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寫在人民心中的，歷史不容抹殺，也是抹殺不了的。一切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戰爭歷史責任的言行，不論以什麼形式出現，不論講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自欺欺人的。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我們隆重紀念這一偉大勝利，深切緬懷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努力營造崇尚英雄、捍衛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的社會氛圍。然而，仍有一些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等反面人物翻案的奇談怪論，它們干擾人們的思想意識，挑戰民族的價值底線。對此，我們要進行正確判斷和科學分析，揭示其實質和危害，防止其氾濫，消除其影響。
一、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任性”
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面對外敵入侵，總會有一些為“小我”舍“大我”、出賣祖國利益之人。中華民族歷史上也曾出現一些漢奸，如秦檜、吳三桂、汪精衛等，這些人一直都是反面典型，遭人唾棄。然而今天，一些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任性解構歷史、歪曲真相，公然為漢奸叫好、翻案。
只講抽象的人性，不講人的社會性。從抽象的人性出發是一些人裁剪歷史、為漢奸辯護的基本手法。有人認為，說漢奸是自願主動、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有人說，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漢奸的選擇也不那麼不可饒恕。這種言論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個體生命不僅包括漢奸的生命，而且包括其他人的生命，如果是因為保全漢奸的個體生命而犧牲其他人的個體生命，那同樣是對個體生命的不尊重。這種言論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國家，每個人的個體生命都將無法保全。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135頁）就是說，根本沒有什麼抽象的人性，人是社會性存在物，離開了社會，個人根本無法生存和發展。
曲解傳統，巧言辯護。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正是在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實現的。有人據此認為，“漢奸”一詞只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岳飛、文天祥等被稱為“民族英雄”實在不妥，而秦檜投降金朝，其實相當於促進中華民族的“歷史大融合”。有人提出，中國一直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劃定民族的標準是文明而不是血緣，漢奸倒向日本其實是選擇了“同文同種”，比選擇滿清更能代表中華文化的一方。還有人從傳統文化的“實用主義精神”、愛好和平的傳統來為漢奸辯護，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識時務者為俊傑”、“天上的天鵝不如手中的麻雀”的處世哲學，中國人也一直不喜歡戰爭，從這樣的哲學和傳統來看漢奸的行為，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這些歪理邪說無疑曲解了傳統，消除了國家和民族的概念邊界，抹殺奴役侵略與被奴役被侵略的本質區別，無視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和“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氣節。
顛倒是非，反邪為正。為漢奸辯護的一個常見手法就是“發掘”漢奸身上所謂的“閃光點”，並加以放大，由此改變漢奸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有人說，愛國應該一致，方式不必求同，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的表現，漢奸實際是“曲線救國”。有人說，漢奸投敵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是中國政府內部鬥爭的“犧牲品”。有人說，漢奸不是生來就是漢奸，汪精衛年輕時也是“熱血青年”，曾謀刺攝政王載灃。有人則為漢奸政權塗脂抹粉，說什麼偽滿洲國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為目標的國家。還有人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等等。列寧曾經指出：“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64頁）用漢奸的所謂“閃光點”為其翻案，就是把歷史碎片化、孤立化、簡單化，就是一種連兒戲都不如的胡言亂語，是一種“侵略有功，反抗輸理”的殖民地文化論調，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唯心主義言論。
二、顛覆歷史是為表達政治上的訴求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歷史，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反映的不僅是思想情感、心理訴求，更是立場觀點、價值取向。為漢奸翻案，對歷史事實肆意歪曲，對歷史結論妄加顛覆，超出了學術研究的底線，具有強烈的政治取向。
消解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有作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獨特精神著稱於世。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和靈魂，是我國各族人民風雨同舟、自強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對外來侵略者無比痛恨，對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無比鄙視，對愛國仁人志士無比崇敬，已經成為我們寶貴的民族性格。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在外敵入侵、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的危急關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越加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歷史上，中華民族經歷過多次內憂外患，也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但最後總是歸於統一，靠的就是愛國主義的強大力量；抗日戰爭中，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強勢入侵，全體同胞“誓死不當亡國奴”，挺身而出，共赴國難，爭相投入保家衛國的偉大斗爭中，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靠的還是愛國主義。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主義依然是激勵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然而，為漢奸翻案、為反面人物正名，它所帶來的不僅是對歷史的懷疑、思想的混亂和價值的失序，而且是對愛國主義精神的消解，是對中華民族脊樑的侵蝕。如果任由此種思潮氾濫，就會動搖我們國家和民族存在的根基。
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鉤沉論二》）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歷史被抹殺、割裂、扭曲，勢必會墮入歧途。近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醜化、汙衊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漢奸翻案，呼應西方“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企圖，是“和平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被拿來為其翻案的漢奸並不是隨意的，而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歪曲民族抗爭的歷史，對叛徒、漢奸、反動統治者歌功頌德，英雄人物不再被視為高尚和值得推崇的，漢奸賣國賊反而得到一些人的青睞，這不僅令抗戰英雄心寒，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人民的偉大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的否定。如果任其蔓延，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確立的領導地位就會受到質疑、否定，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蘇聯的教訓尤為深刻。從否定列寧、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蘇共歷史，結果是信念被動搖，思想被搞亂，終致亡黨亡國。
造成道德混亂、價值失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為漢奸翻案，反映的不僅是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更是對待現實的態度問題。否定已有的歷史結論，歪曲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掩蓋歷史真相，歷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挑戰。同時，歷史扭曲的背後是道德的混亂和價值的失序，是對與錯、是與非、美與醜的混淆，是對理想信仰的踐踏，是對一些人的陰暗心理的迎合。長此以往，國家的核心價值體系就會崩塌，整個社會就會失去凝聚力、向心力，最終的結局是社會動盪、民族衰敗、國家滅亡。
三、自覺維護風清氣正的思想氛圍
一個民族要有遠大的未來，就必須具有反省的精神。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歷史創痛，深刻反省“漢奸現象”，高度警惕和自覺抵制為漢奸翻案思想濁流，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堅持用唯物史觀認識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緻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應如此。要堅持全面的、歷史的、辯證的觀點，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把歷史人物放到歷史過程中，放到整個民族發展的進程中，立足於人民大眾的立場，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對其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不能苛求歷史人物，更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只有這樣，才能戳穿為漢奸翻案者製造的種種謊言，揭開他們散佈的重重迷霧。
堅持進行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教育。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智慧寶庫。習近平總書記將歷史形象地比喻為“教科書”、“必修課”、“清醒劑”，強調我們既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回顧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歷史，各族人民的同仇敵愾、寧死不屈，革命先烈的錚錚鐵骨和凜然正氣，令人感奮，催人奮進。這些歷史的真實，充溢著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加以宣傳，特別是要理直氣壯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偉大成就和實踐經驗，講好歷史故事，走近歷史真實，引導人們鄙視漢奸、痛恨漢奸、揭露漢奸，引導人們崇尚英雄、捍衛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不斷昇華思想境界，最大程度地擠壓為漢奸翻案者“任性”的空間。
堅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批判為漢奸“翻案”的濁流只是“破”，我們還需要“立”。而“立”就是要“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國家軟實力的靈魂，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抵制各種歪風邪氣，清除各種歪理邪說，就必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良幣”驅除“劣幣”，用“正氣”壓倒“邪氣”。如此長期堅持，我們的思想空間就會清朗起來。另外，為漢奸翻案的種種言論，大部分是通過互聯網傳播的，因此，要抵制為漢奸翻案的濁流，就必須牢牢守住網絡這個“主陣地”。對於隨意解構歷史、歪曲真相，肆意翻案的行為，要及時予以反擊、批駁，發揮輿論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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