰《论语集解》；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注《春秋穀梁传》；加上此文所说的标为《孔氏传》的《古文尚书》。

这五部"教材"，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做过"修订"的。例如，王弼、何晏把汉代专讲卜筮象数的《易》，改为以老庄玄理来解释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注疏》，用的就是王弼注再加上《系辞》以后的韩康伯注；《论语集解》，则由何晏加入了许多玄学之说，等等。这种修订的益处是，一是突破了汉儒自我禁锢的藩篱，广纳博采，吸收各种成熟见解；二是使深受谶纬影响的神秘化今文经学转变为哲理化；三是也比汉代古文经学更为注重训注的根据，对经义的阐明更为通达。

如此便形成了魏晋经学的鲜明特色，亦可解释何以这几部重要经注流传至今。

魏晋经学中的这部伪孔传《古文尚书》，撇开伪造这一点不说，其总体上总结和承袭了两汉经学在《尚书》注解方面的几乎全部成就，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了汉代古文经学的思想，也有其突出的特色。

第一，伪孔传《古文尚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传承并光大了汉儒古文经学的"圣道王功"思想。

此书中，讲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乃一脉相承"，这一帝王脉络，就是"圣道"。书中，伪造了一篇《大禹谟》，此绝非无意之举，而是大有深意。

此篇讲，舜从尧那里所承受之道，又谆谆传授给大禹。文中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被后来儒家称为"虞廷十六字"，称颂其为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亦成为后来儒家哲学理论的基石，宋儒的"道学"，即源此"人心"、"道心"十六字"心传"推演而出。

第二，伪孔传《古文尚书》极有针对性地突出和强调了"纲常"秩序的重要性。

西汉末年的王莽，曾大肆利用《尚书》中关于尧舜禅的记载，实现自己的篡位；同样，东汉末年的曹丕以及司马氏，也都大讲《尚书》里周公践阼莅政的事迹以实现篡权。东晋儒学，显然深刻总结了上述教训，因此，在孔伪《古文尚书》中，通过上古贤王之口，反复强调了强化"纲常"维系政权的重要性。

例如，焦循《尚书补疏.序》即说——

《礼记》的《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异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齮龁，又托《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谈。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

焦循这是说，汉儒按照《明堂位》解释《尚书.大诰》，结果造成王莽篡位。自那开始，曹丕、司马氏和陈隋唐宋等辈都借此说事。孔氏《传》作者，他亲眼见到了上述的僭越之事，假托孔安国之名，批驳郑玄。束皙伪造了《竹书》，说舜囚尧，启杀益，太甲诛伊尹，都属君臣异位，胡说八道。孔传《古文尚书》，就是要倡君臣必分上下，决不允许僭越抗害之事发生。

说得够明白的了。其实，焦循也知道所谓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传》不一定是真事。

第三，伪孔传《古文尚书》构建了一整套封建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体系。

此书中所伪造的《太甲》、《仲虺之诰》、《说命》、《旅獒》、《同命》等篇，分门别类，配合紧密，既各有其中心内容，又相得益彰构成儒学封建道德的体系，成为此后千多年封建社会所需的政治哲学重要经典。如果说，两汉时期，封建君主在代秦之后，尚不明确应该建立何种适用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话，东晋时期的这部伪孔《古文尚书》，是一次集大成的构建过程。

到了宋代，对于伪孔传《古文尚书》的解读研究，达到了巅峰水平。宋代大儒朱熹，是极其明白此部著作为伪作的，但他看破不说破，去世前一年，还嘱咐自己的学生蔡沈进一步研究。蔡沈秉承先师遗志，写了《书集传》，但仍然是看破不说破。于是，师徒二人的思想和这部书，成为《尚书》正学。

总之，如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序》中谈到的对伪孔传《古文尚书》的评价——

其辞富而备，其义弘尔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

历代朝廷和儒生们接受这个评价，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时才有比较多的学者站出来对此书群起而攻之。

陈梦家《尚书通论》；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

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

刘起釪《尚书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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